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十号院
万寿路十号院，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所在地，位于西郊万寿路西侧。
1952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电报通知各省委：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以邓子恢任部长。
几天后，奉邓子恢之命，杜润生从武汉来到北京。此时，杜润生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即将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杜润生率领七八名工作人员，抵达北京后，先来到西直门附近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与这里的负责人交谈机构组建。根据中央决定，中央农村工作部将由中南局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与中央政策研究室合并而成。
随后，杜润生来到万寿路。中央农村工作部将在此处办公。这里，原是日本占领时期的兵营，解放战争时期，是傅作义华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院内有一栋红砖小楼，有一些破败的、曾经作为军营的平房，还有遗留下来的铁丝网、壕沟和碉堡，战争痕迹犹存。往四周看，是大片村庄、农田。十号院对面，长安街延长线南侧，则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解放军总后勤部与中央农村工作部，两个院落规模相当，一南一北，隔路相望。
1953年2月初，中央农村工作部开始办公。2月9日，部长邓子恢来到十号院，与机关干部见面，他说：“我刚来时，毛主席告诉我，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长点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1]。邓子恢一月初进京，中央办公厅把他的居所安排在中南海颐园，与毛泽东刘少奇住处很近。十号院距中南海七公里，为了方便工作，邓子恢决定，在建设新办公楼同时，也在十号院建他的居所。
最初，中央农村工作部就在原傅作义司令部的二层红砖楼里办公。在杜润生主持下，先建了新办公楼。这是院落主建筑，四层，在高楼林立的今天，很不起眼，但当时可谓宏大。在主楼西侧，建了四层的西配楼。由此开始，直到1969年，这个院落成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门大本营。文革后期，这里改名为复兴路61号。
在办公楼西北侧，建立了三个四合院，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领导人居住。最大的四合院，是农村工作部长兼副总理邓子恢的居所，中等的是，副部长廖鲁言的居所；较小的一个，则是杜润生的居所，有16间房。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连同秘书等工作人员，平常都在居所办公。
几乎同时，在办公楼西南侧，还建立了一座四层宿舍楼，主要安排中层干部居住。其他干部，都居住在战争年代遗留的兵营平房里，兵营平房不够，还加盖了一些简易平房。院落里的建筑相当稀疏，还有若干闲置的农田荒地，一些干部家属种粮种菜，甚至建了猪圈养猪。
随着部领导增加，在四合院的南西南侧，又建起了两栋别墅式小楼，分别是副部长王观澜和陈正人居所。
中央农村工作部初期的院落建设，都由时任秘书长杜润生操持。当然，对杜润生的晚年回忆来说，当年这些繁杂的行政事务，与当时参与领导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制定各项农村政策比较，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不足挂齿。因此，杜润生晚年接受记者访谈，很少谈此类事务。
在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特别是在年轻人眼里，杜润生是个魅力型领导，很有感召力。实际上，杜润生也是年轻人，进京时39岁，身居要职，英姿勃发。杜润生不仅有文才，而且有口才，年轻人尤其喜欢听他的演讲。每当听说杜润生要做报告，部里的年轻人都很兴奋。有人家里有事要请假，也不请了，有的定了日期要相亲，也改期了。毛泽东听取杜润生汇报，也屡有赞赏。杜润生深得部长邓子恢信任倚重，协助主持农村工作，可谓春风得意，宏图初展。
1955年11月，进京整三年，也是在初冬时节，杜润生黯然去职，全家搬离十号院。
此后二十几年，这个院落几经变迁，与杜润生了无关系。1962年秋，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院落转为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办公场所。1964年春，新增加了一个新机构——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与国务院农林办在共处一楼。1966年夏，文革来临，机构瘫痪，院落陷入混乱；1968年夏, 院落内分为三派，斗争不可开交, 被装甲兵副司令军管。1969年春，在军管队伍的主持下, 所有人员全部离开北京，下放到湖北沙洋，在劳改农场基础上成立了五七干校。1970年春，中央把六个农口部门合并建组国家农林部，新农林部在西单大楼办公。从此，这个院落不再是中央农口机关的办公地，仅仅成为家属院。
杜润生再次因工作来到十号院，是1979年春天。距离他1955年初冬离开已经23年。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赋闲中的杜润生复出，成为农委副主任。在农委副主任中，他分管办公厅和和政策研究室，负责机关事务。
1979年初，杜润生来到这个院落，是为新机构筹建干部宿舍。当年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楼，现在成为农业部招待所。宿舍楼也成为农口机关干部住宅聚居地。他当年主持建设的三个院落，依然都在。邓子恢、廖鲁言都已经去世，他们的夫人和孩子还住在院里。当年杜润生的院落，居住的是农业部副部长郝中士。
国家农委成立后，在中南海附近的西皇城根南街九号办公。在杜润生主持下，农委在十号院东部又盖起了几栋宿舍楼。农委下属机构也安排在这个院落办公，这些单位有：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社、农村读物出版社、国家农委招待所、杜润生担任主编的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卷编辑部。
