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法政学人系列讲座是本人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2014年讲的是贺卫方和陈有西，两位先生对中国法治进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贺卫方先生研治西方法律思想史，实际上呢一直把中国和西方相对照，总想把西方的理念运送到中国，不时发现西方的理念“水土不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陈有西先生是当代中国一位大律师，陈有西所代表的律师群体对中国法治进步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
2015年的讲座想向几位法文化学者汲取智慧。2015年2月12日讲俞荣根先生，以后陆续讲梁治平先生、许章润先生还有广西南宁的一位“隐者”——魏敦友先生，通过聊几位先生与诸位分享法学地图的一点心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人伴随着“文化热”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最先进入阅读视野的法学家应该说是梁治平先生。梁治平先生当时在《读书》杂志发表了系列文化随笔，这对19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生影响非常深远。那个时候，梁治平立意发现中国法文化的性格，也想摒弃斗争哲学、激进情绪和意图伦理，但，依然流淌着一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况味。
那时候的阅读存在着很大偏弊，类似于“自我屏蔽”，“选择性遗忘”与“选择性记忆”交互影响，呈现着强烈的“选择性阅读”取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少有学者从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传统看待中国法文化。俞荣根先生就是凤毛麟角的一位，可是，“选择性阅读”遮蔽了双眼，俞荣根先生没有及时进入阅读视野当中，不存在反常之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学”热，随着传统文化热，中国文化出场，俞荣根先生才慢慢进入阅读视野。阅读原本是为了扩展视野，不过，由于“斗争哲学”作祟，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知不觉走上了“兼容并包”的反方向。现在想来，二十世纪中后期在反传统的喧嚣中读到俞荣根与杨景凡先生合著的《论孔子》、《孔子的法律思想》，定将视为反动腐朽，必欲除之而后快。
流淌着全盘西化、喧嚣而躁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俞荣根先生依然沉潜书海，深入发掘和梳理中国法文化。现在看起来，俞荣根先生才是研治中国法文化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公认梁治平是中国法文化的开拓者，实际上，这是选择性遗忘与选择性记忆两种张力交互影响生成的结论。梁治平先生确实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结构正在建构、尚未定型大学生的阅读取向，往往会影响一生。
俞荣根先生颇具儒雅气度，谦逊低调，1982年以来工作岗位三次变动：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市社科院——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不改学者本色。俞荣根长期在中国学术文化“边陲”——重庆工作，加以没有采取惯常的“顺势而为”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逆风飞扬”，颇多不合时宜之思，因此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风尚不相契合。话说回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俞荣根先生假如离开中国学术“边陲”前往北京工作，能否在“文化热”反传统的喧嚣和躁动中顶住压力进行学术上的“发覆”，也就不得而知了。
俞荣根出生于浙江诸暨，具有北方美男子的气概，浓眉粗目。诸暨底蕴深厚，名人辈出，诸如中国四大美女之一——西施，曹洞宗的开山祖师唐代高僧良价禅师，画家王冕，“文艺理论家”姚文元。现今，诸暨流传着一句话——中国法学界的“父子双雄”，指的就是俞荣根与公子俞江。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叩门而入，江浙一带得天独厚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枢纽。单就法学而言江浙涌现了沈家本、董康、孟森、余棨昌、丁元普、夏勤、何思敬、楼桐荪、范扬、吴经熊、梅仲协、钱端升、盛振为、孙晓楼、潘念之、章渊若、杨兆龙、陈朝璧、徐朝阳、阮毅成、李浩培、倪征日奥、陈守一、费青、周枏、芮沐、王伯琦、卢峻、陈盛清、吴传颐、韩德培、龚祥瑞、周子亚、楼邦彦、韩忠谟等杰出法学家。灿烂群星照夜空。
