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友人问本人：缘何要研究农民问题？通常回答：既为学者，职责而已。但事情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自30年前从事政策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问题，便时时撞击心头。若继续探究，则可追溯到少年时农村生活的刺激或激发。其中，我哥挣脱农民命运的曲折经历可称突出事件。
一
我哥树彬长我6岁，1971年高中毕业，那时我12岁，在上小学。
我哥喜欢读书，略有文才，更是乡村公共活动积极分子。回村后，他成为生产大队的技术队长(一个由青年组成的生产队)，还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我经常看到基层领导给他部署工作和商量事情，多次听到一位驻村的县委副书记公开夸奖他。后来，他又做了大队会计。那时，我俩睡同一铺炕，他倒腾来的书都放在炕头。“文革”中我常常无学可上，就胡乱啃这些书，有小说，有鲁迅杂文，也有马恩选集和毛选。当时，在我看来，我哥在村里已经相当风光，但是，父母似乎总为他担忧，经常议论他的将来怎么办。当他二十一二岁时，父母已经相当焦虑。他的前途成为父母在家里的核心话题。
我从父母议论中略有所知，我哥回乡后其实陷入了困境。当时，农村青年跳出农村主要有三个渠道，而我哥是眼睁睁地都走不通了。第一，他没有资格入党，入不了党则没有资格当干部；第二，他没有资格当兵，当时当兵并进而提干也是农村青年走出农村的重要途径；第三，他没有资格上大学，那时候上大学不需要考试，但有严格的政治审查。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因为我哥自己的原因，而是根源于我们的父亲，也包括几家“阶级成分”有问题的亲戚。父亲是商店学徒出身，后来成为小商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从胶东腹地撤退去了青岛，他因为对于共产党不了解不放心，也尾随着去了青岛。不久，国民党军从青岛去了台湾，父亲回到家乡经商。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工作，属于公私合营和私商改造的潮流裹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父亲在政治上可以说相当不清白。不仅如此，母亲方面的亲戚，主要是我的舅舅和姨夫，也属于所谓“有问题”的人，有的出身地主，有的曾加入国民党。在严格讲究出身清白的那个年代，这些家庭因素，决定了我哥不能通过需要严格政治审查的当兵、入党和上大学，这成为父母忧心所在。
其实，按当时一般情况来说，哥哥的情况并不算糟糕。他上完了高中，而且回到村里以后受到了“重用”，属于村庄里的管理者阶层。这在农村已经是混得颇有出息了。再看一些村子里的情况，如果父母在政治上问题再严重些，比如属于“地主”、“富农”，或者“右派”、“历史反革命”之类，则孩子的境遇更成问题。在我的儿时伙伴中，此等家庭者，则连上初中读书的资格都没有，小学念完就直接当农民种地，而且通常做生产队里最脏最累的农活。
那年月，在我等十来岁孩子眼中，已经明确地感受到，农村人和城里人分属两个等级；而农村人内部也是有等级的。农民不仅很难成为城里人，而且在农村之间的流动也是被严格禁止的。村里有一个青年，是地主子弟，不堪忍受歧视而私自跑到东北去，在深山老林里的几个农户家帮工谋生，几个月以后还是被政府押送回来；还有一个青年，似乎天生厌恶农业劳动，一个人去外地做点倒买倒卖的小营生，也被民兵押回来了。他被押回村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学生还到大队部去看光景。他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干部正在训斥，说“盲流”、“二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类。听人们不无惊讶的议论，说是从很远的河南“开封”抓回来的。在今天看来，这两个人都属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务工经商”的先行者了。就在他们被遣返五六年后，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了，正是这样的农村人率先走出去，开了民工潮的先河。那个当初自己跑到东北去的地主子弟，就率先从农村进城，做起贩卖卷烟厂不合格烟丝的生意。他是我村第一个跑到大学里来找我的年青人。改革给了农民身份自由，而自由创造了发展。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二
当时，父母清醒地判断出，我哥想跃龙门，依靠在村里的表现，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年纪虽小，对家里的事情不上心，但是，也能清楚地感受到哥哥的出路问题成为父母心病。有些时候，这件事情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家里的气氛。
突然有一天，父亲宣布，他将提前退休。原因很简单，如果提前退休，根据当时就业政策，可以让哥哥“顶替接班”。在父母看来，这是让哥哥不当农民的唯一机会。这一年，父亲52岁。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根据父亲的了解，所谓孩子“顶替接班”，政治上的审查也没有那么严格，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同时，也提交了关于让我哥顶替接班的申请材料，单位还专门来人考察我哥。
