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经过编辑组两年多工作，《万里文选》正式出版。
10月的一天，在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主任王乃庄带我到财务处，取了文选的稿费。稿费是现金，五万块钱，我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放在书包里，回到中南海，来到万里办公室。当时，万里正坐在沙发上看大字版《参考消息》。我把一袋现金放在茶几上，告诉他，这是文选的稿费，他看了一眼，问：“你们也有吗？编辑工作很辛苦。”我说编辑组有编辑费用。然后，他嘱咐秘书沈梦罴说：“捐给希望工程吧。”沈秘书提起塑料袋，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至此，文选编辑工作基本结束。但是，编辑组并没有解散，而是继续编辑《万里论农村改革》和《万里论民主与法制》两本书。1996年夏天，两本专题文集的编辑基本完成。
1993年夏天，万里在大连休息。这时，他刚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在这期间，王郁昭与万里见面时，开始酝酿文选编辑的事情。在大连期间，我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有关活动。在随同考察当地乡镇企业的时候，间或说过话。初次交谈，看着他的眼神，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两个成语：“目光如炬”“阅人无数”。
编辑组成立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专门召集编辑组开了会。这是个只有七八个人参加的小会。开始，李瑞环高度评价了万里在改革中的贡献，多次提到他与万里的交往。他讲到，万里担任建设部长时，曾经花了很大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曾经想写一本中国建筑史。担任北京副市长时，万里是十大建筑总指挥。就在那个时候，万里发现了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工地的劳动模范李瑞环，此后便是多年栽培。李瑞环关于万里的介绍，热情洋溢，挥洒自如，娓娓道来，没有丝毫官场气息，就像一个年轻人向人介绍一个亲切尊敬的长辈。看得出，他对万里不仅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
在谈到万里文选的编辑方法时，李瑞环讲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文选的编辑特点，特别提到了《昭明文选》，可以看出他读书广博。通常，人们只知道李瑞环是木工出身，学历不高，但是，通过这次谈话，我领略了他的丰富学识。
李瑞环还提出，可以尝试文选编辑体例方面的创新，可以探索按照内容来编文选，而不是按照时间来编，这样更方便阅读，内容更加集中。
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选编辑组一样，《万里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不同的是，这个编辑组的编辑人员，没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编辑组是临时成立的工作班子，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辑组长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副组长是王郁昭和吴象，吴象负责具体编务。
开始，编辑组的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北街2号的全国人大招待所，后来因为这个地方重新修建，编辑组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南侧新建的全国人大办公楼办公。加上文书、打字员和司机，编辑组有近十来人。
文稿来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现成的，比如发表的中央文件和正式出版物；一类是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发文征集来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发表过的内部谈话资料。文稿资源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初期。文稿资源在形式上也很丰富，有的是正式发表过的，有的是谈话的笔记记录稿、录音记录稿，也有的直接就是录音带甚至有关工作人员的笔记本。
安徽农村改革初期的资料，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正式文本比较少，比较多的是在特殊场合和会议上的谈话。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谈话，不仅讲话前没有正式准备讲稿，讲话后也没有整理成文，而且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的录像录音设施，有的主要是在场其他干部的记录。因此，文选中的部分篇章，有一部分是直接根据地方干部听讲话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在这些记录中，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笔记是最完整的。“包干到户”诞生在滁县地区的凤阳县，滁县是当时政策交锋的主战场，王郁昭本人是在万里领导下力挺家庭承包制度的关键人物。由于他本人是地委书记，是政策论战的重要当事人，自然对于万里的谈话特别认真重视，记录尽量详尽。同时，他是大学教师出身，文字能力强，工作笔记也记录得尤其完整准确。
