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纪登奎命运的大转折。这个转折很富有戏剧性。会议开始时，纪登奎是作为肩负重要责任的中央领导人，并且在会上做了会议文件的起草说明；会议中间，他遭遇意料之外或者意料之中的严厉指责；会后，他便实际上从中国高层政坛消失。对于纪登奎来说，这次会议可谓“关山难越”，会后，他沦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失路之人”。
（一）
现在通常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包括了前后两个会议。这两个会议是连续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6日，第二个会议是“三中全会”本身，时间是12月18日至31日。前边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讨论构成了三中全会的实质性内容，后边的三中全会，主要是履行了相应的党内程序，或者说确认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所以，这两个会议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会议议程形式上看，纪登奎在三中全会上的角色相当重要。因为会议议程主要是讨论通过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两个重要文件，纪登奎作为分管农业的常务副总理，会前主持了文件起草，会上做了文件起草的说明。这次会议时间很长，且绝大部分议程是分组讨论，大会讲话只有三四次。纪登奎在大会上的报告，是会议议程的重要部分。1978年1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天下午，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大会议程只有一项，华国锋主持大会，纪登奎作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
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两个农业问题的重要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新六十条）。但是，农业作为三中全会的首要议题，在会议实际议程中并不重要，甚至说无足轻重。与会者的主要兴奋点，集中讨论当时一些重大历史和政治问题，特别是“文革”中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评价，如刘少奇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问题等。引领这些议题讨论的主要是陈云、胡耀邦等。纪登奎在会上关于农业文件的报告，并没有成为重点。而且，会议召开时，纪登奎本人在会上的实际角色，已经远不是会议正式日程所显示的那么重要。他不仅不是会议的领导者，相反，实际上处于被批评和指责的被动地位。
从纪登奎在三中全会的个人表现看，他对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可以说是意兴阑珊。或者说，纪登奎等人在会议之前已经“失势”。开会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会议的基本走向和结局。这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以分组会形式进行。分组方式是，当时中央常委没有参加分组，政治局委员分了组。根据于光远的记录，他当时分在西北组。分在西北组的政治局委员有三人，是方毅、徐向前和纪登奎。也就是说，于光远恰好是和纪登奎同在西北组。于光远特别注意到纪登奎在会议上的异常表现：“西北组列入分布名单的35人，34人全都积极发言，只有纪登奎除了小组会讲过一次，介绍了负责起草的文件外，没有发言。而且不知道什么缘故，似乎他很少到会。会上有人指名批评他。在这种批评时似乎他并不在座。对他做的检讨，小组发言中也没有人提到。会上没有人同他有任何交锋。”（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29页）。会议召开之前，纪登奎已经对会议没有什么兴趣了。
在我的印象中，纪登奎很少正面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只是有时候说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会提到三中全会上他受到了一些批评。他曾经说到陈云并不喜欢他，但是没有解释原因。有党史资料说到，纪登奎在会上曾经当面与陈云有过争执。“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极力反对为刘少奇平反。他对陈云那段‘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的评论十分反感。为此，他与陈云当面发生了争执。后来，华国锋从中周旋，主张对刘少奇的案子重新复查，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没有对刘少奇的问题做结论。但是，陈云却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尽管纪登奎和一些人投了反对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纪登奎被免去了在北京军区兼任的职务。”（《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李艳、熊志勇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下册，第475页）我想这个资料应该是有可靠出处的。但是，纪登奎为什么反对为刘少奇平反，笔者不得而知。通常来说，首先反对案件平反的是案件经办人，显然，纪登奎不是刘少奇案的经办人之一。纪登奎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之前，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也就是说，与后来纪登奎作为专案组负责人经办了“林彪案”不同，纪登奎没有参与刘少奇案的处理过程。通常情况下还有一种可能是，纪登奎与刘少奇在历史过往中有什么个人积怨，所以他不同意为刘少奇平反。但是似乎也不可能，因为以当时刘少奇在党内地位之高，不太有可能与纪登奎这样的地方干部有什么直接纠葛。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纪登奎认为刘少奇案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从“两个凡是”出发反对为刘少奇平反。但是，从纪登奎的一般思想倾向看，他并不像一个真诚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所以，纪登奎反对刘少奇平反的理由至今仍然难以说清。
