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农口”，是当时国务院有关农业农村工作部门的统称，包括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农机部、供销总社、气象局等单位。当时九号院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局、处级干部，大多是从原来的农口部门调来的，其中以原农林部干部居多。

纪登奎晚年，较少谈论他分管农业工作的经历。他在九号院的几年间，虽然是在农村问题研究机构，但是，同事与他闲谈，大家更有兴趣的事情，还是谈一些他在位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很少有人去与他讨论“文革”中间的农业工作。但是，在九号院内部讨论一些农村政策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要说到纪登奎。因为，在“文革”期间的若干年里，纪登奎是国务院农口部门的首长。

(一)

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纪登奎进入政治局，随后，从河南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当时，中央政府已经不能正常运转，原有的国务院领导人和部长大量被“打倒”，这个毛泽东命名的“国务院业务组”，实际上就是特殊时期的国务院。业务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还有李先念。纪登奎作为业务组副组长，实际上即为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初到中央时，主要精力负责调停处理省里的派性纠纷，特别是武斗。纪登奎自己认为，也许因为他刚从省里上来，对于省里的“文革”斗争比较熟悉，所以，毛泽东、周恩来让他重点做这项工作。他先是负责制止山西的武斗，结束了那里的混乱局面，此后又到浙江等几个省解决纠纷，稳定了局势。在协调整合不同派别的造反组织实行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合作、实现所有“大联合”过程中，纪登奎的组织能力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

“文革”中间，国务院的工作缺乏常规，经济工作也从来都不是重点，领导人分工模糊而且多变。纪登奎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负责农业工作的，似乎比较难说清楚。从他正式代表中央抓农业工作的事件来看，纪登奎管农业是在1970年春天。这年5月，国家农林部成立，纪登奎作为分管的国务院领导出席农林部成立大会并讲话;随后，他开始主持筹备“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大致说来，从1970年5月国家农林部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农委，撤销农林部，基本上都是纪登奎在分管农业。“文革”中间，华国锋刚调来中央时曾接替他短时间管过农业，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时曾经协助他管过“农业学大寨”。

九号院的同事老郏告诉我，他当年在农林部工作时经历了纪登奎主管农业。1970年初夏农林部成立时，老郏在农林部“写作组”工作。当时的写作组相当于后来部委的“政策研究室”或者“政策法规司”。他说：“1970年5月，我在农林部成立大会上，第一次见到纪登奎。纪登奎代表中央发表了讲话，讲的什么记不清楚了。但是，他给大家的印象是，年轻干练，善于讲话，富有鼓动力。我在农林部工作多年，因为当时只是普通干部，见纪登奎的机会很少，但是经常看到或听到纪登奎的批示、指示。1973年又见到纪登奎一次，他来农林部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讲话严厉批评了农林部，并提出工作要求。这次纪登奎批农林部，批得很厉害。因为黄河决口，造成了大水灾，农林部居然不知道。当时是‘文革’中间，部长是军队来的，农林部工作不正规。纪登奎要求，不仅农林部办公厅值班室要晚上值班，各个司局也要有人晚上值班。这样，我们就经常被安排晚上和周末值班，这个事情印象很深刻”。关于农林部人员对于纪登奎的看法，他说：“在我们看来，纪登奎管农业，下面还是服气的，因为他有能力，办法多，敢拍板，敢负责。”

(二)

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1970年农林部成立和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纪登奎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66年开始的“文革”，对于当时的政府运行和经济工作造成严重冲击，农口机关处在瘫痪半瘫痪状态。不仅如此，全国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连续三年出现下降停滞的被动局面，粮食供给日益趋于紧张。彼时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特点。从政治上看，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标志“文革”的重要转折。此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将刘少奇定案并开除党籍，且刘少奇已经在河南去世。九大缔造了中国高层政治的全新格局。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从经济上看，经过“文革”的三年折腾，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严重困难。“革命”固然重要，但是人民总是要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开始采取措施，着力于生产建设。在农业方面的关键性举措是成立国家农林部，并决定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农林部于1970年5月成立，6月即开始筹备北方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的核心关怀是怎样解决北方人的吃饭问题，扭转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因为当时北方地区养活不了自己，需要从南方调进粮食。纪登奎作为分管农业的国务院领导，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全面负责北方农业会议的筹备工作。1970年8月上旬，纪登奎率一队人马到了大寨，在昔阳县考察三天。在此基础上，纪登奎主持起草了《在中央北方农业会议上的汇报提纲(初稿)》。

