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劝告潘佩珠写出这些苦难故事。

这是1905年的横滨，他们都是客居此地的流亡者。一位来自中国，一位来自越南。他们无法对话，却可以用笔谈沟通。他们都成长于一个儒家文化传统，然后目睹着这套文化与政治系统的迅速崩溃。中国沦为了被瓜分之国，而越南早已是法国人的殖民地。日后的潘佩珠被称作越南的“建国之父”，不过在他生前似乎不过是个焦灼、不断失败的逃往者与囚徒。

是战胜俄国的新闻，将这位越南人吸引到日本。彼时的日本象是一块磁石，令所有的被西方侵犯与侮辱的落后地区倍感鼓舞——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似乎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而在日本国内，一股泛亚主义思潮正在兴起，日本的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们发现，尽管他们以新强国的面目出现，西方却并未准备接纳它。既然无法打破种族的鸿沟，一群日本人开始鼓吹亚洲的内部联盟。这注定也是不平等的联盟，倘若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日本人期望“亚洲是日本的亚洲”。不过，这也造就了意外的联结网络，东京与横滨成为了各种异端的聚集地，他们在此思考、争辩、结社，试图寻找到一条拯救各自国家的新道路。日本既是他们通向新世界的窗口，又给他们提供了暂时的安全。

尽管日本使中国陷入了惊人的耻辱，但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它却收容了所有未来中国的奠基人。梁启超的立宪主张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撕扯不停，章太炎的排满主义在此不断成熟……东京不仅有着最大的中国流亡群体，也是印度、越南、菲律宾反叛者的聚集地。他们共同创造出一个抗争故事——他们都是西方帝国扩张的受害者，都在寻求自身的富强之道。章太炎等人甚至尝试将这些亚洲的流亡者们联系起来，他们组建了“亚洲和亲会”，他们期望能将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朝鲜人、缅甸人、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都容纳其中。

梁启超与潘佩珠的相遇，是这潮流中再典型不过的一幕。早在西贡时，潘佩珠就是梁启超的热情读者，他还组织了越南的维新会，找到一位昔日的王子做他们的“光绪皇帝”。在横滨的会面之后，潘佩珠写出了《越南亡国史》一书，它不仅连载于梁启超编辑的杂志上，还以单行本在上海发行，梁为它写作了哀伤动人的序言。

这本书也赢得了中国读者的热情。一股对“亡国”的恐惧正弥漫中国，人们的兴趣不仅针对越南。印度早已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噩梦，梁启超称它是“千古亡国之奇闻”，因“区区七万英镑小资本之东印度公司”而亡。中国读者不仅期望从中获取教训，也渴望汲取力量。菲律宾抵抗西班牙与美国的故事，尽管都已失败告终，它的抵抗精神却令梁启超写下“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与民权之初祖”的感慨。

我在卡尔·瑞贝卡的著作《世界大舞台》中读到这些迷人的片段。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困顿时刻，中国艰难寻找的自身的新定义——她不再是中央之国，她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她要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形态。而在这创建过程中，周边国家的相似遭遇，都化作了她自身经验。

一个世纪后，中国与她周边世界似乎处于一个新的关系中。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普遍兴起。它不是来自于一个世纪前面对西方的挫败与羞辱感，而是缘于于它们内部的冲突。一些评论家甚至把2014年的亚洲与1914年前的欧洲作比，日益增加的摩擦甚至可能导向灾难性的战争。重新崛起的中国是这新变化中的关键因素。周边对突然增强的中国不知所措，似乎无法将之放在熟悉的框架中理解，中国不知如何面对自身突然增强的实力。而同时历史的阴影仍在发挥作用。谁能说近日中国的强硬姿态与她一个世纪前的屈辱毫无关系呢？同样的情况也必定发生于越南、菲律宾、缅甸、印度这些国家中。这冲突也像是迟来的报复。亚洲诸国在经过相对长的经济增长后，重新获得自信，他们也都有在新的世界版图中获得自身位置的渴望，而这渴望曾在漫长的20世纪一直被压抑。

也是在这一时刻，重温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变得尤为重要。它增加了这些可能滑向彼此冲突的国家间的历史、思想与情感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