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从调入中央分管农业到担任最高领导共10年，其中主政之前六年，主政之后四年。主政之前,主要分管农业,参与了文革中后期所有农业重大决策；主政之后,高度重视农业,对农业倾注了相当多精力,提出了若干主张和工作举措。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史，华国锋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在华国锋主政四年间，农村改革艰难起步并取得初步突破。但是，迄今为止的农村改革史研究，华国锋研究是明显“薄弱环节”：有“盲区”，主要是缺少关于华国锋的专门研究，也有“迷思”，主要是把华国锋的作用标签化、简单化，甚至作为改革叙事的背景来处理。
1971年3月，华国锋调到中央，接替纪登奎分管农业、财贸和国务院办公厅。此时，纪登奎工作重点转向党务，但在重要场合仍然参加领导农业，因为已进入政治局，位置在华国锋之上。华国锋当时还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有时回湖南，通常由纪登奎接替管农业。华国锋与纪登奎共同管农业，持续到1976年初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纪登奎以常务副总理重新管农业。1973年秋天，陈永贵进入政治局，后来担任副总理，也参与农业领导，但角色比较特殊，主要是宣扬大寨经验、象征性公开讲话。
华国锋初到中央，马上参与主持国务院召开的棉油糖会议，面对棉油糖生产十年徘徊局面，主持研究提高收购价格、增加棉农化肥和布票补贴。五月起，华国峰到南方八省做了两个月农村调研。调研过程中，纠正了南方有的省以“水稻为纲”的做法，提出应该允许农民种植其他粮食和经济作物。随后，主持制定了两个农业文件：一个是中央关于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强调防止收购“过头粮，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一个是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增加农户分配、实现按劳分配、整治干部超支等问题。这些政策调整对提高农民积极性、抑制不断强化的左倾政策有明显作用。
在八省调研后，华国锋曾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毛泽东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华国锋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在湖南时就支持袁隆平杂交水稻试验，把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到中央以后，亲自安排，给袁隆平更大支持。华国锋还亲自扶持了山东农民李登海的玉米种子试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种子和李东海的玉米种子对后来农业增产影响较大。
1971年8月，华国锋主持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条条”和“块块”两个积极性，“一家包打天下是不行的”；强调重视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和小水泥厂），对文革中的社队企业发展有重要推动。
1973年6月，华国锋主持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强调要做过细的工作”，主持制定了提高知青安置费标准、口粮标准等新政策。这次会议长达一个多月，讨论的政策相当细致，包括要给下乡知青木材盖房子，要保证女知青每月有两天休息时间。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女知青受到基层干部性侵，周恩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非常重视。会议期间广东省汇报，发生强奸女知青案458起，枪毙基层干部5人。华国锋主持成立了国务院知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农林部。
1974年12月，华国锋发出《关于社队企业问题给湖南省委一封信》，热情肯定了公社、生产大队办企业的经验。信中尖锐批评了社队企业的反对者：“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他们瞧不起社队企业这株幼苗会苗壮成长起来， 看不到那许多巨大的优越性，总是在那里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这也不像“样”， 那也不“正规”，以种种理由妄图取消或者吹掉社队企业，搞成“清水衙门”，就 “正规化”了，他就痛快了。我们劝这样的同志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 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要坚决丢掉这些错误思想，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华国锋这封信和随后工作部署，对于后来社队企业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社队企业后来更名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改制后大部分成为个体、私营和股份制企业，是民营经济的重要渊源。
1975年8月，华国锋主持修改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删去了前期陈永贵主张写进文件稿的“大寨经验”：自留地收归集体、农民住房收归公有、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实行“政治工分”，指示在会议文件材料中这些做法“都不要提”。他特别强调：“不能搞政治评分，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华国锋还主张提高农民的口粮标准，明确表示口粮中还要包括饲料粮，“不要写不超过600斤”。1975年春起，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一些地方农村出现了划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做法，华国锋主持农业学大寨会议筹备工作时明确指示：“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界限划不清。农村不划新资产阶级分子，是什么分子就是什么分子，贪污分子就是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就是投机倒把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一定有，但在处理上不划，理论上可以讲。”华国锋这个表态，制止了农村中划出新一类阶级敌人的做法，否则，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村会在地主、富农之外出现一种新的阶级成分，即“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针对当时批判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问题， 特别是很多地方把农村老太太养鸡都算作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打击，华国锋指示：“不要搞人人过关，不打击是主要的”，“不要把矛头指向老太太。属于广大群众中的大量的问题，不要一个一个都批判。”华国锋对这次会议文件起草的把关，对文革中“左上加左”的政策倾向有明显抑制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整个文革期间，农村政策的纲领和前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出发，部署各项农村工作。从当时中央领导层来看，在“阶级斗争为纲”框架之下，具体的政策意见实际上有两个倾向，一种以张春桥、陈永贵等为代表，坚持公社化初期的政策理念，认为公有化水平越高、规模越大才体现社会主义，且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支持；一种以纪登奎、华国锋为代表，坚持1962年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政策思路，允许给予农民适当经济自由。华国锋能够比较多为农民和农业生产考虑，坚持维护60条中农民的经济自由权，政策主张相对务实，成为激进化政策潮流中的稳健力量。
