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纪登奎曾有一个检讨发言。在翻检这个发言的传达记录稿后，我曾想以这个检讨为框架，写出一篇关于纪登奎“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述评。但是，我很快发现，这是一篇无法完成的文章。因为，我难以把握检讨发言中那些纷纭复杂的事件，更难以理解纪登奎置身其中的感受想法。于是，我陷入一种深深的困惑：难懂纪登奎。

一

晚年纪登奎身上，有一种高度矛盾的现象，即谨言和健谈的奇异结合。所谓谨言，是指他在正式场合的发言非常谨慎，他参加一些内部会议，除非被会议主持人邀请，否则不发言，若发言，则是三言两语，极其简明扼要，真正属于惜字如金。但是，在私下场合，如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谈话则是滔滔不绝，是真正的口若悬河。比如早晨散步，他常常会边走边说，一气呵成说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基本不需别人提起话题，也不容别人打断话题。我至今不能理解这种现象。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纪登奎是一个风云人物。不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他都表现得纵横捭阖，长袖善舞，风光十足。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纪登奎努力追随毛泽东营造引领的政治潮流。他不仅有特殊机遇，而且有过人才干，取得了官场上的极大“成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纪登奎是那个时代政治潮流的杰出“弄潮儿”。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后期的二十几年间，他行走在时代政治潮流的风口浪尖上，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不断登上政治生涯的新高度。我这里用“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取其中性含义，并不含褒贬。纪登奎的这种表现，用渔民的话说，是站在潮头，“踩着浪尖走路”的人。这使我联想到苏东坡在“钱唐江”一词所描述的弄潮儿形象——“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遗憾地是，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在动荡飘摇的涛头，纪登奎未能“立”住，没有最后做到“手把红旗旗不湿”。终于，纪登奎还是失了手，“湿了旗”，在后毛泽东时代被抛弃出局。

从政治潮头跌落的纪登奎，晚年生活相当寂寥，可谓“门前冷落车马稀”。但是，从他的心绪而言，从他日常生活中的言谈话语来看，他与高层政治并没有“相忘于江湖”。他依然孜孜不倦于关注政治，对于政坛的风吹草动无法释然。中国政坛的风云激荡依然能使他兴奋不已。这或许是一种职业习惯。从我的观察来说，他无法做到忘怀，又没有机会介入，这可能是他内心痛苦的深层来源。

就我来说，虽然直接看不出纪登奎晚年心境忧郁，但是，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并不宁静恬淡。纪登奎退出高层政坛后，不仅没有远离官场纷扰，怡然自得，如陶渊明的那种状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缺乏无官一身轻的从容淡定，如苏东坡的那种状态“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的心境和神态，其实难以准确表达，有时候，他表现出厌倦了官场生涯，有时候，又情不自已地心系政坛风云，或者兴奋，或者失落，甚至还憧憬着“复出”。这种状态，使我想到一句咏春词“谁道闲情抛却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或者还可以说，此时的纪登奎，“其身也闲，其心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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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是什么？通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和理解。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成为人们古往今来关注的重要问题；政治还是一种学问，进一步则成为多种学科中的重要门类，政治研究需要学术积累和方法，这便是所谓政治学；从政治作为职业的角度看，或者政治从业者而言，政治还是一门艺术或者技艺。如同其他艺术一样，从事政治的人需要有特殊禀赋。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对于一般学者而言，研究政治活动，特别是研究政治人物，有一些特殊困难。刻画分析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如刻画分析一个音乐家或画家等艺术家一样。如果作者不是艺术家，则理解会有很大差异；如果作者也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不同的艺术家对于相同的艺术对象，体味与观察也是不同的。

今天，我写纪登奎这样的政治人物，就常常受困于这种特殊困难。一方面，有关资料相当缺乏，大量基本事实还不清楚。我知道，比我更加了解纪登奎者大有人在，如“文革”中长期在纪登奎身边工作的人，有的依然健在，但是他们对于纪登奎不着一字；另一方面，即便是材料相当丰富，事实相当清晰，也未必能呈现出一个真实的纪登奎。道理在于，我们无法深入理解纪登奎，正如其他政治人物的研究一样。或者，作为政治人物的纪登奎，其职业表现和内心世界都相当迷离复杂，难以把握，难以刻画。

学者分析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其实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在中华民国历史上，陶希圣身为著名政法学者，被顾颉刚称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又作为蒋介石“文胆”，出任国民党众多高级职务，照常理而言，这样的人物对于政治研究应该充满自信，但是，陶希圣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却感叹：“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类似身份的陈布雷，长期担任蒋介石首席幕僚，则在自杀前感叹“参政不知政”。由此可见，学者研究政治，特别是评析政治人物，委实需要谨慎，不能过于自信。