诸暨近代诞生了两位教育家，一位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近代留日学生多从事革命运动，何燏时190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获得工科学士学位，乃中国留学生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还有一位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何东昌。何东昌1941年入西南联合大学，除了北洋大学短暂的教书生涯，何东昌与清华大学渊源颇深，一直在教育口，做到教育部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思想解放作风开明，当代蔡元培之誉。教育口主事者何东昌对刘道玉很不放心，1988年五十五岁的刘道玉校长开启了退休生涯。
诸暨这个地方出哲学家。追求林徽因的那位哲人——金岳霖先生老家就是诸暨，不过金先生出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家冯契先生也是诸暨人，冯契先生公子冯象是当代中国一位重量级的法政学人，冯契先生门生——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也是诸暨人，杨国荣心中冯契先生既是恩师又是乡贤。
诸暨这个地方还出一些“武人”。诸暨“宣”姓较多。黄埔军校学生被开除的很少，黄埔一期宣侠父就是其中一位。宣侠父是一位军事奇才深入研究过持久战，宣侠父夫人把宣侠父所著《论持久战》带给延安的毛润之。
抗战胜利后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宣铁吾与宣侠父同属黄埔一期，据说是位铁腕人物。宣铁吾过生日邀请齐白石先生赴宴作画，齐白石先生来到宴会上铺纸挥毫，一只水墨河蟹跃然纸上，十分传神，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不料齐白石先生笔锋轻轻一挥——看你横行到几时，书赠铁吾将军，宣铁吾内心不悦拂袖而去。
诸暨还出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俞秀松先生出在诸暨，俞秀松先生还是共青团创始人，新中国成立时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也是诸暨人，很有意思。殊胜因缘，俞荣根与俞秀松是诸暨次坞镇老乡。俞荣根小时还叫次坞中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纪念先烈俞秀松，次坞中学改称秀松中学。
经亨颐先生是位开明的教育家，曾经担任浙江一师校长，浙江一师在新文化运动中非常有名。1919年10月俞秀松与夏衍等同学创办《浙江新潮》志在改造社会，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非孝》发表在《浙江新潮》第二期，惹出了大麻烦，引发“浙江一师风潮”。卫道士视《非孝》为眼中钉肉中刺：儒家文化乃忠孝所系，施存统居然提倡“非孝”，简直乱伦非法成何体统！补充一句，施存统的公子是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俞荣根生于1943年1月，这一代人时运不济受到文革影响因而大器晚成。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四代，“法治三老”—— 郭道晖、江平、李步云生于“九·一八”前后。杨玉圣教授将张思之与郭道晖、江平、李步云并称，因此有了新提法——“法治四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生的朱苏力、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则是百年学术地图的第五代学人。
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如何安排俞荣根先生这样的人，说是第四代吧，年岁比第四代小一轮；说是第五代吧，年岁又比第五代大一轮，俞荣根处在第四代和第五代之间，早年描绘学术地图时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往往把俞荣根这个年龄段的学人“四舍五入”归入第五代。现今也不能说错了，但，多少有些不妥，也许称之为“第四代半”更为合宜。
2012年7月28日“国历图书”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本人上台发言时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不好安排1942年出生的王学泰先生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位置。抗日战争期间出生的学人与王学泰先生相仿的还有钱理群、周振鹤、俞荣根、葛剑雄。钱理群生于1939年，周振鹤生于1941年，王学泰生于1942年，俞荣根生于1943年，葛剑雄生于1945年。一出生就赶上抗日战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小学赶上“镇反”、“三反”、“五反”；初中赶上反右；高中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低指标瓜菜代老头老婆死得快，俞荣根典型反映了这代人的际遇。