父亲退休回家后，全家天天等待、期盼关于我哥出去工作的通知。退休回家两个月了，与他同时退休的同事中，顶替接班的孩子纷纷接到工作通知，高高兴兴上班了，我哥的事情依然毫无音信。从7月份退休，到了10月，一直没有消息。父亲意识到事情不妙，于是到县城，去人事部门探问。接待的工作人员态度不错，找出了档案，发现在档案袋的封面盖有一个“否”字，他又看了一下里面的材料，对我父亲说：“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政审不合格。”父亲非常震惊和失望，但是，他想继续努力。他想起一个人，是一位姓史的县委副书记，两三年前带领县委工作队在我们村里驻点，解决我们村子“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矛盾和秩序混乱问题。那时，工作队都住在农户家里，而这位史书记就住在我家的南房，前后有一年时间。我们全家都与他和几位工作队员很熟悉。于是，父亲去了县委大院，但是，这位史书记不在。失望之余，父亲决定先回家。就在他骑自行车回村的路上，与这位史书记迎面相遇，史书记正骑着自行车回县委。在路边，父亲向史书记说了我哥的事情。史书记说：“你先回吧，不要焦急，我会过问一下这件事。”几天后，我哥接到了报到上班的通知，他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担任生活管理员，负责管理学校的仓库、在食堂卖饭票等事情。我哥端上了国家饭碗，摆脱了农民的宿命，父母长舒一口气。
我哥上班以后，大事落定，父母决定答谢一下帮了大忙的史书记。深秋的一天，父亲让母亲炒了些花生米，大约有两斤，装到塑料袋里，然后，吩咐我哥和我，去县委看望史书记。我俩到了县委以后，县委办的人说在开常委会，让我们在办公室外等，大约过了半小时，史书记回来了，与我们聊了有半小时，问了些村里的情况，也问了些我哥工作的情况。我们顺利完成使命。
三
办理我哥工作的过程，父亲印象至深。现在，父亲年届九十，依然能够清晰地描述其中细节。前几天，我与他在电话中说到这件事，他还感慨：“那个年代请人办事，不像现在，不需要送礼，就是依靠人情，要是现在，那是要送大钱的。”接着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史书记，因为他不久就调到威海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哥在县里做教育局副局长的时候，到威海开会，曾经顺便去看过史书记，但他不在单位。父亲还说：“他可能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是有机会的话，你们应该去看望一下。”
哥哥的曲折经历发生在我的身边，自然对我有所影响。虽然当时年小，但这件事在我们家实在是大事件，给我很大的震动，甚至是刺激。有时候，我会情不自禁也联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将来，发现自己除了在村里当农民之外别无选择，而且我的路更窄，父亲的职业已经被哥哥接了，我已经无“班”可接。随着年龄增长，“农民”似乎成为我的梦魇。夜深人静时，想到未来时常惶惑，甚至有几分恐惧。为什么给农村人那么多的限制？为什么生在农村的人将来只能是农民？因为读小说比较多，我企图成为作家，也幻想在报纸电台发文章多了可能被提拔为干部，经常沉醉于舞文弄墨之中。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大学，欣喜之情可以想象，终于可以不在村里当农民了。但是，对于当农民的日子却似乎有所留恋。当时我在生产队里赶马车。一直到开学的前两天，我依然每天出工。此前，我曾经在生产队担任“饲养员”，专门喂养十几匹牛马。由于劳动环境的关系，我习惯了在牛马旁边坐下来读书。读书累了的时候，我能从牛马的眼神中感受、捕捉到沉郁和淡定，得到安慰甚至启迪，如同在一群令人尊敬、深沉从容的农民身边。正是三秋大忙，有时半夜才收工，人很辛苦，其实牛马更辛苦，只是它们无从表达。它们在农忙时节表现出的忍耐、超脱和坚毅，给人以力量。
离开家乡前，我去看望一位病情危重的老农民。他是我家邻居，是父母的好朋友，做过多年生产队长，喜欢吹军号。通常，别的地方农民上工是敲钟，在我的生产队则是吹号，特别是吹冲锋号，在我们听来，他吹得比电影里的军号声更动听。他乐观而且幽默，能用最轻松诙谐的方式，表达最沉重的生活苦难。在医院里，他已经卧床不起，看到我来了，微笑着祝贺我考上大学，不必再当农民了。接下来，他很沉重地说：“庄户孙不是人，农民不是人当的。”在当地，“庄户孙”是农民的自我鄙称，从来没有人解释这个词的准确意义。我的理解是，庄户人家在世人中矮三辈，或者说是这个社会的“孙子”，地位最低下的意思。这几句话给我很大震撼，至今我仍然能够记得他说话时激奋悲壮的表情。那么恬淡的一个人，竟有如此沉重的心声。
时至今日，我虽然不能准确地说出研究农民问题的动力何在，但是显然，早年间这些经历和生活刺激，促使我开始胡乱琢磨农民的命运问题，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研究兴趣。
人们其实是从具体而微的生活中感受社会制度，体察政治得失，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那个年代的生活确实非常吊诡。明明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压抑了农民的才智，扭曲了农民的命运，但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还在标榜农民地位如何崇高，农民职业如何伟大。明明是言论自由、身份自由等基本公民权都残缺，却非要宣传是在“当家做主”。这其实是欺骗和愚弄，且不说那些心智成熟的大人，即便懵懂幼稚的孩子，也有自己的感知判断。虽然人们能够体察现实与宣传的扭曲，但认识往往是不确定的，容易迷茫甚至迷信。时移世易，社会政治环境已经很不同，但种种背离生活的说教和空洞渺远的承诺，仍然相当顽强。所以，需要新的启蒙。在英文中，启蒙就是“点亮”(Enlightenment)。人们需要在思想上点亮自己，不要被那些听起来响亮动人的宣传鼓噪所迷惑。
本文原载《农民的政治（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