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纪登奎突然辞世。他心脏病突发，两天内持续加重，终告不治。
　　纪登奎的葬礼由九号院具体承办。葬礼的规格，是九号院请示中央领导后决定的。这个葬礼不是追悼会，而是遗体告别仪式。当时参加遗体告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秦基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倪志福等。这是高层关于葬礼规格的展示。原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参加了遗体告别。在纪登奎发病住院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等，曾到医院看望；华国锋和原政治局委员陈锡联、吴德也先后到医院看望。参加纪登奎遗体告别仪式的有四百人左右，其中大约一半来自九号院机关以及下属单位，另一半基本上是他的生前友好、同事、亲友以及工作过的地方代表。据说，关于出席纪登奎葬礼的人数规模，高层也是有控制要求的。
　　在纪登奎遗体告别仪式上，官方分发了一份“纪登奎同志生平”。这个生平资料，由九号院的人事部门草拟，然后报送中央组织部修改，最后经高层领导人审定。这份生平资料主要是客观平实的简历介绍，评价性语言着墨不多。比较纪登奎葬礼阵容和生平介绍资料，可以发现，官方关于纪登奎的评价其实是有纠结的。
　　（一）
　　在纪登奎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1988年8月3日，在《人民日报》第四版中部刊发了消息——“党和国家领导人向纪登奎遗体告别”，并刊登了纪登奎遗像。在这篇短消息下面，刊发了《纪登奎同志生平》。整篇生平介绍约1000字，分为七个段落。其中第一段和第七段的文字包含了官方的概括性评价，中间5段则是对于纪登奎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作情况的介绍。
　　在官方发表的纪登奎生平中，起首段落共69字，只一句话：“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纪登奎，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7月3日晚9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显然，前半句是一种概括性的集中评价，或者说是给予他的盖棺之论。最后一段即第七段的文字，篇幅同第一段，有三行82字，最后一句话是：“他参加革命五十多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贡献”前边并没有任何形容词，比如“重要”或者“重大”之类。对照参加遗体告别的领导人规格，包括到医院看望的领导人阵容，显然，这个评价并不高。
　　在官方发表的生平资料中，纪登奎的身份介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而不是说“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这样其中似有深意。通常情况下，官方的此类文告，是先讲曾经的最高职位。纪登奎的“研究员”并不是一种正规职位，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这种职位称呼，好像显示高层有意淡化他曾经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似乎显示了高层对于纪登奎评价的某种纠结。
　　官方“纪登奎同志生平”介绍，中间五段是分历史时期介绍纪登奎工作经历。起首段落之后，接下来的第二段，是讲抗日战争时期，共五行166字，介绍了抗战期间担任过的主要职务，结尾一句说：“他积极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组织青年参加生产和各项支前工作，为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巩固做出了贡献”；第三段，五行156字，讲解放战争时期，在介绍了历任主要职务后，说纪登奎在担任鲁山县委书记期间，领导的清匪反霸经验得到了推广；第四段，是讲建国后到“文革”前，此段最长，有九行313字，介绍历任职务后提到，1950年代初在许昌地区创造的宣传工作经验被党中央推广；1960年代初领导商丘地区救灾工作，“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变地区面貌做出了贡献，深得群众称赞”。第五段讲“文革”期间，共三行97字，全部行文只介绍了此间担任的各种职务，但是没有任何评价性文字；第六段讲改革以后至逝世，共五行145字，因为此间纪登奎没有具体职务，主要是评价性文字，说到：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全会以来的路线，“诚恳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还说到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了不少积极的建议”。
　　从官方关于纪登奎生平的介绍可以看出，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之后到“文革”前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均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积极评价，唯独对于“文革”时期的十余年，没有任何肯定性语言，仅仅是平铺直叙地介绍了担任过的主要职务。但是，从实际上讲，“文革”正是纪登奎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时期。
　　关于纪登奎去世后的官方评价，据说家属并没有为了评价措辞问题与有关方面争执。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争执是很多的。一般来说，都是家属不满意官方评价不够高，因而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希望官方给以较高评价，甚至出现家属与官方的僵持局面。纪登奎的家属为什么没有提出自己的意见，原因不清楚。谈到这件事，纪登奎的长子纪坡民曾经对我说，关于纪登奎的生平介绍，在定稿前，中组部有关人士专门征求了家属意见，主要是他代表母亲与官方沟通。关于评价，他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和母亲认为，人已故去，官方如何评价已不重要，没有必要去计较。纪坡民只是针对具体事实和职务部分提出了几点意见，其中主要一条是，“生平”资料中没有提及纪登奎担任的任何军方职务，而纪登奎实际上曾多年在北京军区、中央军委担任领导职位。后来，中组部方面接受了他的一条意见，在历任职务中增加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一项。而纪登奎曾担任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等职务，则没有写到生平介绍中去。有关方面出于何种考虑而淡化纪登奎的军方职务，我们这些外人，包括家属在内，均不得而知。
　　（二）