这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钱理群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周振鹤1963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矿冶系，王学泰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葛剑雄1964年高中毕业后接受师资培训，俞荣根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确切地说，钱理群、周振鹤、王学泰、俞荣根、葛剑雄五位学人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四代半”。“第四代半”夹在第四代与第五代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问题的关键，一代人属于历史的“夹生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那时的教育充斥着“左”的东西，“左”到极致——极左。毛润之治国理政讲究政治挂帅，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新中国离开政治运动便会失去前行的动力了。新中国成立不到二十个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伟大领袖”修改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意在引发大规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史是贯通的，新中国有着一以贯之的思路，出炉不到二十个月便不失时机地发动“洗澡运动”，就是为了与旧社会、旧教育、旧思想进行彻底切割。
1943年出生的俞荣根兵荒马乱之际得以存活算是命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之间中原逐鹿，子弹在头上飞，苟活于乱世之中。1949年迎来新中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本应有很大的建树，事实却并非如此。
俞荣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小学生，1956～1959年读初中，1959～1962年上高中，1962～1967年大学期间赶上文化大革命。俞荣根是接受十七年完整教育的一代学人。1949～1966年“十七年”教育领域究竟是一根红线还是黑线专政？回顾所来径，走出文革会看得更为清晰。
十七年新中国一大特点便是政治挂帅，机缘巧合，“第四代半”赶上了共和国所有的政治运动，“运动”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无一例外都要参加“运动”，一代人烙下了政治的印痕。信奉斗争哲学，喜欢政治站队，善于政治投机，一代人体现的非常突出。
俞荣根念到初二爸爸不幸去世，家境每况愈下。一位妈妈拉扯六个孩子，不难想见生活之艰难，俞荣根上学遇到了困难。俞荣根体恤母亲下定决心退学。杨文青校长听说之后，一次又一次带着同学和老师进行家访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绝不让一个同学掉队。俞荣根原本是一个很好的读书种子，看到师长和同学愿意让自己归队，于是咬咬牙接着读书。1962年俞荣根考上北京大学，杨文青先生虽然不再担任校长，拿出微薄的工资帮助俞荣根，俞荣根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暖流。
天地有正气。俞荣根身上所流淌的儒雅风度从哪里来？初中老师用微薄的工资支持学生读大学，日常生活中难忘的细节给俞荣根灌注了一种优良美德的“初始值”。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初始值”，俞荣根不敢忘怀母校，不敢忘怀老师，不敢忘怀曾经提携自己的恩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俞荣根人生旅程之中不止一次碰到“杨老师”这样的良善之人。文革“礼崩乐坏”，不少人丧失底线伦理。俞荣根这一代吃着什么奶？吸着什么精神乳汁？周扬说过喝的是“狼奶”。俞荣根却总能遇到好人，这就是福报了。
俞荣根母亲俞章氏一生没有文化，但，流淌着中国妇女几乎所有的优良品德。俞荣根在《儒家法思想通论》一书后记中表达对母亲的怀念，母子之间的深厚感情令人动容。1959年俞荣根考取高中，俞荣根母亲做事很有决断，想方设法把俞荣根的户口由农村转到高中。当时的政策，户口转到学校还须购买粮食，俞荣根父亲去世之后，一家生活非常艰难，老太太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撑孩子上学，户口转到学校一个月就冻结了，高中三年俞荣根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
1959年之前农民生活还算过得去，大跃进发动之后，低指标瓜菜代，农民生活越来越差，俞荣根因为户口转到学校，高中三年还是有一定的保障。多年之后，俞荣根依然感佩妈妈的先见之明。俞荣根有了妈妈的护持，有了老师的关爱，不抛弃不放弃，期待着有那么一天展翅翱翔。
二
1962年俞荣根鏖战高考。这一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十分不寻常。主事者意识到出了“差池”，1961年拟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之后各条战线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教育战线的“让步政策”体现为1962年高考录取工作主要依照分数，俞荣根得益于这一好政策。当年，北大哲学系浙江省仅有的一个名额由俞荣根摘得，鲤鱼跳龙门！
