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事情是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按照这个说法，从1966年到1971年正好是五年，但是直到 9月开学以后，也没有看到什么变化。当时人们每天上下班，除了手捧语录本“早请示、晚汇报”，还要把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挂在嘴上。
此外，学校还要组织大家吃忆苦饭。有一次，我们五个学校（属于同一支部领导）的老师被集中在东岗小学的一间大教室，先请老工人忆苦思甜，然后给每人发了一个用豆腐渣和谷糠做的窝窝头。我吃了一多半实在难以下咽，就像做贼似的偷偷地攥在手里，直到散会才乘乱装入衣服口袋，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扔到垃圾堆里。这种行为如果被人发现，很可能挨批挨斗。
正当我已经比较适应甚至非常麻木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那年10月1日，当局突然取消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集会和焰火晚会，只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分别参加了北京各大公园的游园活动，因此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没有露面。当时我愚蠢地相信这是战备需要，否则苏修发动突然袭击，咱的领导人就可能被一网打尽。
“十·一”过后的一天上午，代课教师张继峰悄悄对我说：“大智，告诉你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副统帅死了！”这让我大吃一惊，而且根本不敢相信。但是小张告诉我，他是听一个同学说的，这个同学的父亲是省级干部，消息来源绝对可靠。
那天中午我提前离开学校，在路过五一广场时专门跑到主席台前，只见正面还是并排挂着两个巨幅画像。我又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也没有看到任何变化。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相信小道消息，因为那是大道消息被严格封锁的时代。
回到家里，我用小张的口吻把这事复述一遍，父亲听了以后警告我不要瞎说，但我却说过几天会得到验证。出乎意料的是，这话对我的大妹妹刺激很大，以至于我一想起来就非常内疚。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与我们面对的是一台绞肉机有关，稍不小心就会被卷进去。
又过了一两天，我们五个学校的老师利用星期日去郊区参加劳动。当骑自行车的老师们路过阎家沟的时候，我又以同样的口吻告诉东岗小学的一位体育老师。他听了以后就像受惊的兔子似的，猛烈地蹬着自行车向坡下冲去。
那一年10月，尽管这件事已经是尽人皆知了，但是直到11月中下旬，关于这事的《纪要》才正式传达下来。随后还有“材料之一”和“材料之二”，介绍了事件经过。
这时，离1969年九大召开，仅仅两年多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