对于杜润生来说，十号院三年，最难忘是1955年夏季。上半年，还在意气风发地领导全国“农业合作化”，下半年，却陷入了纠结抑郁的“错误”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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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非文献资料来源于2019初至2024年初多次访谈。主要访谈对象是：施智（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秘书，杜润生调离后后担任邓子恢秘书、廖鲁言秘书）、赵明（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合作处干部，后任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卷》编辑部主任）、康后元（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公务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干部）。借此机会向接受访谈的农村工作前辈表示敬意和感谢。
[1]《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452页。
检讨“错误”
1955年下半年，杜润生职业生涯暗淡而沉闷。
8月初，在7月31日毛泽东关于“小脚女人”的严厉讲话之后， 杜润生不能正常工作，主要是 “检讨” 错误。那个年代似乎没有“停职检查”的说法，但当时杜润生的处境很类似“停职检查”。他的检讨，直到十一月勉强通过，而后，正式免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职务，黯然离开十号院。
杜润生要检查的错误问题似乎相当复杂：
不仅有邓子恢领导下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般性错误，就是说，所有邓子恢主持下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不积极的问题，都有杜润生一份，他都要检查。而且，杜润生还要检查主要属于自己的错误，主要是1955年春天到浙江省“大砍合作社”。
不仅有1955年上半年拒绝执行毛泽东合作化意见的问题，还有1953年春天以来消极对待合作化的问题，就是说，杜润生还要检讨农村工作部成立两年多来的全部问题，特别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在中央农村工作内部，副部长廖鲁言主持传达讲话，部长邓子恢、秘书长杜润生开始检讨。他们先在机关内部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会议上检讨，而后，准备到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检讨。七届六中全会，在10月4日到10日召开。会前两个多月，杜润生的工作主要是准备“检讨”。
在七届六中全会期间，杜润生的检讨经历了两个阶段，从“认识”问题上升到“路线”问题。
杜润生的“错误”似乎并不复杂。大致是：1955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农业合作社数量从当时65万个，到1956年春发展到100万个，但不久，毛泽东提出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在部署工作时，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意见，坚持了原来100万个，而且对一些地方的合作社实行收缩，特别是把浙江省的合作社从53,000个压缩到37,000个。5月5日，毛泽东找邓子恢彻夜长谈，从晚上十点半谈到次日早晨六点半，要求合作社的发展指标增加三十万个，并且警告邓子恢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但是，从毛泽东处回到机关第二天，5月6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作总结报告，对毛泽东的指示只字未提[1]。在工作安排中，邓子恢没有贯彻毛泽东的意见，邓子恢没有强调加快发展，而强调要巩固收缩，继续坚持原来的政策部署，依然坚持100万的指标。[2]
邓子恢抵制毛泽东的政策主张，杜润生一直站在邓子恢一边。在收缩合作社过程中，杜润生既积极落实邓子恢主张，也是邓子恢的最重要幕僚。这年4月，杜润生到了浙江省，亲自部署、督促收缩合作社。杜润生亲自参加了浙江省委召开的全省四级干部会，在会上讲话: 浙江“去冬发展合作社,战略上勇敢是正确的,但战术上是缺乏准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巩固的全力巩固，须收缩的坚决收缩。”“既要防止一轰而退，也不可勉强维持，以免平均使用力量,使该巩固的也巩固不了。”[3]此后，浙江省已经建立起来的合作社迅速减少了1/3左右。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会议开始后，杜润生检讨:“热心于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于支持合作经济”,“只空喊合作化是个工作方向，而没有具体制定出行动计划,所做的还是那种对小农经济“好行小惠”之事。我这次所犯错误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对群众社会主义要求估计不足，在合作化工作中主张消极退却方针”。[4]
但是，杜润生的检讨还很不够，再次受到批评。会上，周恩来点名批评杜润生，提出新错误，即“分散主义错误”。杜润生晚年回忆说: “周恩来点名批评我,说有‘分散主义’的错误,这么大的事情没有请示中央,在浙江问题上是没有检讨的。”[5]为这种擅自做主的分散主义错误，又做了一次检讨。所以,杜润生在会上有两个检讨,前一个检讨合作化运动,后一个检讨“分散主义”。
关于浙江问题，杜润生在中央全会上被点名批评“没有请示中央”。杜润生对此错误缺乏思想准备，因为他去浙江，是根据中央给浙江省委的电报精神。“电报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李友九起草,邓子恢稍作修改,经谭震林、江华、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过目同意,并委托陈伯达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很快回电话说“主席同意”。电报传到杭州，浙江省委表示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杜润生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在中央农村工作部领导层，不论是邓子恢，还是杜润生，“对浙江收缩合作社问题的批评,更令人难以想通。浙江收缩合作社,本是与有关方面商量并征得党中央、毛泽东同意的,并不是邓子恢个人擅自决定的,怎么能不顾事实呢?”[6]。但是中央领导说了，这是另一个严重错误。于是，杜润生又补充了一份检讨。
杜润生晚年曾经感叹，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没有一个人是为他和邓子恢辩解，没有人赞成他和邓子恢的意见。这次中央全会，“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致批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些人真是这样认为的，有些人内心未必这样想，但都做了类似的表态。”[7]“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受到了痛斥。[8]
