谢老也走了。
今晚8点多收到的国发兄转寄的小玲的邮件中写的是，谢老是在上午9时5分离开的。此时的我，泪流满面地坐在电脑前，心中体验着那种失落和孤独。不像是谢老去世了，而像是自己被深深敬爱和仰赖的长辈撇下不要了、不管了，心中充满的与其说是对谢老去世的惋惜，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自己被命运抛弃的委屈。这种情感，就叫作依恋。
虽然谢韬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我早略有耳闻，但是，真正感觉到和谢老的缘份，是在2007年我完成《超越马克思主义(征求意见稿)》之后。
那时我正在台湾辅仁大学士林哲学中心学习，学习的课程几乎排满了周一至周五的所有上、下午。我在两个月(2007年3-5月)学习之余完成了《超马》的最后一篇。
从2000年我打定主意完成超越马克思主义这个研究课题时，就同时不得不撑起了那种在中国特定国情下的“非法性”造成的精神压力。那个时候，我不能保证这个课题做出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再次被取消教学资格、被赶下讲台，到被开除公职，甚至失去自由――这些精神准备都需要有的。为了避免授人以“有组织”的把柄，这样一个大课题，从自己的安全和他人的安全考虑，我也在明知自己学养不足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决定不与任何人合作，独立完成。实际上整个写作《超马》的过程，自觉地从事一种以身载道的事业的兴奋感，与内心潜在的恐惧感，以及那种孤军做战、不知前面的路走得通走不通的茫然，都是很真切的。所以要紧赶慢赶，赶在在台湾学习期间完成《超马》，并把它散发到网上，很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的人文环境使我心理上有一个不那么恐惧的安全地带。也正是因为赶写《超马》，在台湾期间，除了辅仁大学士林哲学中心组织的参观、游览活动外，我没作任何其他观光旅游。
我一向就是一个情感上非常软弱并且害怕皮肉吃苦的人。我喜欢以妥协、让步的方式来解决自己不得已涉足其中的争端。我可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却不大可能做到酷刑不能屈。完成了《超马》的(征求意见稿)就像是当妈妈的顺利地生出了一个自己的宝宝，那种欣喜与自豪的感受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我必须面对和战胜自己内心对惨无人道的专制的真切的恐惧，我想这种体验也是那些性格非常刚强的义士们不可能有的。而这种恐惧，在这个写作计划完成之日，恰恰也正是它由潜在变成显在之时。
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在台湾通过互联网知道了谢老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只有社会民主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文章的消息。由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署名发表的这篇文章，虽然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是，这样鲜明地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是人间正道，这样鲜明地为过去被批判了几十年的所谓“修正主义”正名，在当时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语，对于我是多大的鼓舞和鼓励可想而知。这种石破天惊的效果，可以“左”派们当时对谢老这篇文章的口诛笔伐、狂轰烂炸为佐证。谢老显然是要承受相当压力的。
在从台湾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做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一下飞机，先被带走传讯。然而，这样的我非常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顺利地回到家中。接着，我抓紧时间复制了《超马》的平面打印稿，亲自跑到明德楼里的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郑重地委托这个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把它上交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超马》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形式的惩罚。这种出乎我意外的顺利使我越发意识到，谢老的“只有社会民主主义可以救中国”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我意义重大。它吸引了反动派的火力，拓展了安全的政治话语空间，等于是为《超马》和我本人扫了地雷排了险。我由此感到谢老和我之间有一种深深的缘份。他发表“只有社会民主主义可以救中国”时，并不知道我正在写，并且就要完成《超马》征求意见稿。我完成《超马》始终处在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恐惧感中，那时我和谢老这样的思想前辈们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我也不知道《超马》写出来时，会得到这样一种似是上天妙手安排的“掩护”和支持。我只能说，跟谢老的缘份是我人生中得到的最为珍贵的命运的厚予。
就是这种缘份，使我必然地会跟谢老联络。跟谢老第一次通电话，谢老就告诉我，跟我通电话他非常愉快。而且他们早就知道我这个曾经的“人民大学××功顽固份子”的名字和“事迹”，并且在道义上是站在我一边的。后来我去谢老家拜望了他和夫人卢玉老师，很快跟他们建立起同道、亲人加忘年交那样的感情。我真地是相识他们恨太晚。同在一校，这么好的前辈，怎么自己竟然这么晚才去结交?他们那样喜欢自己，早结交几年，该能得到多少他们的感情滋润、谆谆教诲和宝贵的人生经验?
我感觉卢玉老师和谢韬老师对我除了在理论观点上的理解，在理论事业上的支持外，还像对孩子那样对我宠爱有加，我对他们也像是对呵护自己的长辈那样依赖和敬爱。卢玉老师擅长烹饪，我在他们家吃过饭。卢玉老师知道我嘴馋却不喜欢做饭，一次吃过饭后，把那些她做的好吃的剩菜全部给我打包带回家。谢韬老师和卢玉老师住院期间，我都曾多次探望。我非常、非常想留住他们，非常、非常期待上天会在他们身上展示出起死回生的生命奇迹。但是，我也意识到，实际上他们一生都在创造奇迹。谢老一生坎坷，因胡风事件1955年入狱，1965年刚获自由，1966年又在文革中再受批判。卢玉老师则在那样的政治压力下，一个人顽强地担起生活的重负，把几个子女都教育成人品正直、各有所长的人。他们由于精神力量的强大，所以能在经历了各种人生痛苦后，活到八、九十岁的高龄。在所有他们创造的奇迹中，有一种奇迹我想会是上天最为满意、嘉许和得意的。那就是，无论是监狱铁窗、世态炎凉、风霜雨雪，还是人生成就、高德重望、掌声荣誉，都始终无损于他们天然纯朴的本性，无改于他们明辨善恶的良知，无动于他们对这个充满苦难、不幸、悲苦的世界可以变得更好的信心，无变于他们以身载道的执著和乐观豁达、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可贵精神。
我们这些深深敬爱谢韬、卢玉老师夫妇的人，要尽快地从他们的离去带来的伤感中超拔出来，承担起他们曾经担在肩上的道义，继续在正道上坚定地走下去。如果他们在天有灵，这一定也是他们所最期待的。
卢玉老师于去年12月8日离开时，我写过几段“长城启示录”的纪念小诗。这里摘出其中第五首，缅怀谢老，也作自励：
我也有似水柔情
我如海样包容
君不见
我把坚固与随和
融为一体?
山高就高
谷低就低
蜿蜒起伏
延绵万里而不断
下不轻蔑高不媚
辱不介意宠不惊
天地间没有我
与之争强的敌手
时空里唯有我
不能推卸的使命。
小诗里的“我”并非自指，而是拟长城以第一人称的自白，意在张扬长城展示出的精神内涵。卢玉老师、谢韬老师都是以一生诠释着这种即凡即圣的长城精神的人。一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在了，我就更加意识到他们精神的伟岸，我就好想念他们，好想念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