华国锋主政两个月后， 1976年12月，提议并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者有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五千人。这是华国锋主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虽然会议名义是农业学大寨，但核心主题是揭批四人帮，批判四人帮“只抓革命，不促生产”、“批唯生产力论”。这个会议虽然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实际效果虚化了“阶级斗争为纲”， 强调了 “坚持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问题”，强调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工作重心实际性转移。这次会议在农村工作中有政治转折作用，在农村改革史上有重要地位，但已有研究重视不够。
1977年11月，华国锋主持调整了农林部班子，亲自主持农林部领导班子座谈会，以生产为核心议题，向农林部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当时的国家农林部是中央农村工作综合部门，华国锋的这些部署推动了农村工作转向生产为重心。
1978年8月，华国锋从南斯拉夫考察回来，亲自主持召开 “人民公社、国营农场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座谈会”。他从南斯拉夫受到启发，认为人民公社要进行体制改革，不仅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要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没有加工和流通，人民公社就搞不上去，农业就只能是“殖民地”。在座谈会上，很多农口部门和地方负责人不同意，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提出四川省可以开展农工商一体化试验，并安排邛崃、广汉、新都三个县试点。人民公社政社分设后，经济组织普遍改为“农工商总公司”，四川广汉率先撤销“人民公社”牌子，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乡政府。农工商综合经营，是华国锋倡导推动的一次人民公社体制重要突破，对随后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农村工业化发展有重要影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两个农业文件，是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和人民公社六十条修改草案。这两个文件，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两个文件稿在会议讨论中争议较大，后来作出重要修改后原则通过。从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基本政策态度来看，在维持人民公社体制、反对家庭经营方面有高度共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中央领导人当时已经意识到需要冲破人民公社体制，重建家庭经营，只有个别地方领导人对人民公社体制产生了根本性怀疑。突破发生在地方，主要是四川、安徽等。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后期，华国锋听取汇报并讲话。这次会议发生了包产到组问题的争论。华国锋的基本政策态度是，赞成加强责任制，但是不赞成包产到组。他讲话强调：总的要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要提倡定额管理，加强责任制，究竟怎样搞得好，不要一刀切。”谈到包产到户时，他说：“有的大山区，单门独户，开了点地，你想要他下山，造成很大浪费，可以包产到户。给他点肥料，统一在集体经济里，参加分配，使他有一点好处。但是就大多数地方来看，不能包产到户。”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31日，华国锋听取会议汇报，政策态度没有明显变化：“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
华国锋还主张成立农民协会，他认为，在地主富农摘帽之后，原有的“贫下中农协会”已经不适应，但仍然有必要建立全国性农民组织。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期间，副总理王任重曾经根据华国锋要求，召集部分与会中央委员征求成立农民协会的意见。12月，农委第一副主任张平化在天津召开农民协会问题座谈会。1980年1月初，国家农委向中央提交了筹备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时任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将报告转呈送邓小平审批。3月22日，邓小平批示：“此件压在我处，始终徘徊，未加处理，现在，我倾向不再设贫协，至少一二年内不考虑”。3月26日，万里秘书将邓小平批示传达到国家农委，正在推进中的农民协会筹备工作随即终止。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自1980年1月31日之后，即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听取国家农委汇报并讲话之后,华国锋再没有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或批示。其中原因难知其详，可能与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成立、高层权力发生结构性改变有关。中央书记处成立之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中央书记处成为党中央日常决策机构，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许多决策已经不再参与。九月，中央召开各省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主要是胡耀邦、万里等主持，华国锋没有参加，也未见表态。十二月，在政治局会议连续受到批评之后，华国锋表示辞职。半年后，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华国锋辞职正式确认并昭告天下。
与同时期、同资历其他领导人相比, 华国锋的特点是，了解农村情况，熟悉农村政策。华国锋谈农村政策方方面面，谈人民公社内部管理，甚至农业生产各种活动，都详细具体。他的领导工作风格内敛温和，无论是处理一般工作问题，还是处理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都包容宽厚。不论主持高层会议内部讨论，还是主持农业部门会议，甚至主持起草修改文件，作风平易，态度温和，不盛气凌人。不像有些领导人那样，在内部会议上往往出言不雅，甚至爆粗口。
评价华国锋并不容易，也并非本文任务。研究华国锋，重要的首先不是如何评价，是从高层政治深处开发、重建历史事实，而不是像很多已有著述那样，依据特定叙事框架给以“背景化”、“标签化”处理。虽然八十年代刚刚开始华国锋就离开了政治舞台，但是，要研究活力迸发、别开生面、与传统中国政治大异其趣、在漫长历史上难得一显的八十年代政治和改革，华国锋研究不可或缺、至关重要。农村改革是政治大转折所意外生成，如同杜润生所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农村改革史研究，需要更多宏观政治关照，而不能局限于特定经济政策。
讨论农村改革的发生，也许需要有多重视角，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宏观政治条件、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结束，华国锋主政之初，农村改革就开始起步。具体看，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安徽、四川省委自主性政策调整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都可以视为农村改革展开的转折点。对改革史的学术研究而言，不仅改革起点，而且进程和机制，研究视角都要不断拓展。随着研究深化，农村改革史将发生图像再造和叙事重构。
（2024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