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张鸣的一篇文章，感慨“还没过中年就老了”。张鸣引起我的共鸣，也勾起我的回忆。
一、心态从容的父母，给了我无拘无束的童年。
我是1946年出生、1952年入学的。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天，父母要检查我的作业，但我就是不让，他们只好放弃。从此我进入了信马由缰、无拘无束的时代。每天放学回家，几乎都要看一场电影。后来我把座位号保存下来，一个月居然攒了26张。去掉四个星期天，几乎每天要看一场。想到这里，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我在电影里看到的黑孩子还要可怜（当年还真有一部名叫《黑孩子》的电影）。
那时候电影院不仅有30年代到50年代的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和译制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影片对我的思想感情、是非观念、审美情趣，都有积极的影响，这是课堂上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二、广泛的阅读兴趣，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上了中学以后，我对数学比较重视，对语文不感兴趣，因为语文老师总是讲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别之类。初二年级期中考试，我的语文只有38分。所幸我喜欢看长篇小说，这对我的写作能力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久遇上教育改革，要求语文考试以作文为主，这才让我度过了语文这一关。
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写作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即便是数学家，也需要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何况万一当不了数学家，或许还能依靠写作找份工作，维持生计。
三、不怕年少轻狂，就怕没有独立的分析和判断。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在高考时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打入另册，没能进入大学。随后我主动下乡插队，想以此证明自己虽然出身不好，但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特别强烈。但是下乡以后我才发现，主动放弃城市户口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而农村的情况与当时的宣传完全不搭界。
无奈之下，我只好潜伏下来，坚持读书，等待机会。在苦熬七八年、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抗日战争以后，我才趁城市出现教师荒的机会，回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现在的中年人也未必知道，在那个全国学习解放军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美女们的理想不是找个子弟兵，就是找位老大哥。至于被视为“臭老九”的小学教师，她们连正眼看一眼的机会都不给。当时父亲曾经问过我：“你不是不愿意当小学老师吗？”我说：“我今天当了小学老师，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后天就能当大学老师。”其实，当时的大学老师中40多岁找不到的媳妇的钻石王老五也很多，我这样说真有点“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慷慨。
还没当上小学老师就想要连升三级，这实在是有点狂妄。但是我却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当时大学一直停办，所以我觉得“教师荒”很快就会从小学漫延到中学、大学里去。
四、人生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充电。
没过几年，我就跳槽进入一个工厂子弟中学。因为文科可以自学，数学却不大可能，所以我被迫放弃数学家理想，当了一名语文老师。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非常混乱，这正好给了我足够的读书时间。那时候除了“手抄本”之外，还有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白皮书”在坊间流传。这些书让我大开眼界，并对国外情况和文明走向有所了解，从而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文革结束以后，我报名参加了山西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但因为没有托人“拜码头”，所以名落孙山未能如愿。这次考试虽然失利，却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人生的方向。
五、要想有所得，必须有所失。
直到40岁那年，我才凭借一个偶然机会进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一开始，我还想通过写论文、做课题获得同行承认，但很快就发现学术界早已是学霸横行，腐败严重。
于是我开始致力于随笔写作，并为自己立下“不写论文、不做课题、不参加评奖”的宏愿。“三不主义”虽然让我在职称评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在独立思考和研究写作方面却让我获得解放。甘蔗没有两头甜，要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这也是我在不惑之年的一点感悟。
六、做学问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因为这些学术随笔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后反响不错，所以就有出版社愿意将它们结集出版。这些年我先后出版十几本书，其中《胡适和他们的朋友》和《八位大学校长》（后改名为《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不仅一版再版，还被读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奖中评为“推荐之书”。我虽然以“三不主义”自律，但这个奖项是读者给的，所以我欣然接受。
做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在许多学术单位却用“鞭打快牛”的态度对待年轻人，不愿耕耘，只问收获。结果是拔苗助长，毁人不倦。这恐怕是当今社会的通病。
七、忘掉死亡，忘掉年龄。
退休以后，我除了继续写作外，还去香港访学，到台湾开会。拙著《民国旧梦》出版后，我又在北京、南京、宁波、韶兴、南昌、温州等地参加读书沙龙，与读者聊个人经历和治学经验。有意思的是，前两年山西某县县委书记因为看到我在广东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教育在民国》，便主动与我联系，让我去给他们县的干部和老师们讲一讲民国教育。这件事说明什么，我不好妄测，也很难判断。
这几年我还多次跟团出国旅游，先后去过越南、柬埔寨、南非、韩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东欧十国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20来个国家。相比于老外到中国的自由自在，我对于这种旅游形式非常反感，但由于没有其他办法，也只好勉强接受。因为它毕竟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知道咱们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
此外，我61岁学车，64年岁买车，如今已经是一个老司机了。我这样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享受汽车文明，二是为了拓展生命的宽度，因为生命的长度无法控制。有了车以后，我不仅多次往返于北京太原之间，还去过承德、赛罕坝林场、秦皇岛、北戴河、内蒙等地。今年我又要换车，老伴非常反对，我对她说：“我不能换你，连个情人也不能换？”这话是我在听到“男人都把爱车当作情人”之后获得的灵感，也把老伴气得够呛。
在此前后，我还有两次南下自驾游：换车之前去了河南安阳；换车之后，去过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并以“古稀自驾游”为题，在公众号上炫耀了一番。
最后，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多去一些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地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
人活七十古来稀。看到这里，你难道不觉得我是一种稀有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