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打有记忆，新旧社会两重天，忆苦思甜比蜜甜。每当提起“旧社会”，必是万恶的旧社会。现在想来，不仅，教材课本，电影、小人书，无不流淌着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
1985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泛起的青春期狂飙突进，受不了老辈对旧社会“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简单化批判，不免开小差，躲进小楼成一统，徜徉在图书馆书库里，没有想到，无意之中，翻弄的图书，依然是民国人物传记。由此可见，“逃课”实在是一种愚蠢的举动，由着性子，能逃多远呢！
易竹贤的《胡适传》、周天度的《蔡元培传》、梁漱溟口述、汪东林整理的《忆往谈旧录》，对旧社会，没有习见的褊狭，月旦人物，较为公允，对笔者有极大的启蒙作用。这里，不妨说一点心里话，窃以为，沉浸在民国范儿的读者，不妨翻阅一下这三部书，也许书店里，难觅踪影，但，在大一点的图书馆里，还是容易见到的。
长期以来，由于建政的需要，对民国极尽丑化妖魔之能事，从国史上，可以得到鲜明的印证：大楚何以灭？大汉何以兴？按照，高王凌先生的说法，纯属倒霉看反面，鸡蛋里面挑骨头！在主事者看来，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大秘陈伯达的两部书，曾经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名字都很响亮：《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
老辈王元化，晚年进行着深刻的反思，明确反对“主题先行”和“意图伦理”，这是老先生高明的地方。王元化先生看重的朱维铮，才气绝伦、意气纵横，自称：在上海只有王元化才可以谈得来。朱维铮先生的中学同学——杨天石，很为学界尊崇的近代史家，对蒋介石有深入的研究。朱维铮先生，对这位老同学，一点都不客气：蒋介石无耻，吹捧蒋介石更无耻。
面对民国热的潮流，笔者以为，还真正需要朱维铮先生的“不识时务”和“当头棒喝”！因为，就笔者所见，论述民国的图书，存在着太多的“主题先行”和 “意图伦理”，有些甚至和陈伯达不相上下，只不过，陈伯达是向左的，当代的民国热，是向右的。
也就是说，民国热本身，存在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笔者，也不妨说出来，民国热，首先是对老式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拨。民国并不是“一穷二白”和“一无是处”。别看民国在大陆，不到不惑之年，就烟消云散。不错，民国适逢乱世，但，身处其中的士人，有情义，有担当，追慕先秦、魏晋，成就思想史上灿烂的篇章。
民国热，渗透着另一重意义的“倒霉反面看”，这就是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又不能多谈向西方学习，因为，主事者已经找到自信了，指望着西方顿悟，进而学习和借鉴中国呢！谈谈民国，还是可以的吧！知识分子，谈着谈着，不自觉，向民国寻找问题的答案。这部分知识分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有点孔夫子的际遇：吾从周，吾从周！
历史是多元和复杂的，无奈，总有人企求历史的主弦律，难免一种倾向压倒另外一种倾向。其实，哪里有圆满的生活呢？哪个时代又充满至乐呢？
民国热，最有趣的的地方，笔者以为，在精神生活中，增加了一个窗口。举国如狂，谈论民国，甚至，民国范儿，已成为新时代知识青年所追慕的潮流。
饮水不忘掘井人，不要忘记山西太原的几位先生，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谢泳，四位先生，持久的兴趣和坚韧的努力，引发了民国热。曾给高增德先生写信，将四位先生，称为知识分子研究的“太原学派”。老辈非常谦逊，从好几个方面论述，是不可以称为学派的。
机缘巧合，2002年4月，笔者与陈远学友，一起到太原访学，见到高增德、智效民、谢泳、马斗全、赵诚诸位先生，参观了高增德书房，见识了先生丰富的史料，在智效民先生的书房，提出了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概念。
独学则无友。笔者在荒僻的石家庄，很少有人交流，主流的东西，自己不待见，自己待见的东西，又是非主流，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的见解，差一点患上“文化失语症”。
“太原学派”的几位先生，乐于提携后进，不把我当外人，记得写出《王元化——有学问的思想家》后，得到智效民、谢泳很大的鼓励，令我感到温暖，这是不能忘怀的；当代中国的学术格局，太原很难说是学术中心，但是，经过这几位先生持之以恒的努力，民国知识分子话题，渐渐深入人心，这让我看到了希望。
斗转星移，“太原学派”，大概，只有高增德先生，还住在太原。2002年，第一次见到高增德先生，以为是季羡林先生来到太原呢！老先生面相与季羡林先生，实在相近，一派仙风道骨，风光霁月。想来，高增德先生，已届八旬，何止以米，相期以茶。丁东先生，不到五十，就办理了内退，前往北京，成为很有名望的学术活动家，接续编辑《当代学人自述》。谢泳于2007年前往福建，就任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教书育人。