生在农家的俞荣根日子并不富裕，加上初二时父亲过世，生活更加艰辛，北大就读期间，杨文青先生拿出微薄的工资，帮助这位读书种子。北大学友的贫困程度令人吃惊，家境稍微“好一点”的来到北大门口才舍得把家里做的新鞋穿上，光着脚板穿行在燕园的“赤脚大仙”所在多有。北大新生报到之际，校广播台滚动播放公告：为了校园文明建议不要赤脚。不过总有那么几位赤贫的学友怎么也“文明”不起来。两位“赤脚大仙”迎面碰上陆平校长，陆平校长诧异不已：问来自哪个系，叫什么名字，老家在哪里？寒暄过后辞行时说：送你们两双鞋，过两天去系里取吧！北大学生贫困至此！
北大学友接受未名湖熏陶的同时，还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让步政策”之下，政治运动有所减少，但，只是两次政治运动之间的间歇，黑云压城城欲摧，
北京的上空酝酿着更大的政治运动。这种情形之下学友更加珍惜得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孜孜不倦，求知若渴，俞荣根也不例外。当时，图书馆占座是燕园的一大景观，俞荣根与景天魁同学情谊很深，两人轮流前往图书馆占座。
补充一句，改革开放新时期有着完整哲学教育背景的景天魁“跨界”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继陆学艺之后担任所长还被评为“学部委员”。郑也夫听到消息再也按捺不住发布了一篇博文，大意是说：北京地区至少有五位以上社会学家水平在景天魁之上，何以景天魁反倒成为学部委员呢！
陆学艺先生的回应非常有趣：景天魁哲学素养比较高。这种回复让很多人莫名其妙：社会学难道还须讲究哲学素养？社会学可不是一门手艺，还要对社会有着深刻而圆融的观照，社会学的老辈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不都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双肩挑吗！陆学艺先生1962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跨界”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
北大哲学系也是特有意思的一个系，北大哲学系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对宋硕、陆平、彭佩云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北大哲学系六位青年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联名在北大食堂张贴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6月1日一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伟大领袖”热烈响应，文革的火焰一下子冲出了燕园迅速燃遍全国。
北大哲学系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人，中国社科院搞东方哲学的徐远和是俞荣根的同班同学，两人十分友善。包括以写人生随笔见长出版过《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的周国平也是俞荣根同学。周国平1945年出生2015年迎来七十大寿。周国平在自传《岁月与性情》提到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悲惨际遇。组建“X小组”的郭世英并没有因为是大文豪郭沫若之子而摆脱坎坷命运。周国平判断北大哲学系同学曹天予出卖了郭世英和X小组，曹天予予以否认，两位老同学对簿公堂。
郭世英因为“X小组”劳教两年后来转学到北京农业大学攻读植物保护专业，文革期间不堪凌辱跳楼自杀。大文豪郭沫若实际上也是一位悲剧人物，儿子自杀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躲在高门大宅悄悄抄写儿子日记借此抒发内心的悲切。港台一度对郭沫若评判严苛，“四大无耻”存在多个版本，无论哪个版本，郭沫若都名列榜首。
每代人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俞荣根这一代人正好赶上了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命。“黑暗”年代，胳膊拧不过大腿，一代人只好在时代洪流中上下颠簸载沉载浮。2015年左右，人生七十古来稀，“老五届”开始回首过去。
“老五届”指的是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在校大学生，包括1961级到1965级53万大学生，部分理工科院系实行六年制，也包括1960级部分学生。这样说来称之为“老六届”也未尝不可。
1966年6月俞荣根大四暑假之前文革爆发，“大五”一年都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之中度过，不出意外，1967年正常毕业。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伟大领袖”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需要千千万万大学生为文化大革命烘托气氛，俞荣根这一代大学生前后好几届学生汇集在学校从事文化大革命，斗校长、斗系主任、斗教授，校长属于“资产阶级当权派”，系主任和教授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还要冲出校园全国大串联，揪斗校园外面的“敌人”——刘少奇、彭德怀。“老五届”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一枚特殊的棋子。批倒批臭刘少奇，红卫兵的完成历史使命，1968年毛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蒯大富、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红卫兵不受待见了，“老五届”成为一枚“弃子”，最后一拨于1970年离开校园。
