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工政策争执从农村而起，但其影响远远超越农村，直接撼动计划经济深层结构，奠定市场经济立足之本。
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央就明文规定不准雇工，理由简单而强硬，根据经典理论，雇工产生剥削，而社会主义不允许剥削。1963年5月，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把“雇工剥削”作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的重要表现[1]。
1980年中央第75号文件，虽然允许部分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仍明确规定“不准雇工经营”。但是，家庭承包经营后雇工现象迅速出现，其中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成为典型案例。
1981年5月，人民日报组织专题讨论。1982年1月，胡乔木写信给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并送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信中说：“此事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规定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万里看到胡乔木批示后也做出批示：“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如何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陈套”。4月22日，广东省委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肯定了陈志雄的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认为“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是‘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2]从这种政策意见互动中，约略可见地方政策自主性的发生机制。
1982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一号文件送审稿，讨论主要集中于雇工问题，此前书记处开会也有争论。理论问题集中在雇工是否是社会主义，政策问题集中在雇工是否需要限制、限额搞多少？一种观点是：马克思说雇工超过八人就是剥削，老祖宗说的这些话还是对的，要坚持。有一种观点是：马克思说的数字是“随意假设的”，不能从概念出发，要研究活生生的现实。万里说：“有人说雇工就是剥削。我们出口劳务，不是专门把中国人送到国外资本家那里受剥削吗？我们是想把商品经济不发达国家尽快富裕起来”。[3]最后，政治局同意书记处的意见，看一看，不要登报。工业限两三个学徒三四个帮工。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4]
1983年年底，在起草1984年1号文件后期，雇工政策又提了出来。12月9日，邓小平让秘书打电话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谈对农村雇工问题的意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5]。29日，陈云在一号文件送审稿上批示：（一）“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儿问题也不可怕”。（二）“对党员雇工要慎重，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充分讨论，小平同志的在八大党章报告上讲，‘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现在形势虽然比那时有很大发展，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还应当坚持。”[6]陈云强调对党员雇工要有专门规定，不与普通群众一样。此前，这个文件稿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领导人已经圈阅以后，万里又在关于农村雇工问题一段中加了一句话：“以上各项政策对共产党员同样适用”。这样，在文件送回中央农研室，杜润生又把万里修改的意见删除后，文件才被中央正式通过。[7]
在随后“看两年”过程中，雇工现象在发展，政策争论在持续。虽然主张打压乃至取缔雇工的意见一直存在，但一线领导主导态度倾向于不加限制。
1985年11月24日，邓小平同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谈到农村党员干部有三种情况：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带头个人致富；依仗特权模式致富，其中有的是雇工经营者，得到上边特殊扶持，占用公共资源，大量贷款。邓小平指出：‘对第三种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贷款也应该有区别政策。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三中全会以来，差两个月到第七个年头了。’” “但对后一种要管一下，是管一下的时候了。占用国家的资源，国家的贷款，不管一下不行。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8]“对第三种要控制，可以收税，累进税80%，90%，贷款也应该有区别政策”。随后，当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为专门议题
12月6日，杜润生主持文件组会议，讨论落实雇工要“管一下”、“引导到集体经济”。文件组争论激烈，难以达成一致，最后，杜润生说：“文件避开雇工，因一两句话说不清楚。”[9]于是，关于“要管一下”的指示精神没有政策化。杜润生这个处理在农村政策史上有着重大影响。1986年中央1号文件发出后，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等有关部门曾组织了多种形式的雇工专题调研，讨论了若干种政策设想。杜润生主持起草1987年农村工作文件时，仍然采取了避而不谈的处理。由此可见，当高层政策意见纷争过程中，负责文件草拟的智囊机构对政策方向有一定主导作用。
1990年中央发出了关于党建工作的决定，明文规定共产党员不准雇工。同时对私人雇工的共产党员要清理。现在，三十多年以后，这个文件并没有废除，也没有得到执行。
注释：
[1] 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62页。
[2] 吴象：《大写的人》，天马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53页。
[3] 原《农民日报》总编辑记者张广友1983年工作笔记。张广友曾为新华社记者。
[4] 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页。
[7] 张路雄：“1980年代参加中央一号文件写作组的一些人和事”，2018年12月，打印件。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7页。
[9] 1985年12月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综合组会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