智效民先生2006年退休后，前往北京，与儿子住在一起，智先生并没有颐养天年，依然凌云健笔，借用丁东先生的说法，“效民文章老更成”。
笔者的小册子《那些有伤的读书人》2012年8月出版之后，给智先生寄去一本，意在感恩和谢忱，在电话里，智先生依然底气十足，只是概叹，目力减弱，不能老是坐在电脑前，研究晋绥土改的书，台湾给出了，固然令人欣慰，但，不能在大陆面世，也是智效民先生的一个心病。
土地问题之重要，自不待言。杜润生、秦晖、高王凌、赵树凯的见解，绝对不可轻忽。智效民先生研究晋绥土改的书，出口转内销，能在大陆出版，必将有助于促进土地问题的自觉。
（二）
山西有个知识分子研究群体，是素所关注的。
这个群体最早引起我关注的是谢泳。八十年代后期，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我就知道山西有个谢泳，搞报告文学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读书》、《文汇读书周报》读到谢泳的短文，已经由报告文学研究转向知识分子研究，在我看来亦是常理之中。文章短小，但极有风骨，对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对近五十年的历史见解深刻，胸中有大感怀，但往往笔锋一转，轻轻带过。尺幅万里，笔底波澜。谢泳文章的“度”把握极好，以一种悠缓的笔调、优雅的风度，抒发心中的愤闷。没想到这个搞文学批评出身的人，做起研究非常纯粹，笔底贯穿着一种难得的忧患和激情，原以为这是个饱经沧桑的改正右派，谢泳并不是，只是一个普通右派的儿子。令人可惜的是，谢泳很少经营长篇文章，他的阅读视野极博杂，原本是可以写出大文章来的。后来见到谢泳的《学人今昔》、《教育在清华》、《逝去的年代》。
??? 谢泳喜读《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科技史料》，关注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这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史、知识分子史研究中是罕见的。谢泳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没受到学院派的浸染，所以谢泳的研究非常鲜活、生动并且充满着激情；又由于未受到专业的束缚，所以有贯通的视野和眼光。
??? 谢泳的可贵之处在于有担当，他研究民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他在寻找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资源。2002年4月，我和陈远一起往太原，访问过谢泳先生，谢泳待人接物，很有气度。
曾主持《晋阳学刊》十年的高增德先生，随后，渐渐进入笔者的视野。老先生主持《晋阳学刊》，将对老辈学人那份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转化为专栏——『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这个开办了十年的栏目，可以说是一块酵母，酝酿着民国学术史的潮流。
犹记风吹水上鳞。丁东担任《晋阳学刊》的编辑，智效民供职山西社科院历史所，丁东和智效民，都有过一段文化失语。两位很有缘分，既住对门，又是棋友，两位的尊人，都是民主党派的老人。八十年代，谢泳曾在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担任编辑，席扬狂飙式的文学批评，令人印象深刻。
智效民、丁东、谢泳，经常走动，聚在高增德客厅，谈论老辈学人的逸闻趣事、脾气秉性，乐此不疲，乐而忘倦! 不知不觉，成为高增德、丁东、智效民、谢泳，同声相和，同气相求。丁东《与友人对话》那本书，可以窥见，“太原学派”所达至的自觉。
2001年8月4日，笔者给高增德先生发信一封，主题就是讨论「学派」。信中，笔者提出：山西以高先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的学派。8月22日，收到高先生回信。高先生很是低调，认为称“学派”尚早，可称知识分子研究的松散群体。
高增德先生，乃“太原学派”的核心人物，主持《晋阳学刊》，创设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栏目，对学派的形成有首创之功；丁东擅长学术对话和学术组织；谢泳，则是通过储安平、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一个人、一本刊物、一所学府，梳理民国长袍先生的脉络。
2002年4月，机缘巧合，前往太原，见到高增德、智效民、谢泳先生，结识了马斗全、赵诚两位先生，马斗全先生，满口方言，交流不便，是一位很有性情的学人，著有《南窗寄傲》。赵诚先生，似乎有点一本书主义，《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就是赵诚先生的一本书，黄万里先生，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在智效民先生家的客厅，就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问题向几位先生请益，几位先生是道义上的朋友。他们对百年中国历史，特别是前五十年，都有温情的敬意，对五十年来的历史，理解深刻，分析透辟，都有着学术史研究的热情和定力，且又都具有票友的执着。当时，高增德先生已从《晋阳学刊》退休十年，谢泳先生在《黄河》编辑部，智效民先生任《晋阳学刊》的编辑，赵诚先生任职山西省委党校。他们经常进行人文对话的地方，我都曾访过，无论是高先生的书房，还是智效民先生的客厅。
