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辽宁街边的排档，60块台币可以叫上一盘“大陆妹”。桌边的台北朋友、端菜的老板娘，都说不清这青翠的菜怎会有这样一个名字？

是因为，十多年前它从大陆引进时，也正是大量大陆女子来台卖春时，它们（她们）都“好吃又便宜”？ 我记得自己肾上腺素的轻微上升，不知因为缘于我这大陆客的地域情绪，还是因为这名称中含有的普遍性歧视，一个自认先进的地区对另一个落后地区的蔑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黄春明的小说《再见，莎扬娜拉》。这些叫上一盘“大陆妹”的台湾人忘记了，四十年前的他们是怎样义愤于美国大兵、日本游客享用了台湾姑娘的青春。

不过，很有可能，它不过是一种无心的称呼。这莴苣类的青菜在台语本就叫做“妹仔菜”，从大陆引进的莴苣品种也就自然叫做“大陆妹”？本地人习惯通过农作物来理解世界，他们曾自称是“蕃薯人”，把外省人叫做“芋头”。这些名称虽有乡土式朴素，却也一直怀有情绪，当你听到一个福佬人称一位外省老兵是“老芋头”，它绝不仅是客观的称谓，它含有悲情与愤怒——我们与你们不同。如今，蕃薯也好，芋头也罢，都变成了现代台湾人，是台湾身份的一部分，那“大陆妹”呢？

在台北，你感得到中国影响的再度增强，与由之引发的焦虑。60年前，蒋介石不由分说地把整个中国塞进了小小的台湾，那曾管辖着4亿人口、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统治机构，被放进了这小小的盆地，这里蔡元培就职过的监察院、陈年的蒙藏委员会仍在运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提醒你五族共和的理念。而现在，中国代表的财富与权力，正激起新的希望与忧虑。依靠中国的劳动力，郭台铭才成为台湾的首富，从大陆来的慈善家慷慨给台湾人散出钱财，还有这规模恢弘的奥运会与世博会，让那些标榜独立的台湾明星知识分子心潮澎湃——只要他们能被作为特权者对待、享受他们在一个民主社会无法得到的中心感，他们就愿意为专制唱赞歌（讽刺的是，他们都曾因反对国民党专制而闻名）。《中国时报》的新老板公然否认天安门悲剧……而半年前的总统大选，从新竹的高科技巨子到台南的果农，他们都站出来，确认中国对岛内政治的影响力，这也是勉强的确认，混杂着诱惑与无奈。“大陆是骗养套杀，我们是装吃闪活”，在台北郊外一间宽阔的办公室里，一位老派作风的报人再度提起了这著名的两岸哲学。大陆“用‘九二共识’之类的笼统语言‘骗’住台湾，再以开放三通、陆客来台等‘养’台湾，在建立倾斜的两岸关系后‘套’住台湾，最后则生杀由之”，而台湾的反应是“对‘九二共识’等笼统语言‘装’作解决了问题而不深究，设法促成三通并‘吃’大陆的养分，再用养分来建立台湾的主体地位以‘闪’避北京的套路，进而谋求两岸共存共荣的‘活’路”。这是４年前，他的一篇著名社论的论题。

那时，马英九上台未久，陈云林刚刚来台参访，颠簸异常的两岸关系似乎终于驶入平缓地带。不过，这却是一种“暧昧的平缓”，一种拖延的哲学。４年过去了，当初的判断显得更为清晰，在海峡两岸，一种新的依赖关系正在形成，这心照不宣、从不摆上台面的策略也更为显著。但具体的策略越清晰，它的意义与方向就越模糊。在模糊与拖延中，台湾期望大陆日渐民主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能宽容不同的声音，它甚至能在其中起到催化作用，而大陆则期望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最终能降服这个岛屿，让它放弃自主性。但很有可能，它们都是一厢情愿。

二

在立法院门，我看到了抗议者和他们的展台，印有斗大的“毒牛”的标语随处可见。而在立法院内，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们，大喊大叫，占领主席台上，深夜拒绝离开，让整个立法机构陷入瘫痪。他们宣称是要“为人民守护健康”，因为国民党政府要开放含美国牛肉的进口，它的瘦肉精含量可能超标。

谁都知道，这与美国牛肉、人民健康无关，它是党派斗争的产物。进口的法案总会通过，不论哪位政治人物、哪个党派，都不会真的挑战美国，牛肉必然还是会进入台湾市场。民主已然实行了20多年，但议会政治仍保留着强烈的闹剧色彩，政治人物门向自己的选民、向对方党派，乃至向美国，表演撒娇。他们也都知道，这不需要付出真正的代价，一切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这餐桌上的“大陆妹”与“美国牛”，像是此刻台湾命运的缩影，它夹在太平洋两岸的巨人之间，在它们时而合作、时而对抗的阴影下，艰难的寻找自己的命运，却总有一种失控之感。在失控中，人们需要用模糊性来自我安慰，或者变成愤怒的受害者，喋喋不休于自身的痛苦。

三

来台北的次数越多，我越失去描述它的能力，最初的新鲜感已然散去，深入的理解却迟滞不来。总是闷热潮湿，雨下了又下，台风走了又来，从一张酒桌到下一张酒桌，白蚁在灯下飞，掉进了汤锅里。抬眼偶尔可以看到雾气中闪亮的101大厦，像是一根磨损的荧光棒。

最初，我被台湾的混合性吸引。从台南孔庙到温州街上的殷海光故居，再到那些文雅、温和的男人与女人，你像是同时发现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你会想，倘若未经过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也大概会是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民主，希望它正像如此。这些想法，不可避免的带有中国中心的色彩，台湾正是缩小的中国。

但现在，我日益被它的所处的暧昧状态吸引。这暧昧既来自于它的国际体系的地位，两千多万的人口，生活在一种说不清的身份中。两蒋时代的台湾人生活在分裂的人格中，他们明明只在这个岛屿上，却假装仍统治与继承了辽阔的大陆。而此刻的台湾人则生活在一种暧昧与无力中，作为个体他们享受到自由与丰裕，但作为群体，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面貌又是如此模糊，他们的存在不是通过自我的肯定、而是靠他人的默许而确认的。而在台湾社会内部，舒适似乎也正麻痹这个社会，在一个民主巩固期，社会内部不再有显而易见的挑战，愤怒与抗议都带有十足的表演性。

荷兰人、清帝国、日本人、国民党，一些台湾人浪漫化自己的传统，把台湾的历史视作一连串的反抗历史。但同时，每一段反抗的背后，又是漫长的合作与妥协的历史，依附性的特征，至少与反抗性一样显著。

全世界都在学习与中国的相处，而台湾所受的冲击更为直接。期望这来自中国的富有迷惑性挑战，能够再度激活起台湾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