但是，杜润生在会议期间的两次检讨并没有过关，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错误上升到“路线错误”，仅仅归结为思想认识问题。杜润生晚年回忆：“会后有人说我检查不深刻,未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我写了一份补充检讨,10月13日送邓子恢并转中央。邓小平回复说，这个补充检讨很必要,但不够清楚,可以不急于交卷。并批注了几点意见,对于我写的“听了会议中各同志发言,我深感到自己的自我批评是不深刻的,主要是对业已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揭发不深”，邓在这一句后批:“这句不够;对农工部的错误,不能只看作是子恢同志一个人的事情。”接下我提到“我也是有责任的”,邓加上了“很大”(责任)两字: 对“两种工作方针对立的情况下,不积极维护中央的集中领导”一句,邓打了个问号,写道:“在农村工作部所犯错误问题上,杜不是什么不积极维护中央……的问题，而是自己同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对子恢同志的错误，起着助长作用的。所以这般批评是不够的。”[9]
为此，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半个月后，在10月25日，杜润生又写了一份检讨报送中央。在这次检讨中，他提高了“认识”。“检讨中说:我的立场、观点,都是偏向右的方面的。“是把迁就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发展社会主义放在第一位。”。“所以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看成是当时就应当立即积极进行的任务,而是安于小农经济现状,不求前进。”我还再次检讨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浙江收缩合作社)。[10]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央开会讨论中央工的错误问题，会后不久，1955年11月中央解除了杜润生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11]
本文作者曾多次访谈时任杜润生秘书施智。1955年4月，秘书施智随同杜润生到浙江。杜润生在省委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施智也在会场。在浙江部署收缩合作社，杜润生是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那为什么成为错误？施智说：“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在传达电报精神时，他讲的太凶了，口气很严厉。”施智又感叹说：“贯彻中央精神，不严厉不好，太严厉了也不行”。施智因为先行调离，没有参与杜润生的“检讨”准备。
1955年8月15日左右，也是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两周，杜润生的秘书施智被调离，杜润生不再配有秘书。施智离开杜润生之后，随即被安排到新岗位。可以设想，自从秘书被调离，杜润生已经基本停止了正常工作，但是并没有被正式免职，也没有到新的工作岗位。十一月免职之前，他主要是在检讨“错误“。
杜润生迎来平反，是在26年之后。198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12]，为邓子恢平反。当年处理杜润生，没有公开点名，也没有正式文件，所谓杜润生的“错误”，和邓子恢整合在一起。贬职调离时，杜润生42岁，此时正式获得平反，68岁。
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中，杜润生贬职调离是重要事件，远远超越个人官场挫折，具有重要的宏观政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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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非文献资料来源于2019初至2024年初多次访谈。主要访谈对象是：施智（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秘书，杜润生调离后后担任邓子恢秘书、廖鲁言秘书）、赵明（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合作处干部，后任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卷》编辑部主任）、康后元（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公务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干部）。借此机会向接受访谈的农村工作前辈表示敬意和感谢。
[1]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7页。
[2]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9页。
[3]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2页。
[4]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0页。
[5]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0页。
[6]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98页。
[7]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97页。
[8]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498页。
[9]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1-62页。
[10]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2页。
[1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7页。
[12]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89页。
贬职调离
1955年10月中旬，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开会讨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问题。在这个会上，“陈伯达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起很不好的作用。““毛主席说:杜润生同志是个经验问题,是好同志,不是什么别的问题。他土改反封建是坚决的,合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1]随后，杜润生免职调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由副部长刘建勋兼任。
