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年的闲谈中，纪登奎很少说到“文革”中得罪人的事情。我第一次听他谈这类问题，是一次偶然事情引发的。
1987年夏在西南调研的时候，陕西有一个会议邀请纪登奎参加，他答应了。然后，我开始安排旅程。因为他不乘飞机，我们只能坐火车。但是，没有车次直达西安，我们必须在郑州中转。他犹豫了两天，对我说：“我决定不去陕西了。”晚饭后我们散步，又谈到这个事情，他说：“如果从郑州中转，我必须在河南住两天，见一些老朋友。如果到了郑州，我当天就换车走了，肯定会有一些人笑话我：你看纪登奎，从郑州经过，连停一下都不敢，灰溜溜地就走了。”我问什么人会笑话他。他说：“‘文革’中间，我在河南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老同事、老干部。因为我解放得早，在台上时间长，他们希望我来帮助他们，但是我没有帮上忙。还有一些人被我处理过。这样的话，我经过郑州，住一两天或者不住，都很不好办。干脆算了吧。”闲谈中，他说到河南“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
（一）
在我看来，关于纪登奎在“文革”中得罪人或者说“整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一个角度是一般意义上的得罪人，或者说是普遍的得罪人。这种普遍得罪是基于纪登奎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支持态度，从具体事件来说，集中表现为中共九大上的发言。他多次说到，九大上的这个发言，特别是毛泽东在多种场合称赞他，引起了老干部的普遍反感。概括地说就是，纪登奎发言中对于“文革”大唱赞歌，为整肃老干部提供了道义的支持，使得老干部普遍反感。
另一个角度是特殊意义上的得罪人，或者说是个案的得罪人。在1969年九大以后的七八年时间里，纪登奎分管了中央组织人事，还分管过政法，特别是负责过一些重要专案的处理，有时候一个专案就要审查处置很多人，不仅有高层干部，也有普通群众。如林彪专案，据说受到审查整肃的有几万人。这种得罪人显然是很具体而且深刻的。一些老干部之所以对于纪登奎有意见，甚至有怨恨，主要是由于这些具体的案件处理。
1969年4月14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是纪登奎在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上首次公开亮相。这次亮相，也是纪登奎整体上得罪老干部的集中标志。纪登奎的发言，是毛泽东直接安排的。但是，出席九大前他并不知道要在大会上发言。九大进入到第十一天的时候，毛泽东让吴法宪告诉纪登奎：“后天在大会上发言”，而且是“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发言”。纪登奎说，他曾经推辞过这个发言，强调自己革命资历浅，“文革”开始时被打倒，刚被毛泽东“解放”出来，属于“解放干部”，没有资格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发言。但是，毛泽东第二次让吴法宪通知他，还是坚持让他讲，毛泽东说：“我要的就是解放干部的代表”，要求纪登奎“主要讲一下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我们无法理解，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重要的场合，毛泽东安排纪登奎做大会发言，为什么仅提前两天告诉纪登奎，这是毛泽东出于掌控大会进程的自信，还是根据会议的情况仓促决定。
纪登奎在中共九大发言的时候，毛泽东主持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代表介绍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呵！”纪登奎发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对我自己的教育太深了。我这个人，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过去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群众很多批评、教育，经受了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开始，我对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很不理解，当革命群众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触及了灵魂。触及一点，理解一点，触及得深点，理解得就深点。在广大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下，怕字少了，敢字多了，才逐步提高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觉悟”。“在1967年9月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路过郑州，伟大领袖对我这样一个犯错误的人，给了很大的鼓励。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群众对我整一下，大有好处”。“我说的是心里话，是老实话。我深深体会到最关心我们老干部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的群众运动，冲掉了做官当老爷的恶习，批判了资产阶级错误的东西，使干部学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继续革命，学会怎样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学会怎样正确对待群众。这不是大有好处吗？……我也算个老干部，今后更应当谦虚谨慎，按照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自己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最后，纪登奎高呼“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纪登奎发言结束时，毛泽东鼓掌，代表们热烈鼓掌。