另外，这个资料还提到，纪登奎等人在三中全会选举时投了陈云的反对票，不知道依据何在。这个说法应该不是凭空臆造。但是问题在于，中央全会上的选举投票是怎样进行的。一种是举手即为投票。如果这次中央全会上的选举形式是举手，则可以理解为，纪登奎在选举陈云时没有举手。一种是书面的无记名投票。如果是这种投票，问题在于，作者怎么知道“纪登奎和一些人投了反对票”。
（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纪登奎受到了比较激烈的点名批评。对于这些批评，纪登奎本人晚年在闲谈中也多有提及。但是，他很少具体说到受到了哪些批评，或者受到了哪些人的批评。根据于光远的回忆录记载，当时与会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四人的错误，其中会议前一阶段还没有公开点汪东兴的名，后来江一真、于光远在西北组发言点名后，各组也陆续点了汪东兴的名。二是对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红旗》杂志社、毛泽东著作编委办公室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表现意见很大，要求对这些单位进行整顿。三是对上述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李鑫、张平化、熊复、吴冷西等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表现提出了批评。综合这些意见可以说，在具体受到点名批评的领导人中，重点是汪东兴，纪登奎并非重点人物。根据于光远记载，会上西北组向中央提出建议共有12条，其中前边八条基本上都是针对汪东兴的问题。其中第九条是“建议纪登奎同志不再分工做常务副总理”，但是并没有具体提出纪登奎都犯了哪些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纪登奎在19日的会议上做了发言，即“我的初步检讨”。纪登奎检讨的主要错误有：在河南“文革”初期，说过许多错话，做过不少错事，犯有严重错误。参与写了刘建勋同志的一张大字报，即全国闻名的支持少数派的大字报；还在不少场合讲过许多支“派”的话；在错误处理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同志问题上，也是有责任的；在发枪问题上，不但同意，而且也跟着讲了一些所谓“武装左派”、“枪换肩”、军队支左要“调屁股”的谬论。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打击了许多老干部，造成许多冤案、错案，伤害了许多地方、军队干部和群众，应负有重大责任。纪登奎还检讨了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他批给刘建勋材料的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打电话给刘建勋，不要限制大字报上街，可以游行，但要好人带头，警惕坏人闹事抢旗。纪登奎检讨说：“我在中央工作，又在河南兼任河南省委书记职务，河南的问题，我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纪登奎提出：“鉴于我所犯的错误，已不适宜目前我所负担的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求中央批准我不再搞常务副总理，不再分管政法、农业、工资改革等工作”，并进一步表示：“我将进一步认真检查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并多读点书，搞点调查研究，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以功补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纪登奎在三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说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文革史中一段复杂的故事。本文在这里没有篇幅来展开，笔者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展开。但是，通过这段话，可以大略看到纪登奎关于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认识。
听纪登奎谈往事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年轻幼稚，纪登奎根本不屑于对我讲一些具体的“文革”问题。但是，我后来向当时与纪登奎交谈比较多的老同事询问，他们是否谈到过三中全会上的具体情况，得到的回答也是，纪登奎很少正面谈这些事情。近几年，我也专门询问过一些“文革”中有高层经历的老干部，试图了解纪登奎在“文革”中究竟是犯了什么错误。但是，听到的多是一般性介绍。有的说，“‘文革’中纪登奎主管组织、政法，直接负责过一些重大专案，处理了那么多人，肯定犯了很多错误，也得罪了不少人”；有的则说，纪登奎的问题主要是“执行了错误路线，根本上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也有的举出纪登奎如何整人的具体案例。但是，始终得不到一个整体认识。
显然，诸如人民公社体制、农业学大寨等政策问题，文献公开程度高，资料系统性强，知情人也多，事情脉络和意见分歧，相对容易解释说明。而梳理历史政治事件脉络，与梳理关于农村政策的倾向主张是不一样的。对于我等后来者而言，要把握理解是很难的。其一，要想把这些事情大致过程梳理清楚就很难；其二，更难的是如何切分不同层次领导人的责任。我有时突发奇想，几年来“大数据”正在兴起，如果能收集到“文革”中案件的大数据，从上到下的“批示”“指示”过程，从上到下的“处理”“经办”过程，都通过“大数据”展示出来。这样以来，研究就比较容易深入了。
（三）
纪登奎晚年多次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多，虽然他的正式职位仍在，名义上依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实际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出局了，赋闲了，虽然外界看上去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其实已经没有事情可管了”。也就是说，这次全会后一年多，纪登奎在高层政坛上陷入一种有其名无其实的状态。