2002年冬，山西大学文学院邀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赵诚、谢泳五位先生成立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心，有了一个制度化的交流平台。几位先生要是在山西大学开设研究性课程，时间既久，或许会为这个知识分子研究群体注入新鲜血液。笔者不才，曾在山西大学文学院客串过一个讲座，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讲座中间停电，同学们依然兴味盎然，令我深受感动。可以说明，山西大学是有许多读书种子的。这些读书种子如果能跟着五位先生从游，岂不快哉？
《思想操练》就是这个群体进行人文对话、学术切磋、思想操练的结晶。清夜静静地翻阅《思想操练》，极有趣味。
这本《思想操练》所谈论的十个话题，又都是他们几位先生所长期探讨并关注的：“日记的价值”、“重写中国现代史”、“关于清华及清华学人”、“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与重现”、“‘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九十年代以来的学人与思潮”、“拓展民间言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都是研究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史不可或缺的关节。这本书既不是他们几位先生对话切磋的开始，也不会是操练的结束。它仅是一个标志：山西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群体日益成熟，思想操练日益自觉。
《思想操练》引起我的兴味，就是这本书产生的「路径」。这本书是五位先生不断进行人文对话、学术切磋、思想操练的结果。这种形式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当代中国学术著作的作业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个人著述、集体创作。单说集体创作，往往是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后，学术「包工头」拉来一支队伍，包工头确定体例，下面的「小工」分章创作。这种创作往往并不是自己的学术专长，而是命题作文。这种集体创作的书，我一般产生不了阅读的兴趣，工具书除外。集体创作，西方国家往往有出色的成就，比如说剑桥中国史系列。但中国现在真是学不来。为什么？因为当代中国欠缺学术沙龙，学者不具备探讨切磋的习惯。这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学术气氛淡薄的原因。哪里有学术对话的习惯、有学术切磋的气氛，这个地方的学术才有真正的成长。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位先生在《读书》上刊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可以说开启了公开进行学术对话的先河，一时洛阳纸贵。后来黄子平远走海外，陈、钱二先生声名大著，忙于讲课授业、著书立说，中断了学术对话，我以为是非常可惜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梁治平先生组织了一个“法文化沙龙”，成员有朱苏力、贺卫方等几位先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们几位进入主流社会，忙个不停，恐怕这个沙龙也难以为续。据说，法学研究名家邓正来有一个“六郎庄读书小组”，成员有王铭铭和强世功等学人。不过据我所知，当代中国学术界，长期进行学术对话，达十年之久的学术团体，在国内是不多见的，山西知识分子研究群体几乎可以说是罕见的。也许由于太原学术人物太少，几位先生相濡以沫，长期坚持，不带有世俗功利色彩，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何时是尽头，但他们的理想和担当，驱走了心头的寒意。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功，印证了我的一个思路，任何学问都必须是大家一起谈论的结果。一句话：学问是商量出来的，大学问更是持之以恒商量出来的。民国学术史，之所以光辉灿烂，缘于处处可见学问的沙龙。梁思成太太的客厅藏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的半部学术史、文学史、哲学史、建筑史，林徽音就是这个学术沙龙的灵魂。五十年代的山东大学，童书业先生几乎天天去赵俪生先生家谈学问。五十年来，一系列的运动，批胡风、批胡适、反右、拔白旗插红旗、文化大革命，不仅败坏了文风，更是败坏了学风，小报告的盛行使学人心事重重、疑心甚重、关闭心扉，正常的人际关系都难以维系，遑论开展人文对话、学术切磋、思想操练！