　　作为工作人员，我参加了纪登奎治丧委员会的一些具体工作。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工作人员到得比较早。灵车来到的时候，我站在近旁。一队表情肃穆、军姿庄严的武警战士，以特有的仪式将水晶棺抬下灵车时，我注视着水晶棺里的纪登奎。因为下车时水晶棺倾斜，看到他的头部偏转了一下。突然间，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纪登奎要张开嘴巴说些什么。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梦幻般的想象。晚年的纪登奎十分健谈。在工作相处的时间里，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口若悬河”。对于他的健谈，九号院里所有与他接触过的工作人员，都有深刻印象。当时，站在纪登奎的灵车旁边，我想到，从今而后，那些他愿意讲、但没有讲完的故事，再也没有机会讲了；那些他不愿意讲、但是若干年也许会愿意讲的故事，再也没有机会讲了。现在，纪登奎去世已经二十七年。葬礼上的一幕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记忆里。我甚至想，假如纪登奎活到今天，他的想法也许会有很多变化，那些他当年不肯涉及的故事现在他会讲得更多，甚至会愿意写出来。
　　纪登奎的辞世如此突然，一如他在中国政坛的突然崛起。本来，他计划这年暑期在北戴河休息期间，着手准备回忆录的写作。他跟我讲到这个计划时，我曾经表示愿意协助他，跟他一起去北戴河。当然，我当时提出这样的想法，主要不是我认为他的回忆录有多么重要，而更多的是向往北戴河暑期休闲。因为那两年，我对于在秘书处的工作已经相当厌倦，很希望趁此机会过一段轻松的日子。我为纪登奎做秘书工作并非专职，如果不是陪同农村调研，暑期到北戴河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让我去的。但是，纪登奎显然看不上我，说：“你太年轻了，不适合。我准备先从河南工作时期搞起，让我当地委书记时的一个秘书来帮忙。”他当时想主要整理在河南担任地委书记、企业厂长书记和省委副书记的工作经历。他提到的这个秘书，我也知道，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作家，我曾经读过他的作品。其实我心里明白，他认为我没有能力帮助他整理回忆录，这是我事先也想到的，我也想到他会拒绝我，但还是心存侥幸，想再努力一下。因为，1987年秋天时写作粮食问题调查报告，我的表现令他失望。本来，他安排我来执笔写第一稿，但是，我实在力不从心，不堪重任，最后变成了他本人执笔，我只是收集整理数据资料。
　　“秘书”作为行当，其实内部又有很多“工种”，低端工种就是收发文件、打打电话、安排一下工作行程等等，高端工种则是秉笔写作、出谋划策。显然，我当时能做的秘书工作，属于低端工种。更何况，以纪登奎当时的境况，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秘书”。当时，我居然提出跟他去北戴河写回忆录的想法，现在想来也是勇气可嘉，虽被拒绝，但是不以为意。
　　（三）
　　我与纪登奎在一起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他自己挑起话题，然后讲得滔滔不绝。这与其他高级干部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高级干部在年轻人面前通常表现得比较沉默，只有与资历相当者在一起的时候才侃侃而谈。更有一些现职部长，基本上不搭理我这样的青年人，除非有事情要交待我去做，而且表情上，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种故作高深的傲慢。纪登奎则非常不同，不因为我是一个青年人而不屑于谈论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但是，他谈话的特点是，在他说话的时候，并不轻易回应我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对我提出的很多问题通常不理会，而是继续讲他的。但是，如果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却听得很认真，表现出强烈兴趣，或者说，他很在意年轻人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他的这种特点，在一段时间内我很不适应，我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这种感受。
　　我最后一次去家里给纪登奎送文件，先陪他在院子里散步一会儿，他讲最近读了一些历史书，特别是讲德国历史的书。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书柜都是世界历史。我离开的时候，他陪我一起走出前院，来到后院，站在院子大门口，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国家要出大事了。”我听了他的话，满腹狐疑，站下来看着他，想听他继续说。他却看了司机老张一眼，又拍着我的肩膀说：“上车吧，再见。”我到现在也没有明白，他所说的“大事”所指何事。
　　一段日子里，纪登奎为什么会突然去世，成为九号院里人们议论的重要话题。因为他的身体一向不错。我随同他出差到外地，日常生活上不需别人照料，甚至上下车时他自己都争先提行李。有人将他的突然离世，归结为官场失意后心情抑郁。以我对纪登奎日常生活的观察，看不出他有多么忧郁，但是，我也不能说他内心深处没有忧郁。官场失意未必很忧郁，苏东坡就是在官场失意后变得达观，写出来一些空灵超脱的名篇佳作，而且，翻检苏东坡的诗文，可以发现，晚年一贬再贬，贬所越来越偏远，以至于最后到了海南岛那样的蛮荒之地，但是，苏东坡却表现得越来越达观超脱。官场失意和心情抑郁并不必然联系。而且，心情抑郁也未必导致心脏病突发。纪登奎去世后，他的夫人王纯曾对我说：“我很后悔那天与老纪拌嘴，如果不是我们争执了几句，也许他就不会发病。”说到拌嘴，其实也是为了一点生活上琐事，而且争执中两个人居然比起了“革命资历”，因为他们两个人过去是“战友”，都是抗战初期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纪登奎的突然去世，也在九号院里引起震惊和感慨，一些老干部的感慨更多。在九号院里的高级干部中，纪登奎是相当年轻的。纪登奎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的年龄，是在四十六岁到五十七岁之间。他进入九号院的时候才六十岁，当时九号院里一些资深部长，如杜润生、武少文、杨珏等，都是七十岁左右了。纪登奎去世后，我在武少文办公室汇报工作，他感慨地说：“登奎同志比我整整小十岁，说走就走了。我去一次八宝山送老朋友，就心里多一次感悟。功名利禄，官场沉浮，都是过眼烟云。有什么想不开的，多去参加两次追悼会，就什么都想开了。”说罢，他念叨起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武部长1930年代初期在大学里读英文系，是个文学素养很高的人，闲暇时经常与我谈诗论词。从纪登奎的官场生涯，我们又聊到苏东坡的官场遭遇。苏东坡曾经做过尚书（相当于部长），屡次遭贬，曾有词云：“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确实，历史本身如梦境一般，留下来的是种种悲欢恩怨故事。但是，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重温和解读，却会有不同的思索和领悟。（来源：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