高层政治中这种名实分离的现象，在历史上应该说并不鲜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这种格局，则是邓小平的设计。本来，在三中全会期间，有一些与会者提出应该对汪东兴、纪登奎等人做出组织处理。会议期间，做出决定性、表态性意见的不是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而是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于光远回忆录记载，在11月25日第三次全体会议前夕，中央领导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会上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了意见，提出了批评，没有过分，但他主张三个人找个机会在会上谈一下就完了，不一定要作自我批评使大家都满意。他不主张提到三中全会上去讨论。（张树军，《中国历史大转折》，第249页）。11月27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对于减人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不同意，说：“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过关嘛”。对于加人的问题，邓小平说：“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邓小平还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包庇，也不勉强。东兴同志提出不当副主席，不当常委，我们从大局出发，还是不动，以后如何，到时再说。纠缠久了对工作不利。”（张树军，《中国历史大转折》，第319页）。邓小平还说：“接着批评可以，还是要安定团结。我也劝纪登奎，讲一下，讲了就过去了。自我批评，恰当处理，政治局也要注意稳定。”（张树军，《中国历史大转折》，第251页）。正是在邓小平这样的政治设计背景之下，在三中全会之后，纪登奎只被免去了北京军区政委，依然保留了中央领导的“名分”。会后，他进入无所事事状态。
纪登奎正式辞去政治局委员，是在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为刘少奇平反；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并决定书记处书记人选；决定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和吴德辞去政治局委员。但是，中共高层正式决定纪登奎等人辞职，是在五中全会之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上，政治局成员开展了对于汪东兴、纪登奎等四人的严厉批评。其中，以陈云、彭真等人的发言十分尖锐。陈云说：“当前，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有些人至今仍在坚持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观点，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背后串通，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的寄到中纪委。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再生中国》，中央党史出版社，第551页）。政治局表决结果，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他们四人立即辞职，并提请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在五中全会即将进行选举和表决时，中办曾通知四人参加会议，但是除了陈锡联以外，纪登奎等三人都请了病假，没有参加对几个决议和文件的表决。
如果深入分析纪登奎从权力高峰的坠落过程，其实不应该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起。纪登奎政治境遇的逆转，初期应该是不再分管中央组织部。关于这种中央高层内部分工调整的具体时间，现在似乎无法查证。从纪登奎闲谈中流露出，失去分管组织人事的权力，大致上是在1976年冬天或1977年春天。华国锋找他谈话，告诉他分工调整，即他不再分管中央组织部。党中央高层这种重要的分工调整，应该是有内部文件记录，但是现在无法查阅。这样，在筹备中共十一大（1977年8月召开）的过程中，纪登奎就不再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纪登奎当时掌管的组织人事权力，主要是转移到了汪东兴手里。此前，汪东兴在党内的地位低于纪登奎，此后，汪东兴在十一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成为党中央副主席。纪登奎淡出党务系统，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华国锋对于纪登奎相当程度的不信任。此后，纪登奎主要是在国务院系统分工负责农业工作。华国锋削弱纪登奎权力的原因，一般认为起因于在对待“四人帮”的态度问题上。据说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前，曾经征询纪登奎的意见，纪登奎的回应是对于这个几个人应该区别对待。显然，他的态度比较含糊，由此而导致华国锋的不满。也就是说，在华国锋还基本上主导高层政局的时候，纪登奎已经经历了从权力高峰的最初滑落。接下来，纪登奎在政治高层的完全失势，则是在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此时，主导高层政局的已经不是华国锋，而是邓小平。也许，正因为三中全会前纪登奎已经失势，他知道三中全会是一种既定结局，所以，与会者看到在三中全会上的纪登奎沉默寡言，甚至很多情况下连会议也不参加。
根据笔者的有限了解，大致而言，纪登奎从高层失势经历了三部曲。第一部是抓捕“四人帮”后很快失去掌管组织人事系统的权力，第二部是在三中全会上受到公开贬斥并实际上失去在中央高层的领导权力，第三部是正式被解除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现在，人们开始陆续了解三中全会上的一些争论，但是，三中全会前显示出来的，主要是政治路线的转换过程，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背后的高层权力结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转换的基本情节仍然不为外界所知。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文革”历史研究、改革开放历史研究中值得探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