三

但是，不能因此而把政治人物研究神秘化，或者说陷入政治人物的不可知论。毕竟，如孙中山所言，政治是“众人之事”，政治人物总要活动在公众生活中，其基本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把握观察的；同时，政治人物本身是活生生的个人，也是可以了解和感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可以展开观察分析。

更重要的是，研究政治人物，是为了通过分析研究这些显著影响了普通人生活的人，来服务于现在的政治改进，或者说，努力去解决现实政治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用什么办法去激励和约束政治人物，或者说，用什么办法，使得政治人物能够最大可能地造福于普通人，而不是为普通人制造灾难。从这个角度看，建立好的政治生活规则，建立理想的政治人物与普通人的关系，塑造出好的政治人物，是政治改革的基本价值。或者说，虽然纪登奎本人及其政治生涯难以准确把握与清晰透视，但是，并不影响我们通过纪登奎的政治生涯来展开关于政治逻辑的联想。

本人无意于对纪登奎作为政治人物的功是非过做出评价，更不希冀给出什么结论性意见。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本人掌握的信息有限，显然没有能力做出这种评判，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本人认为没有必要做出这种评判。

在中共历史上，有一种不断针对历史问题做出决议或结论的传统。从长时段来看，上世纪四十年代曾有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八十年代也曾做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从短时段来看，也不断地做出关于某项工作或者某段工作的总体性评论。针对某些比较重要的事件人物，也常常专门做出结论，甚至有诸如平反昭雪或者重新评定；即便对于一些不重要的党员干部，也通常会有评价性的组织结论。从体制运行角度看，以组织形式对于某些成员做出评价结论，是维系组织稳定和整合组织力量的重要机制。

在体制的公信力很高、凝聚力很强的时候，许多人都以组织意见为个人意见，以组织的评价作为最后结论。现在，似乎组织评价的效力和信度急剧衰退。特别是经历了很多演变和反复以后，人们似乎更多地看到了组织评价的虚妄性。因为现实生活越来越显示，本来被组织高度称赞的某位人物，往往很快就有另外的真相披露出来，组织评价和公众评价均陡然逆转。如，一个被组织高调认定的“廉洁”官员、优秀党员，往往不久就被揭露出是劣迹斑斑的腐败分子。也有一些组织结论，几年前那样评价，几年后这样评价，颠来倒去，人们已经不知所云。显然，这些“组织结论”无可挽回地削弱了组织评价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四

作为特定时期的中央领导人之一，略知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纪登奎，也知道纪登奎是在“文革”中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纪登奎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官方并没有明确和公开的组织结论。对于当事者个人而言，或者说从个人现实境遇来说，这种组织结论和评价是重要的，因为直接牵涉到本人在体制内的处境地位，直接影响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待遇。所以，现实地看，这种组织结论是有意义的。

但从根本上讲，这种体制性评价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真正的结论会在更大范围内、更长时间内发生，那就是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结论。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官员受到当朝皇上的处罚或者褒奖，有的甚至多次贬谪、多次平反。但是，从今天来看，历史会形成自己的结论，没有人在乎当时的朝廷曾经给予过什么样的结论。只有历史进程形成的结论，才是真正重要的结论。

当然，对于某些历史人物或者历史性事件的评价，或者所谓历史性结论的形成，本身也是需要条件的。大致来说，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是历史距离感，主要是做出评价时不再牵涉直接的个人恩怨，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这些人物和事件；第二是信息透明度，取决于关于这些人物事件的信息是否能够充分展露，或者能够获得。在信息被刻意控制的情况下，信息透明度很低，做出评价有很大难度。

对于重要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困难通常来自两个层面。一方面，这些历史信息本身扑朔迷离，即便没有故意的遮蔽篡改，其真相内情也难以理清，有了出于特定目的的遮蔽和篡改，则更难理清；另一方面，从更深层面说，任何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永远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和判断，因为人们都是在特定的价值倾向和思想基础上做出判断。但是，这种分歧根本上不同于故意通过控制信息来控制评价。这种意见分歧是历史过程中自然发生的，其影响力也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当局为了特定目的有意规定的，更不可能通过某种强制性力量来统一人们的思想。

所以，纪登奎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像其他众多政治人物一样，现在还不可能在信息自由、观点多元条件下作出观察和评价。对于学者来说，从研究的角度看，任何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评价问题。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历史叙事中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任何历史事件都有是非曲直。但是，事实真相和是非曲直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或者说，“真相”和“是非”显然属于两个层面。现在，对于“纪登奎现象”来说，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既难以逼近真相，也就无从辨别是非。高层面对纪登奎的“政治错误”，采取“了犹未了”又“不了了之”的处置，于蒙昧之中彰显了高明。这似乎也是体制的张力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