1970年8月20日，北方农业会议开幕。会议规模很大，到会1259人，参加会议的有北方14省区的省地县领导和部分公社大队的代表，南方各省的省一级和解放军各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会议时间也很长，开了一个多月。会议议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大寨和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介绍了经验。8月28日《人民日报》正式宣布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建成。从此开始，“建设大寨县”成为农村工作的纲领性口号。9月1日，会议转到北京继续进行。从9月14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三阶段，着重分组讨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各项政策措施。12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这是“文革”期间直到改革开始，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最重要文件。

关于1970年北方农业工作会议的历史作用，可以说毁誉参半或者有褒有贬。从本人的经历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调研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人们经常要提到这次会议。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次会议以及会后政策结果，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内容。正面内容是：针对“文革”以来农村全面动乱、生产设施严重破坏、农业生产明显下降的严峻局势，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较有效地促进了生产恢复和发展。大致来说，积极的会议精神主要包括：强调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一般不要动;强调慎重对待所有制问题，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不要轻易收走农民的自留地;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切不可一平二调，不可无偿调用生产队劳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会议还提出，为了发展生产，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可以兴办“五小”工业。这成为后来社队企业即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基础。这次会议的负面精神包括：从“左”的方向上总结了昔阳“建设大寨县”的经验，强调学大寨“要始终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要实行“大批促大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有效方法。特别是，会议提出要解决农村干部中的“五种人”掌权，强调如何排除影响学大寨的拦路虎问题。这“五种人”是：混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即“民主派”。显然，会议强调大批促大干，学大寨进一步走上“阶级斗争”歧途。会后，全国各地农村贯彻会议精神，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直接结果，一是各地农村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普遍开展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社队工业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二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强调突出阶级斗争为纲，更向“左”的方向发展。

北方农业工作会议是纪登奎直接组织的，会议的政策结果显然与纪登奎有直接关系，但是，从实际政策过程来说，不可以把会议精神与会议主持者的观点简单等同，也不能把文件精神与主持文件起草者的思想简单等同。分析这次会议的具体过程，特别是文件起草过程，可以发现：在政策思路上，纪登奎对陈永贵介绍的大寨经验是有所保留的，尤其是对陈永贵在昔阳县和大寨村推行提升基本核算单位“穷过渡”，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等“左”的东西，是有所抵制的。这种抵制也直接体现在文件中，成为会议的积极政策成果。但是，会议关于学大寨要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则与纪登奎在此前农林部的讲话要点基本一致。纪登奎曾经在农林部提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以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政治挂帅”。这也成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尖锐批评的问题之一。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强调学大寨要排除“五种人”干扰，并将这个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这个“五种人”的小运动主要是陈永贵搞起来的，但是也经过纪登奎的肯定和总结。政策制定往往是多种力量或者多种高层人士博弈的结果。

从北方农业工作会议的精神来看，一般来说，农口部门对于纪登奎还是肯定性评价为主。用有些农口老干部的话说：当时农业政策，是大势所趋，不能不“左”，纪登奎自然要执行“左”的政策，但是，总的来说，纪登奎的政策思路比较务实，并没有“左上加左”。

(三)

在“文革”后期，中央还召开过两次重要的农村工作会议，即“农业学大寨会议”。第一次学大寨会议于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召开，时间持续35天，先后在山西昔阳县和北京举行。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于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学大寨会议提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任务是普及大寨县，并提出到1980年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的任务。第二次会议重申了第一次会议关于建设大寨县的目标，并要求1980年各省粮棉油产量达到《纲要》要求，并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

就政策思想而言，两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核心内容都是“阶级斗争为纲”。第二次会议是在“四人帮”被解除权力以后召开。这次会议显示出，华国锋主政的农村工作思路继续沿用了毛泽东的方针，即把学大寨作为农村工作的纲领性工作，或者说以学大寨统领全国农业工作。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内容不是农业生产，而是如何开展揭批“四人帮”，也讲到继续批判邓小平。但是，从这次会议的实际效果来看，与毛泽东在世时第一次学大寨会议比较，情况已经很不同。在地方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大寨经验本身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纪登奎主持了两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筹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正式会议，据说是因为他还有别的事情。