九大给纪登奎带来了巨大回报，在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名纪登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安排周恩来找纪登奎谈话，调纪登奎来中央工作。对于纪登奎来说，虽然他与毛泽东关系特殊，但从来没有想到会进入政治局。他说，去北京参加九大前，他是河南省的第三把手，进入候补中央委员是有可能的。
说到出席中共九大这段历史，纪登奎的态度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言语中洋溢着自豪；另一方面，也常常伴随着某种自责。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总是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这样一宣传，我的作用就不那么好了。老干部们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都有怨气，都让向我学习，他们吃苦更多了。”纪登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行为，当时和后来受到非议，可以说是从毛泽东表扬他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开始的。他表示“挨整很有好处，很必要”，从而被高层发动群众运动的政策策略所利用，随后，他本人进入高层，成为毛泽东权力意志的直接执行者。1983年整党期间，他多次说到这个发言“在全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二）
纪登奎在九大上的发言，为“文革”整肃干部做了强有力背书，在整体上得罪了老干部。这种得罪应该说是广泛意义上的，或者说一般意义的，而不是具体的。显然，这种得罪并不构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指责的关键。关键问题应当是他得罪了具体的人。“文革”中纪登奎分管中组部，主管过一些重要的专案，经手处分了大量干部。但是，纪登奎在位的时候，具体得罪了哪些人，怎么得罪了这些人，或者说是怎样整人的，则很难说清楚。
本人在九号院期间的同事老张，“文革”中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经历了纪登奎分管组织部的时期。他说：“当时的中组部长是郭玉峰，分管组织部的中央领导是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对我们来说，纪登奎就像中组部的天，他代表的就是中央。中央给中组部的指令，通过纪登奎下达到中组部；中组部给中央的文件报告，经过纪登奎批转出去。因为我所在的部门是中组部的核心部门，经常接到纪登奎批示，有时候一天就几件，大多是关于干部任免的，有时候也直接接到纪登奎办公室的电话。当时，虽然我是普通科员，但是我办公桌上就有一部‘红机子’（保密电话），可以直通中央领导办公室。一般情况下，副部长以上干部办公室才有红机子。那时的干部任命程序，如果任命副部长，通常是中组部报告给纪登奎，纪登奎批示‘拟同意’后，送全体政治局委员签字，然后，发文任命；如果任命正部长，也是由中组部报告给纪登奎，纪登奎批示‘拟同意’后，送政治局委员签字；最后，还要报毛泽东批示，毛泽东同意后才正式发文任命。毛泽东的批示方式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是毛泽东本人用红蓝铅笔签字‘同意’；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就不写‘同意’了，只是在名字上划个圈。所以，内部发文时通常说‘毛主席已圈阅’；再后来，毛泽东连圈也不画了，就改由秘书张玉凤在旁边代签，写上‘主席嘱：同意’。我那时候，天天摆弄这些领导人的签字批件。组织部门的工作，说白了，玩的就是领导批件，一切围绕批件展开。纪登奎管中组部有七八年，时间比较长，他在国务院那边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等工作。在我当时的印象中，纪登奎人很能干，在中组部系统是有威信的。”
老张还说到，当时的干部选拔，经常是纪登奎来批示或者是他办公室来电话指示，然后中组部安排考察。“有一次，他批示要考察一个人，拟安排某部副部长，但是因为在中央机关中重名的人有几个，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人。然后考察报上去”。老张还讲了一个任命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副总理吴桂贤的考察任命。那是在四届人大之前。来年四月开人大，当时大概是9月30日左右，纪登奎指示来了，要求考察吴桂贤，说中央拟用这个干部。我们组里就紧急安排了两个人，乘飞机去西北国棉一厂，在那里召集座谈会考察吴桂贤。但是，当时工厂的工人分了两派，有的说好话，也有的说坏话。这样，写考察报告的人就犯难了，不知道究竟怎么写。经过认真讨论，认为既然中央要用这个人，说明中央领导看好这个人，那么考察评语就只能写好话。所以，考察报告基本上都是说好话。考察报告写好后就报送了纪登奎。再后来，吴桂贤就成了副总理。我们才知道是去考察副总理人选。那次人大会上任命的副总理，还有天津的工人孙健、山西的农民陈永贵等。”