“老五届”赶上了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斗”、“斗”、“斗”，“运动”时间长，“学习”时间短，一代人的历史际遇。“老五届”身处第四代和第五代之间属于百年学术地图上的“第四代半”。这一代人独特的心路历程极少为人注意：生于抗日战争长在易代之际，新中国成立接受新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爆发经历文革洗礼。高放先生形容“老五届”为“五子登科”——“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一代人由“骄子”而“棍子”，由“棍子”而“弃子”，由“弃子”而“才子”，由“才子”而“赤子”，跌宕起伏，多彩多姿。
1966～1968年，“老五届”学成毕业也不能分配工作，留在校园帮着搞文化大革命，当作“棍子”使用。一俟历史使命完成，一夜之间一不留神由“棍子”变为“弃子”，这样“老五届”的善后处理是主事者迫在眉睫的一大问题。一方面不宜采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简单办法安置“老五届”，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也要给“老五届”一个教训，当头棒喝，好让昨日的“棍子”有所收敛。
“伟大领袖”早年在北大打工时受到“新村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一度沉醉其间，“新村主义”实行起来难度太大无异于“乌托邦”，不久放弃了。时过境迁，早年曾经心仪的“新村主义”经过多年沉淀不经意间重新回到“伟大领袖”心头。“伟大领袖”之所以特别看重“文化大革命”，如果仅仅从扳倒政治对手来理解，未免估低“伟大领袖”的文化理想了。“遍地英雄下夕烟”，民粹主义的愿景一直萦绕在“伟大领袖”心头挥之不去，整个中国规划成为一个劳动营。
“伟大领袖”一挥巨手，“老五届”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大学校园。北大哲学系1962级60名同学就有14位分配到广西。人的一生，人算不如天算。大学期间俞荣根的人生理想是当大学老师，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大哲学系点燃，“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遭受非人的待遇，俞荣根明白老师是个危险的职业。浙江老家有名额，但，没有回去，主要是怕当老师，申请改派，到了广西。
按照规定，去广西的大学生先到湖南沅江县南湾湖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围湖造田，战天斗地。当时的口号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搞了一年多，再次分配时，我被分配到容县，但传闻还是要当教师，我就只好再一次要求改派。于是去了地处桂西北穷山沟的环江县，终于可以不当教师了，当时心里很庆幸，高高兴兴地做起了下乡住队的小干事。（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46页）
环江县是一个少数民族县，这里生存着一个特殊的民族——毛南族，现今叫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俞荣根大学期间阅读牙含章先生的《达赖传》，藏族奇异的风俗神秘的寺庙引发了无限神往，从此对雪域高原产生强烈憧憬。组织分配工作时俞荣根申请入藏，西藏没有名额退而求其次与好友徐远和争新疆的名额。徐远和争到了新疆名额。
这样的话俞荣根分到了广西。俞荣根分配到环江县委宣传部，经常蹲点一年有十个月在乡下，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毛南族和壮族妇女的聪明和美丽、坚强和乐观，耳闻目睹，深深触动了年轻的俞荣根。俞荣根满怀深情写了一篇报道——《妇女能顶半边天》，对当地少数民族女性的冲天干劲进行活灵活现的描述。俞荣根的文章登在《红旗》杂志，《红旗》杂志可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呀！《妇女能顶半边天》引发了区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前往环江县参观学习的热潮。这是俞荣根一段挥之不去的“当身历史”，拓展了视野，增加了阅历，锻炼了文笔。
俞荣根在广西与毛南族接触，无形之中，不自觉地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年的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多年以后俞荣根担任西南政法学院法学所所长，将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定为法学所的学术目标，当时重庆和四川没有分开，可以就近对四川少数民族进行人类学研究，俞荣根对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充分展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既十分适宜也是夙愿所系。