在杜润生调离之外，对于中央农村工作部来说，机构建制方面并无明显变化，或者说，从外部来看，中央农村工作部并无异样。但是，在实际权力职能和工作机制，变化是重大的，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当然，这种变化深深地镶嵌在高层权力系统中，一般人难以察觉。
在7月3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小脚女人”之后，8月26日，毛泽东批示：“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出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2]由此开始，各省市不再直接向中央农村工作部请示汇报工作，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靠边站”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由此而游离于高层决策体系之外。
机构成立时，中央明文规定，中央农村工作部与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关系为领导关系。[3]根据这个职权设定，1953年初以来，农业合作化若干重要政策，都由中央农村工作部直接向各省批复答复部署。现在，根据毛泽东批示要求，各省省委不再向中央农村工作部请示汇报，中央层面领导人也不再向向农村工作部直接批转材料。“八九月间,中央连续批发的湖北、辽宁、广东、热河、青海、安徽、黑龙江、山西、河南、福建、浙江、甘肃、云南、河北等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除个别以外,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4]。由此，毛泽东走到了合作化运动领导的第一线，亲自主持掌控合作化政策和进程。毛泽东不仅亲自部署合作社发展的指标规划，而且亲自选编、修改各地报上来的合作社案例，选编二百多篇文章，写了196篇按语，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5]。
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邓子恢的中央领导职位并无任何变化，依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任。但是，根据高层安排，邓子恢不再参加中央书记处办公会。取代邓子恢参加会议的，是副部长廖鲁言。廖鲁言参加中央书记处办公会，根据会议精神，回到部里直接部署安排。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要求, 中央领导人通常直接联系廖鲁言。邓子恢由此淡出高层决策。
当然，在一些机关内部事务上，邓子恢作为部长仍然有较大话语权。1957年反右运动中，邓子恢首先承认检讨自己“严重右倾”，但同时，他不认为部里有“右派分子”。大势所迫，中央农村工作部还定了一个右派分子，邓子恢反复交代要给予很好安排。这个人后来下放到一个地方政府机关工作，并没有像一般右派分子那样受到严厉惩罚。
自1955年8月之后，从外边看来，中央农村工作部还在，部长还是那个部长，副总理还是副总理，但在实际决策体制中，中央农村工作部已经不再重要。从另外角度说，调离了杜润生，边缘了邓子恢，架空了农村工作部，是为随后疾风暴雨式合作化运动排除障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高潮由此而勃然兴起。
1955年夏秋，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存在十年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用杜润生的话说：“中央农村工作部从此备受冷落。没过几年(八届十中全会后)，便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6]杜润生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两年半，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真正履行其职责的两年半，可说是农村工作部的辉煌时期。
随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开始了人员精简。原来负责农业合作化的二处（局）是很大的处（局），有四五十人，1955年下半年开始精简，走了一批。1956年，又精简了一大批，合作处还十来人，就成了小处了。这个过程中，整个中央农工部从200人精简为100人。
杜润生调离是贬黜。去处，据说最早是安排到广东海南，担任海南行政区行署专员。后来，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向毛泽东建议，中央开始制定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正需要人手，而杜润生是大学生，能够发挥作用。一年后，规划纲完成，杜润生的工作受到毛泽东肯定，在安子文建议下，安排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后来成为秘书长。
杜润生从1955年11月贬职调离，再回到农村工作岗位时，已经是23年之后，1979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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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本文非文献资料来源于2019初至2024年初多次访谈。主要访谈对象是：施智（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秘书，杜润生调离后后担任邓子恢秘书、廖鲁言秘书）、赵明（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合作处干部，后任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卷》编辑部主任）、康后元（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公务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干部）。借此机会向接受访谈的农村工作前辈表示敬意和感谢。
（2024年8月）
[1]杜润生著：《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7页。
[2]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96页。
[3]《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节录），见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15页。
[4]陈丕显编：《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96页
[5]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第1版。
[6]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