根据于光远回忆，纪登奎主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起草过程中，曾当面听取于光远的意见。会前，讲话稿起草者把华国锋讲话的征求意见稿寄给于光远。于光远给起草文件的同志打电话，提出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于光远认为，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他提出不应该批判唯生产力论。几天后，文件组通知于光远去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于光远回忆道：“我到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看见三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加上一个工作人员，他们似乎已经说过什么事，正等着我。纪登奎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他先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很多的意见。’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说，‘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接着讲一番道理。听了我的意见，纪登奎并没有表示否定，他只是说，批评‘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并表示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说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讲话稿怎样改的我不知道。不过后来研究党史的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还真没有再把‘唯生产力论’作为错误观点。是不是纪登奎最后考虑了我的意见，对讲话稿做了修改，我不得而知。”关于对纪登奎的印象，于光远还写道：“1975年，我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也在一些场合同纪登奎有过接触。记得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李昌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纪登奎也参加了，我是作为政研室代表参加的。纪登奎也在中间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那两年纪登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比较‘厉害’，同时他对理论有些兴趣，对毛泽东的东西比较熟悉。”(于光远，《我所接触的纪登奎》，党史天地，2003年2月5日)。从于光远的回忆和评价来看，纪登奎当时主持农业工作，比较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关于他的个人能力，于光远给予比较高评价。这种评价与我听到的来自农林部人员的评价是一致的。

郭书田已经八十余岁，“文革”期间在农林部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中期担任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在纪登奎主管农业时期，郭书田曾参与若干农业文件起草。2013年8月，我们在一次会议上相遇，午间吃饭时聊到纪登奎。他说：“改革以前，纪登奎长期主管农业。那个时期，总体来说政策路线是‘左’的，因为大形势如此，纪登奎当然也在执行‘左’的农村政策。但是，从纪登奎本人来说，领导农村工作还是比较务实的，没有在左的政策基础上越走越远。这一点是和陈永贵很不同的，陈永贵在当时的农业政策上，就是拔高和推行大寨经验，可以说一左再左，左上加左”。

在一般人印象中，陈永贵曾经作为副总理分管过农业。特别是，如果是问一些经历过“文革”的基层干部，通常都说陈永贵当时分管农业。但从中央层面看，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形式上，从1975年1月到1980年9月，陈永贵担任了五年多副总理，但是实际上，他在中央高层有话语权的时间只有三年多，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即便在政治上得意的三年间，他也并没有真正领导过农业工作，他所能做的工作，只是利用各种场合宣讲“大寨经验”。或者说，陈永贵这三年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大寨经验的象征性人物在活动，而不是参加中央高层的日常运行与决策。

陈永贵作为中央领导在高层决策中的象征性或者虚拟性，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陈永贵本人可以说是从一个农民成为副总理。虽然他作为村干部，在领导村庄水利建设，特别是整修大寨梯田，安排村庄粮食生产等方面颇多建树，但是，作为副总理，需要的主要不是这种村庄生产经验，而是需要在中央层面操控国家官僚机器运作，特别是领导协调农业系统有关部委的常规运行。在这方面，陈永贵的知识微乎其微，因此他没有办法介入农业、林业、水利、供销社等部门之间的协调管理。这是基础性的管理能力缺陷。还有文化素质的缺陷，陈永贵基本上是一个文盲，据说识字程度在四百个左右。以这样的文化程度，他连政府日常运行中的文件报告也无法看懂，更无法直接做出批示。有知情者介绍，他的批示文件办法是，凡是华国锋、李先念画了圈的，他就照样画圈，因为他信任这几个人。这在一般传阅文件和“会签”文件中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初始的处理意见不是他来提出，只附和别的领导意见就可以。但是，如果是实际性分管某项工作，在处理文件报告时需要首先做出批示意见，因为他是请示报告的“主送”对象，而不是“抄送”对象或者是一般公文报告中“审阅”者。作为请示报告的“主送”领导，必须首先有出批示意见，陈永贵显然不能胜任。由于这种原因，陈永贵在担任副总理期间无法承担实际的领导工作。于光远曾经谈陈永贵：“我觉得他被捧得这么高，头脑发昏，说话也只有学大寨那一套，不但农业要学大寨，政治上也要学大寨。他是一个被扭曲的农业劳动模范”(《1978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二版，第16页)。郭书田对本人说：“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虽然说是分管农业，其实没有管什么，那个时期农业工作，还是纪登奎主管。陈永贵的经验和能力无法分管农业，农口系统的事情，他不仅看不懂文件报告，就是看懂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就在一次会上听到陈永贵自己说，他管不了农业，只会宣传大寨经验。”

纪登奎说，当年是毛泽东提出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副总理，其中大寨村的陈永贵是一个，西北国棉一厂的工人吴桂贤是一个，还有一位商店售货员李素文当了人大副委员长等。当时，纪登奎分管中组部并且担任四届人大的筹备负责人。对于这几个人的考察，是他直接指示中组部进行的。那么，陈永贵之类中央领导人的作用是什么，毛泽东用他们担任副总理的深意是什么。我曾好奇地问：“毛泽东为什么要用这些不能胜任高层职位的人?”纪登奎听了我的提问，并不回答我，继续讲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