1974年，俞荣根为了解决两地分居调到重庆中医学校，这个学校是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前身。回顾所来径，俞荣根百感交集。人生有一大事因缘。当教师乃人生夙愿，但，文革的际遇令俞荣根胆寒，为了不当教师，再一再二要求改派。为了解决两地分居，不惜奔走桂渝两地，1974年来到重庆中医学校，还是当了一名老师。
俞荣根在重庆中医学校既当班主任又当政治课老师。俞荣根儒雅的“范儿”，洪亮的声音雄辩的口才，关键是那份坦诚和真挚一下子感染了同学们，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法学名家的儒者人生》一书中，重庆中医学校1976级6班（实乃1976届）同学，六十来岁的“老学生”——用诗歌表达对俞老师的敬意，俞荣根是一位诚恳宽厚的教书先生。
大丈夫志在四方，未名湖畔——洞庭湖农场——广西环江县——重庆中医学校，不管身在何方，俞荣根手不释卷，采风问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谓潜龙在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俞荣根作为中国五十三万“老五届”的一分子，不抛弃，不放弃，人生虽不完美，但，从不悲观沉沦。一枝一叶总关情，政治运动深刻影响着老五届，冥冥之中，“老五届”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节奏载沉载浮上下颠簸。“老五届”身上镌刻着共和国的年轮。既然与共和国共同成长，那么，“老五届”身上存在着共和国的文化密码。
“老五届”迎接晚霞含饴弄孙之余打开记忆的闸门向世人倾诉独特而悲怆的心路历程，这样就有了《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第一卷邀请钱理群先生作序。《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第二卷由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作序。钱理群先生所做序言题目叫做——“不可遗忘的历史”，高放先生序言与钱理群先生相映成趣——“必须牢记的历史”。
为什么不可遗忘这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钱理群先生希望“老五届”不可遗忘由“天之骄子”到“文革弃子”的苦难历程；不可遗忘精神坚守和底层体验，掀起文革狂澜之后分配到犄角旮旯打入社会底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高放先生希望“老五届”必须牢记：“老五届”首先是新中国的“骄子”；文化大革命成为“棍子”；1968年以后成为“弃子”；1978年以后成为“才子”；2003年左右“老五届”达到退休年龄，或含饴弄孙，或寄情丹青。回首平生，既有可贵的经验又有沉痛的教训，俨然成为不忘初心的“赤子”。高放先生的总结十分精辟。
还记得陆平校长送学生球鞋的事迹吧！其中一位是考古专业的欧潭生同学。1972年欧潭生分配到了一所中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归队得以在信阳地区进行考古研究。欧潭生在《话说北大老五届》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真金总要发光，磨难也是财富，阅尽人间疾苦，风雨过后现晚霞。
“老五届”一直坚守岗位力所能及做一些工作。1978年以后“老五届” 终于迎来人生的黄金时代，换发了生机和活力。1980年代初，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干出一番事业。
三
1978年新时期开始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俞荣根得以大鹏展翅扶摇直上。恢复高考之后俞荣根从自身情况出发，北大读书期间受到冯友兰、张岱年两位先生的熏陶具有一定的哲学史功底，又在中医学校工作，医儒是一家嘛！哲学史和中医史是一大家子，从事中医史研究符合这种文化生态。俞荣根与北京的一位老先生取得联系准备报考“中医史”。但，妻子有病，孩子幼小，俞荣根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考，自己没考。
1979年，三十六岁的俞荣根做出了一个决定——报考家门口的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有心人天不负，说动了市卫生局领导之后最终得以在截止报名最后一天最后一小时报上了名，这样的话呢就成为一位“老童生”。俞荣根在《风骨法苑几多人》一书收录了一篇回忆文章——《老研忆往》。1943年出生的俞荣根，1979年三十六岁之际考取研究生，毕业之时将近四十岁，不属于“老研”又是什么！恢复高考，不仅让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红旗下的蛋”从社会底层涌现出来，而且也让陈云生、郑成思、俞荣根这样文革之前上大学的“老五届”焕发了青春。
1943年出生的俞荣根读研究生时岁数不可谓不大，属于“老童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的“老童生”对人生多了一层感悟，对学术多了一层渴望。多了一层感悟和渴望的“老童生”研治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可以调动丰富而宝贵的“当身历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与第五代学人一起成长，但，有着独特的身姿。