我想，如果能够公开“文革”期间的中央组织人事和专案工作档案，系统梳理纪登奎经手批示、指示处理了哪些人，技术上说，也许可以统计分析出纪登奎究竟整了多少人。但这里的问题是，即便是经过纪登奎批示整肃的干部，也不一定都是纪登奎本人的决定。显而易见，有很多专案和人员的处置，是更高层或者最高层的决策。进一步说，那些未经更高层或最高层直接指示，而是纪登奎直接决定的专案处置和人员处理，也很难全部归结为纪登奎在整人。因为，很多情况下，他是根据有关会议和更高层精神来处置的。如果档案全部解密，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基础上，“整人”的发生过程是不难梳理的，肯定有很多研究者有兴趣来展开这样的研究。问题在于，目前条件下档案公开是不可能的。这样，问题就比较难以说清楚了。
（三）
由于权位所在，或者组织程序的关系，纪登奎在“文革”中显然“整”了不少人。在与我的闲谈中，纪登奎很少正面说起这类事情，即便说起来也往往是三言两语，让我这样的年轻人不明就里。
章含之在九号院工作期间，曾说到过纪登奎整人的事情。章含之曾经多年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后成为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在“文革”后期曾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从外交系统调入九号院，担任九号院外事部门负责人。1976年冬，乔冠华被突然免去外交部长职务。据说是因为乔冠华追随“四人帮”，其中关键性事件是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问题，根本问题则是乔冠华被认为是“四人帮”的政治盟友。章含之说，乔冠华突然被撤职和隔离审查，主要是纪登奎批示经办。章含之本人也被隔离审查。隔离审查的地点，就在当时外交部大楼一层西侧的一个角落里。1998年秋天，我们从九号院搬进这个大楼办公。章含之曾说，她当年被关押在这里的一层西侧。关押期间，乔冠华的警卫员实际上变成了看守，连冲到马桶里的纸也要刨出来。这种隔离审查一年多。章含之谈到，外交部主要是根据纪登奎的指示“整”她和乔冠华的。纪登奎到九号院工作后，她曾多次在同事中说，她想问问纪登奎：“为什么在乔冠华免职后，把我们整得那么狠”。现在，纪登奎和章含之均已作古。章含之是否问过纪登奎，不得而知。这些可以理解为纪登奎在文革中“整人”一例。
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在回忆录中，曾经说到“文革”后期纪登奎如何整他。张爱萍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关押数年。后来，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张爱萍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1975年，张爱萍追随邓小平对军工系统展开了系列整顿，并在一些场合对“文化大革命”有所批评，曾说“文革”以来“九年无宁日”。在这种情况下，有造反组织负责人揭发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直接举报到毛泽东那里。根据毛泽东批示，张爱萍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等。会上，措辞严厉指责张爱萍的，主要是纪登奎。纪登奎“一口一个路线错误”，说张爱萍“态度不老实”。华国锋主持会议，但是一直没开口，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那次会上，是华国锋为张爱萍解了围。（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79页）
纪登奎不仅在中央得罪了人，也在地方得罪了人。得罪人最多的地方显然是在河南。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曾经说过：“河南如果把揭发纪（登奎）的材料带回去传达，一年也搞不完，就不要工作了。还是多搞点粮食吧。”纪登奎虽然在1969年九大后即到中央工作，但仍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对于河南政局有直接影响。
1984年6月，纪登奎在《我在整党会上的对照检查》中说，“我在搞大联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自己有派性，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派性。”纪登奎检讨说，他在河南“文革”初期，说过许多错话，做过不少错事，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打击了许多老干部，造成许多冤案、错案，伤害了许多地方、军队干部和群众，应负有重大责任”。“那时搞的所谓大联合、三结合，讲的是‘一碗水端平’，反对派性，实际上对各派仍有亲有疏，仅仅是调和一下矛盾。成立起来的革委会实质上变成各派的‘股份公司’，而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包括一些军代表，往往是某一派的代表人物。表面上联合了，但派性并未消除，反而把派性搬到党内、政权内合法化了。相当多的地方出现了一派掌权的局面。这种同党性相对立的派性存在，只能求得表面上对立情绪的暂时缓和，是一种假象的暂时安定。一遇风吹草动，有了适当的气候，就发生反复”。
