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我刚进九号院，被分配在秘书处。
秘书处里岗位有多种，我在值班室。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我的工作内容，尤其对没有中央机关工作经历的人来说。但人们大都知道，公司有个“前台”接待，联想到我的工作岗位，大致就相当于“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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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岗位时，领导说值班室很重要。当然，领导所言不虚，不能说在忽悠。值班室是秘书处主体部分，是机关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外情内达、内情外达的中心枢纽。机关领导的指令，通常是通过值班室传达到各部门，中央领导机关日常指令也通常直接下达到这里。在机关中，其他部门关门数日并无大碍，值班室则不然，不仅白天不能关门，晚上也不能关门，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有人值守。
但是，也可以说值班室岗位并不重要，因为工作内容相当简单，没有什么专业含量。当时，刚分到秘书处的是三位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对我们来说，值班室工作琐碎，缺乏创造性，也没有成就感。每天上班，就是接电话、打电话，做电话记录；收文件，办文件；通知开会，到会场服务等等。私下里我们常常抱怨，基本上是中学生可以胜任的事情。
刚上班时，我还兼机要交通员，约两个月。通常，机要交通员都会开车，我不会开车，按照保密规定，机要文件不准通过公共交通和骑自行车运送，车队则要配车。每天第一件事情，是去中央机关文件交换站。上午九点前，中央各部门机要交通员都在这里集中。时间一到，铃声一响，大门一开，大家蜂拥而进。每个单位都有专有的文件柜，彼此交换文件，相互签收，十点左右结束。作为机要交通员，除了每天规定的跑文件交换站，就是临时性取送各种紧急文件即“急件”。急件通常都有限定送达时间，又分特急、加急等。我的工作任务，有时候是送件，有时候是取件。取送文件的地方，有时候去中南海，有时候去中央领导人驻地，也有时候是部委等单位。文件签收有一套严密程序，以保证每个环节都可以核查。刚开始，提着专用公文包，坐着专车，每天奔波于机要重地之间，也有一些兴奋和刺激。
上班两三个月后，我开始萌生倦意。每日事情琐碎繁杂，下班回到宿舍，竟不知道所忙几何，感到空虚。本来，我是想做研究的，长此以往，似乎前景暗淡。一起分配进来的大学生，进了研究部门则满意，进了秘书处则失落。有时候，也感觉这个岗位不受尊重。值班室如同窗口单位，为机关内各部门服务，工作接触中也有人傲慢骄横，就让人感觉有失尊严。退而言之，别人态度可以忽略，关键是这个岗位不符合自己的职业设想。当时的强烈想法是：此处不可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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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工作琐碎繁杂，但略加梳理，可以大致分类。
最大的工作量是打电话。值班室里有两部电话，普通电话和保密电话（通常称为“红机子”，只有四位号码），后来增加了传真电话。电话来自方方面面，既包括上层机关乃至中央领导办公室，也包括本机关的领导和其他人，还包括中央国务院机关各部委。从电话内容上看，包括各类会议、工作安排或沟通性事务，可谓林林总总。
还要“办文”，即处理来自上层和相关部委的有关文件。文件分“阅件”和“办件”，前者需要领导圈阅，“知道了”即可；后者则要具体如何处理，要处理情况甚至回复。
在办文同时，我也处理群众来信。开始每天并不多，也就是十来封信，处理办法就是转给地方。单位印制一批红头的“人民来信处理单”，填上来信者所在省或市县的党委或政府名字，就转下去了。这些来信并不记录备案，一般情况下也不追问地方上的办理情况。后来，群众信访工作量增加，要把每周的信访问题动态汇集起来。从1983年夏天开始，分来个大学生专门办信访，我们在一个办公室。
值班室还要经常去大院门口接人。因为院落结构复杂，来开会者常常找不到会议室，或者有重要人员来访，需要去门口迎接带路。另外，有时候要跑到大门口去接待上访。所谓接待上访，并非处理，而是应付打发，向来访者说明，这个机关不处理信访事件，上访请到“两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还有大量文稿校对工作。中央领导经常有批示过来，值班室定期集中印发机关各部门。因为九号院是农村工作综合机关，各中央领导人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批示都汇集到这里。还要汇总、编辑若干会议文件和参阅材料。打字员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副处长曾要求我也学打字，但因我眼拙手笨，终无所成。
值班室最多的活动是办会。九号院领导召集会议，从发通知、接人、会议签到、会场服务等，通常都由值班室承办。会议有各类专题会议，如大学、科研部门人员来座谈，或者下乡调查人员回来汇报，地方上的领导人来座谈等等，还有农口各部部长，也经常来九号院开会。一年中最大的会议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各省分管农业的领导人和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现在看来，前台参与各类会议，见识各色人等，显然也是重要学习机会，但当时而言，于我却是不胜其烦。那两年，我曾努力摆脱前台工作。研究岗位不敢奢望，一度谋求做内部刊物编辑。编辑组负责人也已初步应允，但本部门负责人不肯放人，理由很是坦诚：“你走了，这个岗位没有人愿意来”。我下决心考研究生，是在这次当编辑努力失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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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工作固然无趣，但那个年代社会文化气氛活跃，机关内氛围宽松，也不无惬意。
初进机关，我非中共党员。通常机要交通员需要是党员，但是处长安排我上岗时并未理会这个规定。而且，我很快就开始为三位部级领导管理文件，处理大量机密级、绝密级文件，看文件范围超过司局长。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涉密事项，有同事提到我还不是党员，办公室（厅）主任说，“没有关系，优秀团员也可以”。实际上，这个所谓“优秀”无从说起。我入党是在两年后，但是工作中并没有感到此前此后有何差异。