俞荣根成为“老革命”杨景凡的门生，可谓殊胜因缘。杨景凡从1954年开始在西南政法学院教书育人，大家亲切地称为“杨主任”。作人“西政一人”， 杨景凡可以说是西南政法学院的一道风景，一个灵魂式的人物。这种地位的取得与杨景凡主任在西南政法学院护校风波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有着莫大关联。俞荣根眼中的“西政现象”，护校风波是源，其他则是流。
“杨主任”憋了多少年终于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增砖添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西南政法较早地迎来了“黄埔一期”——1978级，杨景凡先生本人则于1979年迎来了研究生俞荣根。“杨主任”与俞荣根之间师生感情之深之厚，可谓多年修来的缘分。
“杨主任”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江必新和顾培东读研时都面临婚姻大事。两位觉得把本宿舍同学“安排”到左邻右舍，然后把宿舍简单布置一下也就得了。“杨主任”听到以后，断然否决：这可不行！婚姻是人生大事一定要隆重。杨景凡先生找到三室一厅并在那里给两对新人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江必新、顾培东铭感不已。
清华大学的“江山”是一位非常特出的人物，昔日在西南政法学院养成了读书癖。“江山”打听到一栋建成使用的宿舍楼顶层厕所供水不足暂停使用，奋不顾身住了进去号称“厕所书房”，“厕所书房”顿时成为西南政法学院的一大“风景”。学校后勤开会研究“厕所书房”的去留，最后得出结论：江山同学无组织无纪律，侵占公共财物，为了以儆效尤，责令江山同学即刻搬出“厕所书房”。杨景凡主任对江山同学报以同情，奋力爬到顶层前往“厕所书房”看望江山，导致动议不了了之。
西南政法学院因为长期依照党校性质办理，既没有图书馆也不评教授，以至于迎来“黄埔一期”时只有张警和伍柳村两位教授。刑法学大家张警先生很早就被勒令退休回浙江原籍养老。西南政法学院将张警先生请回来之后，为了照顾好张警教授的生活起居，从不过问柴米油盐的杨景凡主任与杨和钰老师一道上街为张警教授购置煤炉等生活用品，体贴入微。
俞荣根的导师“杨主任”就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家。大家范儿，“明”师范儿，这个“明”不是有“名”的名，乃日月“明”。“杨主任”为了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掏心掏肺，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俞荣根亲炙了老辈如何传道授业解惑。俞荣根在《风骨法苑几多人》一书中，描绘老辈先生笔端常带感情，令人感动的同时不免心生羡慕：俞荣根为什么总能遇到那么好的先生！大学教育是一种启迪，启迪智慧；大学教育是一种传递，传递温暖。
1979年俞荣根开始读研究生时，历史文化方面尚未“拨乱反正”，运来夸自己，倒霉骂祖宗，传统文化代替阶级斗争成为“替罪羔羊”，面对中国传统不是“正面观察”，而是“反面观察”。一上来，中国传统就已经“矮半截”，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充斥着无数的傲慢与偏见——封建啦专制啦，人口众多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啦！久而久之中国文化成为无根的漂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看待传统充满着鄙夷和不屑，俞荣根和“杨主任”很早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自觉矫正表面肯定中华法系实际否定孔孟之道的偏见。1979年底，俞荣根向“杨主任”提出从孔子入手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老先生当即表示赞成。1980年底师徒合作写出《孔子法律思想简议》，在1980年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好评，后来受到复旦大学严北溟先生肯定，俞荣根产生了极大的自信。
俞荣根开题写作《孔子法律思想探微》，俞荣根认为孔子的法律思想，中国儒家法律思想，其特质是伦理法。春华秋实。1982年6月11日上午俞荣根在西南政法学院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研究生论文答辩在西南政法学院属于破天荒，胡光院长，程地迥几位副院长全部到场，张警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17日上午，学位论文答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行，李光灿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其他四位答辩委员为张国华、吴建璠、刘海年、高恒四位先生。
《法学名家的儒者人生》一书还把俞荣根硕士论文评阅意见列入，看到之后特别感慨。俞荣根硕士论文评阅意见四则分别出自严北溟、张国华、张晋藩、高恒先生。北京大学张国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法学所院高恒先生肯定这是一篇好论文，同时指出俞荣根论文的不足——对孔子法律思想保守一面重视不够，对阶级局限性分析批判不足。
