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我的四本书吗，上面都有”，每当对我的问题听不清，或是对自己的记忆不确信时，他就会重复一句，然后指着桌上的纸袋，里面有四卷的《国父与横滨》。在封面上，孙中山穿三件套西装，两手插在口袋里，英气勃发，正是国民党正史中典型形象。

他身材高大、东北口音浓烈又洪亮，灰色西装得体而随意，像是典型的老派读书人。若不是行路时需要略微搀扶，你根本想不出他已经九十三岁。

当地人说，若你要问那些晚清的革命遗事，可能只有他知道。他们已普遍分不清康有为、梁启超或是孙中山的区别了，那都是陈年旧事。而据说他都记得，他曾是当地华侨中学的老师，曾编纂横滨的华侨志，是本地华侨社会的一名公认的知识分子。

在横滨的中华会馆里，他如约而至。墙上悬挂着各式的孙中山的纪念海报，还有一张马英九的照片——端庄得令人乏味。你几乎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革命党如何变成一个陈腐的执政党的。

他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员。十九岁那年，他加入其中。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哈尔滨，东北正处于日本统治的高潮时刻。他出生于辽宁，十一岁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随即将逊位多年的溥仪扶上了皇帝之位。作为满洲国的子民，他接受日文教育，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读书时，他班里的同学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韩国人，他们相处无虞，的确象是某种新的东亚新秩序。“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很正常，没什么残暴的记忆”，他回忆说。

不过，他不相信这种秩序，加入了反抗者的行列，他秘密地加入了国民党。在当时的满洲国，国民党领导的内地中国是不折不扣的敌国。他为此付出了两周的监狱生涯。他经历了国民党的辉煌一刻，在一九四五年秋天，中国成为了战胜国，国民党是这一胜利的领导者。但接下来，形势变得被动，迅速兴起的共产党获取了优势。作为一个县级的国民党书记，他跟随溃败的军队逃往北京，然后又到南京，进入了中央训练学校，蒋介石正是他们名义上的校长，他对蒋介石充满崇拜。溃败不可遏制，他还算幸运地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船只。在新竹与台中，他成了教育界中的一员，每日听到与看到“反攻大陆”的讲话与标语，心中暗暗明白恐怕一时回不去了。

他的命运在一九六四年再度发生转变，应朋友之邀（也是一个东北人），他来到横滨的中华学校任教。对于那个处于风云飘摇中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是个不坏的选择。他也懂日语。

这所学校并非是普通的华侨学校，它的创始人正是孙中山。当一群横滨华侨在一八九七年想创办一所中文学校时，华人在此地的历史已经接近四十年，在高峰时期，有七千人之多，绝大部分是广东人，是本地最大的外国人社区。不过，在甲午战争前后，人数因中日的紧张关系锐减。华侨们期望这所中文学校能提高华人子女的教育水准，当地已经有了关公庙、妈祖庙、中华会馆，却没有一所学校。他们找来孙中山商议，在失败的广州起义之后，他一直在全球的唐人街演讲、募捐，说服那些只想逃避政治的华侨们支持一场他们无法理解的革命。在大部分时刻，他依靠的是乡情与血缘，而非政治理论。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一带，说同样的语言，吃一样的叉烧饭。

孙中山给学校起名为“横滨中西学校”，多少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意。他也深知教育对于政治动员的重要性，“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他无暇具体教学，倒是推荐一位正大有前途的广东青年梁启超来任教。当时的梁不过二十四岁，却声名显赫，已辅助他的老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而跃升公共舞台，正在忙于编辑《时务报》。梁启超推荐他的同学徐勤前来任教。

徐勤是康有为的忠实信徒，他将校名改为“大同学校”，以呼应老师的思想与著作。他的教育方针则是中西合璧，学生们既学日文、英文，也学习儒家思想。知耻是其道德核心，中国面对列强的受辱感（包括最近的日本）变成了日常的精神动力。徐勤在教室黑板与课本上都书写十六字口号“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希望学生牢记读书目的是“一曰立志，一曰读书，一曰合群，一曰遵教，一曰报国”。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中就包括苏曼殊与冯自由，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华民国重要的人物。

斗争也是从最初一刻开始的。这所学校就变成了流亡海外 “革命派”与“保皇会”的斗争之地。他们都希望争取到海外华侨的支持。这斗争也延续得比任何人想象得更长。清王朝被推翻了，革命成功了、也无皇帝可保了，但斗争仍在继续。

当他在一九六四年到来时，斗争的双方不再是“革命党”与“保皇会”，而变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横滨中华街陷入分裂。共产党占据了整个中国，国民党只有台湾一岛。但同时，台北才是联合国的正式代表，外交关系是在东京与台北之间，而非东京与北京之间。

海峡两岸的军事行动结束了，他们的争夺却又延续到了海外华侨社区。每年的十一与双十国庆，都看到先是一片五星红旗，然后又是漫天的青天白日旗，双方都争相让自己的游行、舞狮活动更精彩。一些时候，还打出手。教师与学生们变成了战士，他们争夺或者保卫学校。他仍记得文革中那些激烈场面。作为一名坚定的国民党员，他要捍卫“自由中国”，即使它是在别人的国土上。

也是在横滨，他开始了对当地华人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晚清时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史。

他寻找到那些支持过孙中山的家庭与个人，也遍访昔日革命者的遗迹。这也是一次新的发现旅程，被不断的革命、战争与动荡左右的中国，从未认真对待自己的历史遗产。即使当台北与北京都宣称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时，它们却都对这源头缺乏知识与兴趣。

他的努力最终汇聚成这四本文集，其中的文章都与一个多世纪前的孙中山在此的思想与活动有关。

这也像是命运的另一种轮回。他在一个傀儡式的清王朝皇帝的治下成长，将日语当作了另一种母语，然后加入反对这秩序的力量，最终他又来到日本，研究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