网络时代，学术信息交流似乎越来越快，学者们似乎更乐于进行网上交流，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取代面对面的学术切磋。我们相信：思想交流的理念是独立、自由、平等、包容，长期的面对面交流，可以形成一个交流场，在一个良好的交流场所，思想是不存在短路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在讲座、学术会议，举凡公共交流空间，很少存在真正的精神交流，更难以体会“席明纳”的乐趣。倒是古代的书院、诗社、文社还有些平等探讨的例子。“鹅湖之会”，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享有盛名的，朱熹、陆九渊辩难问疑、平等交流的余韵不绝如缕。谢泳先生撰文谈到费孝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的云南大学魁阁学术工作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团队，在我看来，魁阁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沙龙。
希望几位先生每年都进行一次《思想操练》，那也会是极有价值的年度人文对话录，记录学术思想的迁变，描绘人文地图，岂不是很好的事情？
（三）
江晓原先生既是大藏书家，也是有慧根的读书家，关于读书，我特别赞同江晓原先生的一席话：有的书，不管是谁写的，都不看；有的人，不管写什么书，都不看。这番话，品味再三，依然韵味悠长。
山西太原学派，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谢泳先生，几位不论写点什么，都令人喜爱。四位先生具真性情，有感而发，直抒胸臆，决然没有“学院派”常有的穿靴戴帽、无病呻吟的做派。
智效民先生的书，书菜楼藏有《心理的单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往事知多少》、《六位教育家》，智先生与高增德、丁东、赵诚、谢泳合著的《思想的操练》，架上再添上《长袍与牢骚》，大陆出版的，算是齐全了。《心理的单间》，智效民先生的处女作，经丁东推荐，由长春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时候，智先生，已经知晓自己的“天命”，那便是，梳理长袍先生，内心深处的纠结和挣扎。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太原学派”四位先生，在2007年以前，没有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但是，对百年中国学府发展的脉络，很是清晰，对当代大陆大学的弊端，有着理性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智效民先生，由于自身的独特经历，对大学倾注着很深的感情，《八位大学校长》和《六位教育家》两书，可以窥见，智先生对民国老大学运行的外部环境、运行机制和学府氛围，有着深入的理解和独到的把握。笔者对百年中国大学史，也有很深的兴趣，阅读《八位大学校长》，时有会心。
《八位大学校长》，讲述的是民国时期八位大学校长的故事：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其实，在我看来，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做大学校长，并不成功。大学弥漫的是一种气氛，这种氛围，不管是合适与否，哪里是脾气特别暴躁的人可以做得来的。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三位先生做大学校长时间或长或短，不受人待见，并不是偶然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罗家伦主持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任鸿隽主持四川大学、胡先骕主持中正大学，没有贡献。三位先生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
智效民先生对于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三位先生是有偏爱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许与三位先生后来没有得到承认，甚至饱受攻击和谩骂有很大的关系。
智效民先生如此剪裁这本书，具有自己的“意图伦理”，其实，就是在大学教育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寻找中国大学校长的精神资源，促进大陆大学能够进行创造性转换。智效民先生在这本书里，没有把蔡元培先生放进来，我认为是合适的。如果放进来，篇幅上就会倚轻倚重，难以把握。