在编辑组组长的带领下，我们几个编辑分工负责。为了集中讨论工作中的问题，编辑组经常要集体办公。通常，编辑先从原始文稿中选择并进行编辑，然后交编辑组负责人，编辑组负责人审核后送交万里本人审阅修改，然后再返回编辑组。
在编辑组成员中，我介入编辑工作较早，在承担具体文稿编辑之余，也负责一些行政联络工作。在编辑万里两本专题文集的后期，为了找到合适的照片放在书中，我在万里办公室用了几乎一天时间，查看了不同时期的几十本照片集。
编辑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万里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专门请编辑组吃饭。万里很高兴，大家喝了茅台。吃饭前，他与大家聊了一段时间，特别讲到，关于谈邓小平同志的那篇文稿，他决定还是不收到文选里去了。这篇文稿系统地介绍了他和邓小平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我对文稿进行了编辑整理，并建议将其作为文选的压卷之篇。在文选全书定稿的最后时刻，万里决定不收入了，我感到有些可惜。
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万里是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我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几乎在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机会听他的报告。第一次听他的报告是1982年秋天，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名称是全国农业书记会议。我在会议的秘书处工作。一天晚上被处长安排抄写一个稿子，看上去是个领导讲话草稿，中间有不少改动。几天后，听取万里副总理在会上做报告，才知道抄的就是这个讲话。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关注万里关于改革的论述。
现在看来，当年万里文选编辑有明显不足之处，这种不足，既表现在内容安排上，表现在文字处理上。
在“万里文选”编辑完成后，编辑组继续编辑《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万里在农业部党组会上的这个讲话，基础资料有会议开始的话，还有会议结束时的话，也有会议中间大量插话，文章是根据会议进程中不同时间的讲话综合整理而成。负责第一稿的编辑是崔传义，编辑组会议讨论时，多数人意见是收入《万里文选》，但编辑组负责人决定不收入文选，只收入《万里论农村改革发展》。崔传义编辑的第一稿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文字风格，经过编辑组负责人修改加工，风格大变，讲话语气比较平和，语言趋近书面化。实际上，当时万里的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不仅有不少个性化的、情绪化表述，而且中间很多直接指名道姓的尖锐批评，还提出了一些具体事件。编辑组在讨论这篇文稿时，讨论很热烈。一方面，大家议论万里居然火气如此之大，另一方面，也在讨论如何做出文字处理。在编辑组负责人主导下，对于原文做了较大修改，删去了大量尖锐、激烈的语句，原文中的用词、语气都明显变得温和。
当然，编入文集的这个文稿，应该说体现了万里讲话的基本思想和精神实质。但是，如果要依据这些文字来分析当时农村改革中意见分歧和思想斗争，则远远不够。从改革史研究角度看，为了探究当年改革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应该尽可能展现讲话原本风貌。
万里对农业部的批评相当尖刻，很多话说得相当重。他说：“农业部是左的路线政策的顽固堡垒”。“农业部对一亿五千万人不顾不关心。农民吃不饱，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吃饱了，不见你们高兴。农民搞了包产到户，你们住在楼上评头论脚”。万里这里说的“一亿五千万人”，是指当时中国农村还有一亿五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吃不上饭。“你们不和群众一道想法改善生活，发展生产，只是学大寨，大呼隆，只念大寨经，不调研，只搞穷过渡，是习惯性的。现在有人否认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否认取得的实践结果。”“农业部的思想路线不转，什么都谈不上”。“再反对，就是和中央不保持一致，不再是思想问题”。
在张广友书中，万里在农业部党组上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前不久，部里有人还在说中央的决策是‘反大寨’的，是‘方向道路’问题，是‘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这些同志思想弯子至今没有转过来。中央工作会议后，各省已经写了很好的报告，农口的报告，我至今没有看到。你们究竟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可以谈谈，看看我们能否统一起来。”（张广友、丁龙嘉《万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206页）。在《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书中，相应内容只有一句话：“中央工作会议后，各省已经写了很好的报告。农口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
从万里论著的编辑过程可见，对改革史研究来说，领导人文选、年谱等资料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对于文选、年谱本身，也需要展开研究。
（本文发表于《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12期，是长文“万里与农村改革”之一节。“当代农政”公众号推送略有修改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