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回城以后，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几乎把全部精力用在读书方面。然而那是一个“读书无用”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在新华书店里（当时根本没有非国营书店），也只有毛选和鲁迅的小册子出售。林彪事件以后，毛号召读要一点马列。于是我花了7块大洋，买了一套精装的马恩选集。我当时的工资才31块5毛，这对我来说真是痛下血本的事。可惜买回来以后，我怎么也读不进去，从此束之高阁，一直到前几年搬家才把它送人。
幸好我的邻居是铁一中的学生，他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参加造反，被不打发到学校图书馆看守书库。在此期间，他大概是受“窃书不算偷”的影响，“窃”了不少中外名著。于是我经常借来阅读，这一点我在《黄奴》一文中已经提到。
除了雪夜拥炉读禁书之外，我还把师资进修当作改变命运的机会。1972年秋天，听说太原市在教干校要举办小学教师培训班，我立刻向学校领导提出申请。当时校革委会董主任（校长）还不知道此事，但她还是很高兴地批准了我的请求。这次培训分语文、数学、历史三个班，我本来想进数学班，但那是热门专业，所以我被分到了历史班，这成为我被“逼上梁山”、由理科转文科的开始。教我们历史的是年过花甲、在全市非常有名的李老师（名字失记）。有一次他给我们布置作业，好像是写一篇关于农民是创造历史主人的论文。我从小有看报的习惯，这类题目早已司空见惯，于是我洋洋洒洒写了四五千字。不料李老师非常欣赏，便在课堂上当作范文点评。可惜当时我因为父亲住院并不在场，失去了一次虽然内心窃喜，却又难免要脸红的机会。
那次进修的学员，都有跳槽欲望。但是学业结束之后，教干校只选择两三个人留校，其他人一律回去。这让我非常失望。
到了1973年，高等院校恢复中止多年的招生，这显然与九·一三以后，邓大人重返政坛有关。当时的招生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所谓推荐，需要所在单位同意；所谓选拔，是要经过开卷考试。我又找到董主任，她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出乎意料的是，那年的考试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我记得数理化是一张考卷，其中最难的题，是给出一根园木横截面的直径及其长度，让你计算把它变成方木的最大体积，这其实是初中二年级的水平。
考试以后，正当我自信满满，以为可以拿到高分的时候，广播里传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一封信，这对我无疑是当头棒喝。随后，我得知太原市南城区只有四个名额，其中三个是临汾的山西师专（现在叫山西师大），另一个是北京钢院。我看不上临汾师专，觉得北钢院比较理想。随后，我打听到北钢院招生的老师住在省革委第四招待所，便找上门去。一位女老师接待了我，她说他们招生对象是25岁以下，最多可放宽到26岁，我当时已经27岁，肯定不予考虑。
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对我打击很大，直到十几年以后我进入山西社科院，也遇上一个几乎是同名同姓的人。此人祖籍东北，根据其行为特点，我还以为他是在臭名远扬以后，用谐音方法改了名字中的一个字呢。
顺便说一句，张铁生后来下海经商成了亿万富翁，与蒯大富有点类似。对于这种现象，我的感觉是在这个反智的时代，我这个姓智而且执迷不悟地追求智识的人，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难怪有人（？）会说：你能混到现在，应该感恩戴德、三呼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