蒋梦麟和胡适先生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蒋梦麟学习教育、胡适学习哲学，应蔡元培先生邀请，进入北京大学。他们两位在新文化运动中，都是尽了自己力的。蒋梦麟先生1930年—1945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继承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胡适先生自己的生日，十二月十七日，与北京大学原来的生日就是同一天，由此可以见出，胡适先生与北京大学的渊源，胡适先生1945年——1948年担任北大校长，遗憾的是，那时候，北平之大，已经很难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梅贻琦先生于1931年—1948年，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而且在台湾，老先生创设新竹原子能研究所，在这个基础之上，生长成了台湾清华大学。梅贻琦先生对于清华大学，可以说是“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海峡两岸清华校友公认的校长。在清华校友中，不乏经历政治运动的清华老人，但是，他们心目中，永远的清华校长，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梅贻琦先生。梅贻琦老先生是出名的“寡言君子”，待人接物，谨言慎行，先生一生行事可以说贴切的反映了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张伯苓先生恐怕是中国大学史上最魁梧的校长了，这位北洋海军的年轻军人，身历中国甲午战败的耻辱，脱离行伍，从事于教育，南开大学就是老先生教育救国理念的体现。南开大学作为中国少数出活的私立大学，可以说与这位具有人格魅力的校长分不开的。老先生办大学特别注重文艺与体育，南开话剧社涌现出周恩来、曹禺出类拔萃的种子选手，决非偶然。张伯苓校长经常担任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长，可以想见，体育在张校长心中的分量。当代中国大学校长，应该具有开阔的胸怀，懂得体育在大学中占有的位置。张伯苓先生说，不懂得体育的人不宜当校长。
竺可桢先生是杰出的气象学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所的所务，但是，在1936——1949年间，竺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是著名的流亡大学，最后流落到贵州遵义。流亡期间，竺可桢先生丧失爱妻和幼子，但是，具有崇高品德和操守的竺先生，守护浙江大学这所灯塔，发扬“求是”的精神，在艰难万状中，率领浙江大学的师生，守护着大学的尊严，使浙江大学，成为著名学府。
??? 八位大学校长，没有办法克服战乱的时代困境，但是，他们发扬科学、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不忘大学的中国文化本位，坚守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的底线，谱写了中国大学史的一段传奇。
在《八位大学校长》的写作中，智效民先生对于老辈具有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处处可以见出老辈的精神和风范。当代中国的大学校长，其实不一定非得舍近求远，要想办好大学，其实，完全可以向老辈校长学习，我觉得，这就是智效民先生《八位大学校长》的主旨。
（四）
《长袍与牢骚》，这个书名很是有趣，很传神。“太原学派”引发的民国热，其实，很大部分反映知识分子的臧否政治，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无它，有牢骚耳！无疑，智效民先生，是喜欢发“牢骚”的“长袍”，可以说，沉浸其中，念兹在兹的，就是民国史上长袍先生的牢骚。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观察，知识分子，渊源于古代的僧侣阶层，这个阶层，中国古代称为，巫卜祝史，操心着整个部落或者共同体的事情，所以，相对于社会的农工商阶层，先天具有着超越性和神圣性。随着现代社会的世俗化，知识分子的神圣性日益减少，世俗性日益增多，但，依旧保持着这种超越性。按照时贤的说法，知识分子超脱于自己的专业，先天具有公共关怀。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称为“士”，“长袍”就是他们的行头，普通民众，是不敢置喙的。长袍先生，在社区的教化中，发挥着独到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国”，不难窥见，这个阶层的超越性。
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渊源于教堂和大学。西方最早的大学，绝大多数，属于教堂培训学校，目标在于培养神甫。这些神学生，仰仗着教皇的庇护，放浪形骸，从不把周围市镇的民众看在眼里，自然是惹出无数麻烦，导致学袍和市镇的紧张。牛津、剑桥，八百年历史的学府，在成长的早期，可有一段时间，学袍和市镇之间，充斥着激烈的冲突和博弈，个中缘由，并不复杂。剑桥大学的成立，追本溯源，还不是牛津学袍，激怒市镇的民众，学袍被迫撤退，最终到达剑桥，在教皇的调停下，才算告一段落。
中国近代意义的“学袍”，滥觞于“公车上书”，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可以窥见，中国“学袍”与“市镇”之间，一直存在着跌宕起伏的紧张关系。1949年之后，强势的主事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领域中，排兵布阵，已经掌握了先手棋，曾经丰神俊逸的长袍先生，不得不就范。竟有三十年的时间，被挤压在社会的死角，哪里还有闪转腾挪、指点江山的机会呢？