“文革”中纪登奎在河南的影响，情况相当复杂。纪登奎在1969年春天进入政治局之后，很快就来到中央工作，但是，他依然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也就是说他还是河南省的第三把手。这个职务他兼任有八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这是一个现在看来很难理解的安排。现在，通常一个政治局委员兼任省里的第一把手，这样权力运行中才能顺畅。当时河南省的革委会主任即第一把手是刘建勋。据说，刘建勋与纪登奎关系一直很好。很多重大安排和决定，是纪登奎给刘建勋打招呼或者部署。如1976年春天天安门事件和秋天“四人帮”被清除后，纪登奎就告诉刘建勋应该如何做。不论在私下，还是整党会议的对照检查中，纪登奎都坦承自己对于河南“文革”中的问题负有重要的直接责任。河南省不少干部对纪登奎很不满，具体事情比较多，难以详述。其中关于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新的处理，“文革”后就被作为他整人的重要事实。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对于纪登奎印象改变，或者说开始不够信任，是因为王新向毛泽东告了纪登奎的状，毛泽东当场表示：“纪登奎这样的人接班，还要看一看”。王新后来被清查关押，有一种看法认为主要是纪登奎从中所为，即纪登奎对王新打击报复。以本人的知识范围，对于这件事情的原委无从把握。但是，这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河南在“文革”中的若干问题，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被整肃，也自然而然要联想到纪登奎。
（四）
说到“文革”中纪登奎的整人问题，还有一层的因素也许是纪登奎与康生的关系。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康生不再直接分管中央组织部，纪登奎从原来协助康生分管组织部，转变为直接分管组织部。但是，纪登奎分管中央组织部以后，康生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仍然是纪登奎的顶头上司。也就是说，纪登奎分管组织部以后，依然与康生保持了密切联系，工作中要听取康生的指示。纪登奎说，康生在庐山会议后，基本上不再正常出席政治局会议。康生为什么不再正常工作，一般是声称身体不好，但是深层原因另有解释。政治局会议前或会后，纪登奎经常要到康生家去汇报。那时，康生住在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康生比较欣赏纪登奎，见面除了正规谈工作，也谈不少其他事情。纪登奎与康生这种密切的工作联系或者交往，一直到1975年康生病故。按照党中央的结论性评价，康生阴险狡诈，“文革”中整了大量好人，是个从延安时期就惯于整人的坏人，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康生一手制造的。从这个角度看，纪登奎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康生整人的助手。这样的话，纪登奎的整人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大致而言，“文革”期间处于政治旋涡中的各类人等，可以概括为“整人”或者“被整”两种生活，能够置身事外的比较少见。通常，在台上更多是整人，在台下更多是挨整。纪登奎作为台上人物，而且是分管组织人事的政治局委员，自然属于整人行列。经他批示处理的人中，当然都可以把整人的账记在他身上。这里的整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秉承上级的意思来整人，一种是他自己要整人。对于这些事情，纪登奎自己的说法是，很多事情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更高层有决定或授意。他讲到有些事情的时候说，有的人被整后忌恨他，但是实际上，这个人本来可以被整得更惨重，纪登奎一定程度上还保护了他。但是，在外人，甚至当事人看来，这种解释是很难以令人信服的。纪登奎闲谈中流露出来，整党时的个人检查中，他承担了一些自己不该负责的问题。因为有些事情，是根据上层指示做的，但是“文革”后为尊者讳，他也不方便说出来，而是自己担当下来；还有些事情，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但是，因为“文革”后这些领导人还在台上，他也不方便说。按他的说法，他自己多担当些，这些在位的领导人心里是有数的。这样做的结果，对于纪登奎本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坏处，甚至会得到在位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纪登奎的意思很清楚，有些事情他是在为别人背黑锅，或者说是代人受过。但是，人们无法知道哪些事情是代替别人承担了责任，或者说代人受过。这种代人受过，似乎可以一定程度上理解为自保。
也许，现在人们无法搞清楚究竟纪登奎在“文革”中整了多少人，更无法理清哪些是他自己直接决定整的，哪些是根据上峰授意整的，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复杂情况。这种整人，既有体制因素，也有个人因素。体制因素和个人因素相互纠结，他人因素和本人因素相互纠结，把错误分解清楚难乎其难。（中国发展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