前台岗位有一些作为，今天看来显然有违规矩。在值班室，我曾用“红机子”打过私人长途电话。有一次，有事情需要联系我哥，我用保密电话打到家乡县委。当时我哥在县教育局工作，县委办到教育局把我哥叫到县委听电话。后来我哥告诉我，县委办公室说，这种机要专线电话在地方称为“中央首长电话”。用这种专线电话给家里人打电话，肯定属于违规的，但当时并不觉得是多大问题。那个年代是短缺经济，购买自行车很难，在单位要抓阄，然后凭票购买。秘书处一位同事，与我同时分来机关，利用掌管单位公章便利，开了有“中央书记处”字样的介绍信到西单商场，说是单位购买办公用自行车，结果就给自己买回来一辆自行车。
在秘书处，最有兴趣的事情是出差。作为部级干部随员，出差坐火车都是软卧。第一次坐软卧，感觉很是新奇，吃饭由乘务员送到包厢，而且居然被列车乘务员称为“首长”。我告诉乘务员，“不能称我首长，你看，我也不像首长”。乘务员说：“这是规定，软卧乘客一律要称呼首长。”确实，那个年代，光有钱不能买到软卧车票，而是要有体制内身份地位。本来机关干部出差都可以乘飞机，因为1983年5月发生过一次劫机案，民航规定乘坐飞机需要副处级以上或者中级专业职称。因为级别不够，这个夏天我去海南岛开会，先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又有坐了三十小时轮船。八十年代上半叶，虽然体制内气氛宽松，机关内部的等级秩序相当松散，但社会上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平等化进程尚未展开，旧体制下的等级规定依然存在，等级社会的色彩比今天浓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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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院的“前台”工作中，最繁忙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
那些年，中央农村工作会会务组织比较粗疏。通常，我在值班室负责接受会议报名，然后制作会议名册、日程安排、出席证，特别是所有的会议证件都在我一个人手里。中央领导做大会讲话时，会临时增加一些部委或者地方负责人听会，但是审批并不严格，不同层次的机关领导会交待我处理。有的省想多来几位听会，他们会直接找到我。我根据会场情况，自己就直接决定是否同意，或者来几位。
那时的中央农村工作会，与会中央领导人不多，规格也不能说高。会议开始或者结束的中央领导讲话，通常都是万里。万里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万里讲话，一般是副总理级别的人主持。不像后来，有时候甚至全体政治局常委出席。在我的印象里，胡耀邦从来没有参加农村工作会，有一次代表要求总书记参加，杜润生主任说请示过，他表示，没有特别要说的，来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有一年，时任总理赵紫阳曾与到会的各省负责人座谈过，但似乎仅此一次。
但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可以说很复杂，主要是会议时间很长，通常开十几天。中间遇上周末还要休会。会议大量是分组形式，一次一次分专题安排讨论，晚上也经常有讨论。小组会时，副总理田纪云、陈慕华等领导人也来参加，坐在一边就像普通听会者。争论到激烈时，会有人情不自禁站起来，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甚至就像吵架。谁也没有因为有国务院领导在，就正襟危坐，照本宣科。杜润生主持讨论时，有时候还挑起争论，似乎唯恐争论不激烈。这样的会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外的议会辩论。我在美国做研究的时候，曾到国会听过议员辩论，更多次到市政厅听地方议员讨论，觉得八十年代政府内部的会议，开的很是像这些国外的议会，与会者富有激情和使命感，会议气氛热烈、奔放、充满活力。
那时候，会上来了中央领导，接待也很随意。在我的印象里，万里、胡启立、田纪云、陈慕华等中央领导人到会上来，杜润生等部长并不在门口迎接，都是各自进会场。散会时，杜润生等部长并不刻意送行，也是分别离开。印象深的一次是，1985年12月农村工作会开幕大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主持。我和一位同事负责在会场进门时查看与会者证件。胡启立进来时，我们没有认准，但发现胸前没有出席证，就要上去查问，好在处长站在我们后边，认出来是胡启立。还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座谈会之后田纪云自己离开，但找不到司机，就在走廊上转悠，因为我最后离开会议室，就去帮助找司机。
气氛宽松，充满活力，是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其中原因值得探究，但是殊为深奥，九号院可有浮光掠影之见。那时中央高层领导，从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之后，虽然同为政治局委员或者常委，但工作上明确地分为“一线”和“二线”，一线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胡乔木等，二线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一方面，在一线领导人与二线领导人之间，资历和话语权有高低之别，形成了实际上的某种平衡或制衡状态；另一方面，不论一线领导人内部，还是二线领导人内部，也出现了同样的平衡或制衡状态。在政治权力结构之外，还有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因素。那时，人们刚从文革中走出来，过去高度的个人集权、思想控制已经礼崩乐坏，新的控制方式和秩序还没有形成。一种突出的现象是，很多资历高深的领导人，是从比平民还不如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尚未树起威仪、端起架子；新提拔的一些领导人，虽然职位高，但比很多下级干部资历浅，如新任中央领导人往往比很多部长资历浅，在工作生活中都谦逊低调。现在看来，八十年代的宽松自由，虽然有领导者个人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既非高层领导刻意所为，也非个人施政风格所致，而是政治格局和体制环境所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