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段，在家时间很少，谢老去世，把去年几篇回忆谢韬先生文章整合修改成一篇，以作对老人的纪念。
年初就得知谢韬脑梗住院，说话困难。但老人去年刚在新浪开博，博客上还有他开博前不久写的文章、发表的演说，总觉得谢老能扛过这一关。大半年过去了，8月23日，医院偶遇社科院一位朋友，问起谢老情况，他说，老人恐怕不行了。没想到两天后的深夜，一条来自自贡的短信传来谢老去世的噩耗。
早就知道这位不凡的老人。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时，他正担任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听系里老师说，谢韬很开明。那个时候人民大学宽松的学术气氛，我自己也深有感受。后来在成都听了他一次哲学演讲，感觉到他的观点跟官方哲学有相当距离。真正近距离接触谢老，是从2005年岁末开始的。
岁末的一天，受邀去参加一次聚会。到地方后，才知道是谢老85岁大寿。尽管20多年前只在校园里见到过谢老，在成都听过他一次演讲，但还是从很多人中一眼认认出了他。苍老了许多，可是精神矍铄，笑得很开怀，一如过去校园漫步的那个朴实、谦和的老校长。
寿筵聚会是彭真一位老部下张罗的和主持的。他以祝寿词《好人谢韬》开场。祝寿词不长，却浓缩了谢韬的传奇经历：早年在民主自由理想的召唤下投身革命，1949之后，对新政权在民主党派、民族资本家等问题上的背信弃义、过河拆桥做法有看法，直言不讳表达出来。当胡风被打成特务，谢韬又毫不避讳，出来为他此前并无私交的胡风抱不平，结果被毛泽东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成为专政对象，投进秦城监狱，成了最早关进秦城监狱的共产党员。十年牢狱之灾后，被发配自贡老家，又遭逢文革，经历了比蹲监狱更残酷的磨难。直到文革结束后的赵主政时期，赵点将启用，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谢韬对这所带浓厚党校色彩的学校作了大手术、大换血。这所学校在80年代的学术重镇中占有一席之地，谢韬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
主持人发表祝寿词之后，自然是寿星讲话。他讲的内容，我大多不记得了，但印象深刻的是，他特意向所有来宾介绍了两个普通中年女子。他告诉大家，在被发配自贡、成为贱民落入最底层时期，这两个当时才十几岁的女孩像亲人一样照顾他和他的家人，这种在黑暗、冷酷时代难得的人间真情给了他和他的家人很大慰藉。几十年过去，两个当年的患难小友已是中年，早有了各自家庭与工作，但岁月的流逝和双方景况的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患难中建立的友谊。那天来人多是谢老的好友故旧、卸任官员，还有一些媒体朋友，但谢老单单介绍了两个官场外女子跟自己全家的友谊，谢老为人质朴和重情义，可见一斑。
寿诞聚会那天，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谢老。因为人多，只是跟谢老和他的女儿小玲见了个面、匆匆闲聊几句。
很快，翻过年就是2006年春节。春节期间，财大老校长请谢老和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学界人在草堂的一个茶廊喝茶。我很喜欢这种可以深入交流的四、五人小聚会。那天，大家聊的都是共同关心的话题。谢老思维的触角很广，从历史到现状，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公民社会建设、教育、财产权，无所不及。他最痛心疾首的是，专制政治对独立思考和真话的敌视和打击使得假话、二重人格、彼此设防成为常态。在他看来，专制政治祸及国家的各个方面，而对国民精神道德的摧毁，为害最深，遗祸无穷。言谈中，谢老流露出对国家的未来的深重忧虑。
遗憾的是，气氛很好的交谈被一个不愉快的插曲打断：一陌生男子至少从三个不同角度冲我们拍照。每个人自然是无一遗漏，而谢老坐在靠墙一面，那人拍照的任何角度都会有他。我很愤怒，但谢老处之泰然：“算了，算了。要拍就随他们去，我们又没什么秘密。”看得出，他处境依然险恶，这种场景在他已是见惯不惊。对这一套，谢老看得很透，日后一次成都聚会，他说：想见朋友，但又怕跟朋友们见面，像今天这样很多人在一起，是遭忌讳的，只有婚葬嫁娶允许聚会。
后来才知道，谢老一直在奋笔疾书。那篇在海外内掀起波澜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写于这年的上半年。文章涉及的问题重大，谢老十分慎重，写出后陆续给很多人看过，征求意见。这一年年底，原系里上“科社”课的田老师送来谢老文章，说谢韬希望听听意见，约了四五个学界人几天后见面。
田走后，我立刻读了。内容振聋发聩。去年在《一篇力作起风雷》中，我回忆了当时读后感：文章直击极度腐败的根源，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已不容延宕；提出，制度好不好，不看自我标榜，而靠事实说话。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对长期被污名化的第二国际，他从理论、从历史真相以及通过对欧洲社民党前世今生的梳理，作了有力辩护。指出，不是伯恩施坦以和平过渡理论“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而是列宁列宁崇奉暴力革命，继承布朗基主义衣钵，从“左”的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比列宁更崇奉暴力的斯大林又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给中国的主义。发展到极致，就是毛自称的“马克思+秦始皇”。谢韬认为，其实是“斯大林+秦始皇”。
见面时，其他人也都提前读过文章。我觉得，文章引起了在场每个人的震撼和共鸣，但都提出了不同意见，由于各自观点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有些意见甚至很对立。但几个小时，谢老一直非常仔细地倾听。
谢老最后拿出去时，文章已经在不同场合、不同圈子传阅，已经听了各方意见、跟很多人进行了切磋。谢老的认真，令人感佩。
2007年，文章在炎黄春秋全文发表，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遗憾的是，当国内一批人从南到北到处组织批判围攻，既对文章狂轰滥炸也对谢老本人进行人身攻击之时，有关部门“不传播、不批判、不辩论”的方略阻遏了正常辩论。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的出现堪称思想界近年间发生的一个最重要事件，而主角是一位年届八七的老人。
这位老人，早年追随心中的理想投身那个著名运动，继而是困惑、怀疑、内心挣扎……从他身上，能看到熟悉的一批长者的心路历程和人生历程。对于当年促使他做出选择的缘由，谢韬说，“我们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跟当时共产党的主张一致。1944年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曾经说过：‘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他们说（自由民主）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 4年5月17日）。当年这些讲话和文章，对我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使我们决心成为共产党人。”在这一点上，很多长者跟他极为相似。当发现理想和热情遭受无情嘲弄，他质疑：“我们奋斗的社会难道应是这样一种社会吗？人民之间难道应是这样一种关系吗？”……类似疑问，在那一代曾经为了理想以身赴险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也极为普遍。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不停的反思，更少有人像他那样不计得失说出真话。直言的结果，是从1949年到他去世，六十余年间，除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大致十年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大多在监狱或所谓“群众专政”中渡过，即使七、八十岁高龄，这位头脑中风云激荡老人也无法摆脱“问题人物”的待遇。但谢韬心底无私，笑对被加诸自身的这种奇特境遇。而早年追寻的民主、自由理想，老而弥坚，但思想更加彻底。正如他一首诗中表达的：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
一生如此精彩、厚实，谢老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