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论坛主题是，“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宏大而具有深意。这是值得长期研究的大主题，应该贯穿长时期的中国发展研究。
我长期做研究农村问题，现在结合农村问题谈点看法。我想说的是，中国农村七十年变迁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研究改革开放。
一
最近四十年间，中国创造了发展奇迹，这种奇迹来自于改革。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开辟了中国改革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改革的核心成果，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恰好在45年前的昨天，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是中国进入改革新时期的根本标志。但是，如何改革开放，是逐步解决、不断展开的过程。随后遇到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三中全会预定方针，甚至恰恰相反。三中全会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因为包产到户属于资本主义，而改革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两年之后，1980年秋天，经过激烈的争论，新中央文件允许在落后地区包产到户，但是仍然规定“不准雇工”，因为雇工经营是资本主义剥削。可以设想，如果不允许雇工经营，难谈个人创业，更难想象现在的市场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在改革研究界，很多人都知道杜润生。从1979年到1989年，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所有农村改革文件。晚年，他总结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他还有更通俗说法，农村改革是“有心栽花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过程，并不是依靠某种现成的思想理论就可以一往无前。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遇到挑战，不断遇到过去匪夷所思的事情，现成的思想理论不再管用，需要在思想理论上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改革历程显示，如果说社会发展有规律，那么，发现规律的过程非常艰难，充满曲折，任何人都不能轻言掌握了规律，因为人的理性有限。改革开放是不断突破的过程，是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不能因为有所发展就自鸣得意，孤芳自赏。所以，党中央提出“改革永远在路上”。
二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是一个概念，也是两个概念。一方面，改革与开放是整体性的，有机结合的，改革也是开放，开放也是改革。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改革与开放又可以分开。开放，是思想的包容，胸怀的宽广，体现心态和眼界；改革，则更具有行为突破性、挑战性，更体现魄力和担当。
现在回顾改革发端，通常先说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78年上半年，中央曾连续组团赴欧美考察。从中央领导到部门、地方领导，在考察中看到了差距，开拓了视野，激活了思想，找到了差距，激发了改变。这成为决策层推动改革的思想源头。可以说，这场考察是改革的重大启蒙。现在，改革史研究有个通常说法，开放早于改革，或者说改革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进改革。
在广东，很多老干部都知道张根生，建国后他曾经是韶关地委书记，后来多年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秘书长。七十年代后期，他调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在当时的农业部领导中，他最早支持包产到户。他后来回忆，1978年第一批跟随副总理谷牧到欧洲考察，他看到欧洲的家庭农场，也是农业现代化，因此改变了思想，家庭经营与现代化并无矛盾。由此可见开放或者开阔眼界的重要性。
讨论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也许还可以把历史时段拉长一点。近代中国的五口通商，也可以说是一种开放，但是被迫的开放；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开放，是主动开放，但排斥外部的制度文化，坚持中体西用。所以，这样的开放，并非真正的改革。清朝政府有开放、无改革，危机不断加深，注定了败亡。所不同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被动开放，但是，化被动为主动，开启了真改革，文化上、制度上脱亚入欧，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用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世界，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国家发展的永恒动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光辉灿烂，我们对此充满自信。我们也看到，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奇迹，是因为坚持了改革开放，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而不是因为仅仅发扬了传统文化。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学习，固守传统文化，就很难设想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奇迹。
三
今天来到了中山大学，我就想到了农村改革中的广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个月，1978年10月中旬，通过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中央领导知道一些地方发生了政策突破，一个是安徽凤阳县的包产到组，一个就是广东的甘蔗种植包产到人，增产两倍三倍。那时候小岗村的大包干到户还没有出现。“包产到人”比“包产到组”在农业生产责任机制上更进一步，这是广东农村改革的最早突破。
改革早期，发生在广东的更大的政策事件，是在1981年初，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大量雇佣工人。这突破了中央的政策规定，引发了比包产到户更持久、更深广的政策斗争，意见针锋相对。在高层领导中，一种意见认为，雇工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应该制止；一种意见认为，发展经济不能照搬老的框框套套，政策应该突破。这场争论持续多年。1989年，中央文件还规定共产党员不准雇工。但是，政策无法得到执行，社会潮流势不可挡，发展成为现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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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农业家庭承包、允许私人雇工、允许个人经商办企业、允许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都是一些寻常事。但是，当年都经历很激烈的政策斗争。这说明，面对社会经济发展，许多问题都是不断认识提升的过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一样，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提突破旧东西，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
谈到广东农村改革，我首先想到一个人，就是杜瑞芝。广东的农村改革是在杜瑞芝的主持下不断开拓的。五六十年代，杜瑞芝长期担任佛山地委书记，以言论大胆著称。1961年初，毛主席到广东，曾找他谈话，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事后，毛泽东对时任省委第一书记说：“你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什么都敢说”。1980年代，杜瑞芝是广东省委常委兼农委主任，参加了中央关于农村改革所有文件的起草过程。那些年他经常到北京开会，我在会上是工作人员。他与中央领导讨论时说：“所谓农村改革，是农民拿着扁担打政府的屁股打出来的，农民步步紧逼，政府节节败退”。他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一个道理，政策应该顺应人民要求。这和党中央的总结，虽然语言表述不同，但是精神内涵一致。党中央总结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
四
这几年，我在整理1949年以来的农村政策变迁史，特别是农村改革史。我常常感到困惑：不同地方的政策表现、发展绩效，为什么差别这么大？相同政策和方针，相同政治运行体制，读同一个文件，传达的同样会议精神，但是，不同地方的政府，采取的政策行为不同？有的地方更善于政策突破创新，口号是“遇见黄灯抓紧走，遇见红灯绕着走”；有的地方则更加循规蹈矩，不仅不能变通突破，而且变本加厉、层层加码，发展绩效就大不相同。
大跃进时期，有个著名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这不仅是个口号，也是实实在在的农业生产经验。这使人联想到义和团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这个“经验”出在山东，半个世纪之前这里是义和团发祥地。文革中期，山东省委提出“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由中央转发全国，将学大寨运动推向政治极端，对大寨的态度成为认定阶级敌人的标准。由此我也想到，从全国来说，大跃进都在搞，学大寨都在搞，但是这样极端的口号，这样的经验，是否能出在广东？建国初期，广东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都相对温和，而不是那么激进暴烈。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地缘政治研究，但是，在中国范围内，是否也应该有地缘政策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地缘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我在看政策史料中发现，文革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的地方，往往后来在改革发展中走在了前边，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沿地区，如浙江温州。深层的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差异，政治、政策和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异，归结起来是人的差异。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出在广东，而不出在山东、河南？中国的这种地域差异，甚至超过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之间，如奥地利北部和德国的南部地区，荷兰与比利时，法国东部与瑞士西部，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甚至远不如中国的南北方或者东西方更为显著。所以，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研究国家治理，研究区域发展，也要研究区域历史传统，研究不同区域的政治、文化和理念。这是改革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
当前，中国发展处于新时代，面临的困惑挑战多，需要反思总结、深入研究的问题多。近代以来，广东是中国开放变革的高地。站在岭南这块土地上，研究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会激发特殊的想象力，会有不一样的灵感，会有特殊的高度和深度。
（2023年12月23日，广州）
（本文是作者在中山大学主办岭南发展论坛（2023）上的讲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