严北溟、张晋藩两位先生则对《孔子法律思想探微》给以高度评价，饶有新意，具有发覆的意义。这正是俞荣根先生的高明之处。不畏浮云遮蔽眼，俞荣根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同情之理解与温情之敬意，没有为时代的偏见所遮蔽。潜入历史的深处，没有空话、套话、官话少了“党八股”，非常高妙令人叹服！
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先生对俞荣根这个“小伙子”特别厚爱寄望甚殷，俞荣根是中国孔子学会最年轻的理事。理事往往是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就俞荣根一个“后生”。匡亚明老先生评价俞荣根：站得直，坐得稳，钻得进，跳得出。
俞荣根将逻辑的圆融性、学识的彻底性和求知的纯粹性统一起来，以《孔子的法律思想探微》为起点，与“杨主任”合作出版《孔子的法律思想》，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十年磨一剑，五十四万字的《儒家法思想通论》于1992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何勤华先生眼光平正，乃一代法史大家。何勤华先生对《儒家法思想通论》一书给以高度评价。参天地之化育，俞荣根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中国文化的节奏、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的风格有一种同情之理解，秉持一种通观，因而，该书的格局大，气魄大。
俞荣根具有中国文化的自信，深信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法系蕴含着很多遗传密码有待于破译，破译了这些密码才能真正寻找中国文化的自我。实际上，俞荣根志在寻找中国文化的自我，破译中国法文化的遗传密码。无根漂泊的时代，寻找中国文化的自我谈何容易！中国文化的自我不能用西方来比附而是用中国人的眼光去打量去观照。
俞荣根胸中有万千沟壑，大胸怀大抱负，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要进行一番梳理，可谓顶天立地。俞荣根先生写作《儒家法思想通论》就是反潮流，接着探寻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传播，撰写《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又是反潮流，虽千万人吾往矣！文化大革命终结之后痛定思痛，很多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仅认为毛泽东在法学方面教训多于经验，而且认为文革之所以发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回流。“势”这个东西很厉害，常人喜欢“顺势而为”，俞荣根却逆势而为，没有胆识和智慧断然做不到。
俞荣根前边是《儒家法思想通论》后边是《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旁人难以驾驭没法把握。一代射雕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学东渐有一支脉——马克思主义法学，经过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存在。“巨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生态的塑造，非常之大，非常之深。既然如此，梳理和分析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毛泽东的法思想什么时候形成？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法思想和建国以前的法思想有何区别？1957年以前1957年以后，包括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出现法律虚无主义？“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里边是否蕴含着值得寻味的东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俞荣根都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开拓者。
俞荣根一直将少数民族文化牵挂在心，早就存有探索少数民族文化的愿景。1990年代初包括1994年俞荣根带队前往汶川、茂县羌族聚居区采风问俗，流淌着法律人类学之自觉。从孔夫子到毛泽东，从汉族到少数民族，俞荣根视野之开阔、胸襟之宽广由此可窥一斑。
俞荣根不仅仅是一位书生，不仅立德、立言还立功。1997年俞荣根担任重庆社科院院长，夙夜在公，励精图治，几年之后重庆社科院大幅改观。俞荣根先生担任重庆市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又在地方立法和地方立法评估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俞荣根先生有一颗平常心，认为值得回味的不是立了什么法，而是没有立什么法。
俞荣根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钻什么。角色之间转换之自如，转换之从容，非比寻常。雍雍穆穆，中和位育。总起来说，俞荣根先生是北大“老五届”非常突出的一位，拓宽了中国法文化的视界。
（选自《中国法政人素描》，香江出版社2019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