长袍先生，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排斥，但，身上依然流淌着浓厚的传统士人心态，慎思、明辨、笃行；遇到全能政治，特别是“反右”，眼见大势已去，很快缴械投降。
智效民几番周折，进入山西社科院，已届不惑，深知自己消耗不起，思考何以安身立命。古今中外，凡是体制，其实，都要培养依附体制的人，不要说异端，就是与体制相疏离，都必须具有很大的勇气，关注并研究长袍先生的牢骚，正是太原学派的“天命”所在。
智效民先生在“太原学派”处于什么地位呢？笔者以为，智效民先生的著作，体现着独到的问题意识和深刻的思考，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深化主题和开拓新域。
太原学派，是从关注和思考民国学术史起步的，几位先生对民国教育史和思想史，有着高度的默契和可贵的共识。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开拓的意义，并不讳言，谢泳的书里，存在着“主题先行”和“意图伦理”。有人把谢泳著作存在的意识形态，归咎于谢氏的尊人被划为右派，当然是不妥当的，这种不妥当，恰与谢氏把毛润之晚年的做派，归咎于早年在北大的际遇相似。
细细想来，谢泳喜用材料说话，特别是平常不大受到关注的材料，这是谢泳著述的颖异之处；但是，不得不指出，谢泳对材料的梳理和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对谢氏而言，大概，在使用这些材料之前，就已经得出了。笔者曾受惠于谢泳，谢氏的优点，自忖学到的不多；但是，主题先行和意图伦理，可谓不遑多让。
这是民国热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历史学，特别是民国史的研究，保持底线的价值中立，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对民国史的判断，只是反方向的陈伯达而已。历史学搞极端，就过了，应该平实中正，执其两端扣其中。
智效民先生的著述，像《八位大学校长》和《六位教育家》，材料和观点，结合得比较好，可以说，体现了智效民先生深入开掘的能力。先生开拓的才华，台湾出版的晋绥土改是一例。
《长袍与牢骚》，丁东先生，以为最有特色的是后面四篇：《蔡家崖“斗牛大会”》、《开明绅士刘少白》、《我所了解的冀贡泉》、《与辛亥革命同行——父亲前半生的传奇经历》，笔者深有同感。见到智先生用别具一格的手法，描写“开明绅士”，真是耳目为之一新，欢喜赞叹！
牛友兰、刘少白、冀贡泉三位先生，属于“开明绅士”，有着传奇的经历和坎坷的人生，也是山西地方上很有力量的老辈，梳理这几位老辈的际遇，理解他们的心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相对于把握知识分子而言，分寸感和火候，就更加必要。可以说，知识分子话题，经过太原学派的辛勤耕耘，引发民国热，笔者立言的时候，都有点索然寡味了。当然，并不是说，这个领域，已经不值得挖掘了，而是说，应该调整一下思路了。将情绪调整为理性，将一分为二，化为一分为三。
就民国史的生态而言，其实，“开明绅士”的能量，要比知识分子大得多。知识分子，充其量是大时代的小点缀，而“开明绅士”，往往是地方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老辈，在血缘和地缘交互的共同体中，在地方治理中，可谓“五老七贤”。智效民《长袍与牢骚》，集中展示了四位长袍先生的牢骚，可以说，预示着民国史书写，由『士』向『绅』一种可能的转型。
张謇、卢作孚，都是民国史上可圈可点的“开明绅士”，只不过，褊狭的视角，仅仅把这两位老辈看做企业家而已。张謇、汤寿潜，这些老辈“开明绅士”，功业不仅在地方自治上，清末民初的政局，地方立宪派，功不唐捐。毛润之曾将知识分子视为皮毛，这就是著名的“皮毛论”，这里面渗透的“阶级论”暂且不表，仔细想想，毛润之说的很有道理。知识分子，不与工农兵相结合，哪里有什么真正的力量？
很有不少“立宪派”知识分子，以为当代中国要发展中间层。其实，“开明绅士”，不就是很有力量的“中间层”吗！牛友兰、刘少白、冀贡泉，山西历史上三位开明绅士的际遇，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土改”这一招，是主事者改造基层，进而使得开明绅士绝迹最有力量的办法。学界唇亡齿寒，只是看到了迫害知识分子的负面作用，但，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开明绅士”在大陆的绝迹，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更加惊心动魄。
陈寅恪先生，内心里面，其实，最喜欢谈论清末民初那一段历史，因为，这一段，属于陈寅恪的当身史，陈先生怕研究这段历史，难免带有家族的体温，难免，主题先行，所以，不得已，放弃了这一段，最终选择了魏晋南北朝隋唐。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当身历史”当做研究的对象，必须有绝大的勇气，不因家族的际遇而患上意图伦理。
智效民先生，忠实于自己的良心，把家族的“当身史”写出来，将研究领域和“当身历史”相贯通。阅读《与辛亥革命同行——父亲前半生的传奇经历》一文，笔底波澜，历史云烟，不由得感叹：事实比想象更传奇！
（2013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