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突然间，年轻的士兵开始奔跑，然后纵身一跃。这是1961年8月15日的凌晨的柏林，墙的修建已进行到第3天，它足有165公里长，将这座欧洲伟大城市拦腰截断。它的修建者是东德政府，它为了制止东德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
被截断的不仅仅是空间，还有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康拉德·舒曼19岁，是负责保卫这座迅速建成的长墙的很多士兵中的一员，他来自Riesa地区的Leutewitz，属于东德，苏联帝国的控制范围。历史的潮流注定要深刻地改变他的一生，他3岁时希特勒自杀，而在他4岁那年，丘吉尔发表那著名的铁幕的演讲——世界被一分为二，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象征。
“过来，过来！”那边的人一直在喊。这座围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或许康拉德·舒曼自己也说不清当时的内心感受，他大步跃过铁蒺藜的行动，震惊了所有人，而摄影师彼得·列宾正好在场，他抓住了这一瞬间——头戴钢盔、肩负长枪的东德士兵飞过了藩篱。
这座墙和后来被称作柏林墙，而清晨的那一瞬间则变成了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形象，在冷战气氛高涨的年代，它被解读为“投奔自由”。
在2009年6月16日的《曼谷邮报》上，我又看到了康拉德·舒曼的形象。不是那张著名的黑白照片，而是一座雕像，似乎是钢材。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人们用这座雕像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刻——19岁青年的一跃是自由的宣言。
当事人的命运不像是照片一样，不能定格在最灿烂的一刻，“自由之路”则充满了苦涩。康拉德·舒曼被一辆待命的西德警车接走，并随后获取了在西德自由居住的权利，是西方世界自我证明的一个活生生的标准。他定居在属于西德的巴伐利亚地区，在小镇Günzburg遇到了后来的妻子。
但柏林墙的阴影并未随之消失。在之后的岁月里，舒曼一定不断听说过很多像他一样的逃亡者，但大多数的命运不佳。他们被警察拦截、被枪击，被电网击倒……柏林墙从原来的2米加高到3米，观察塔楼上的探照灯在夜晚格外闪亮。他肯定也担心仍身在东德的家人与朋友，他们不知会因自己的鲁莽而遭受何种牵连。
“只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除）后，我才感到真正的自由。”舒曼后来说。但即使如此，他很少去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似乎巴伐利亚比起他的出生地，更是他真正的家乡。抑郁症也一直困扰着他，1998年的6月20日，他吊死了自己。
2003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柏林。柏林墙是游客必达之地，就像是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北京的长城，它是最明确的身份认证。
哪里是柏林墙？警察必定是对这样问题再熟悉和厌倦不过了，他熟练地指着地上的白线，然后一直向远方延伸过去，还指明这里就是当年约翰·肯尼迪发表演讲的地方。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还没找到方向，对于这座墙的历史也并不十分明了，或许也无法猜想165公里的长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了保留下的一小段柏林墙，上面尽是各种颜色与形状的涂鸭，还有一截铁丝网，旁边还有很多年轻人的黑白照片，他们倒在了奔向自由的途中。从柏林墙建立后，很多人采用不同方式来跃过它，跳楼、挖地道种种，在后来看到的一份调查中显示了这样一列数字，5043人成功了，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还有260人受伤……
这次柏林之行，没激起我太多的感受，我是一个典型的游客，随着旅游手册到来，还带回了两块碎石作纪念——它们很可能是1989年愤怒和欢乐的人们砸下的。欧洲人与美国人或许能更强烈地意识到柏林墙的含义，因为这里饱含他们的悲剧和胜利。而对我来说，它仍是历史书上的一页，有点抽象、被过度诠释。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在它倒塌的1989年，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除去北京春夏之交的喧哗与躁动，一位美国人蒂姆·伯纳斯·李还发明了万维网，它随即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信息时代。一种新的情绪也正到来，政治不再是支配世界的主要力量，商业与技术才是；地缘的划分也不再重要，全球正在被连接到一起，所有的障碍都将被清除，人们将分享相似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探讨也将暂告段落，历史已经终结，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政治上的民主制，相辅相成，大获全胜……
我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柏林墙，像是已经终结的冷战，笨拙、陈旧、悲伤、不合时宜……但真的如此吗？
二、
2003年，我也第一次去香港。同样是第一次，它的感受却要强烈得多。扑面而来的湿漉漉的空气，还有那种特别的味道——潮湿的混凝土、海风、茶餐厅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香港像是另一个精神故乡。枪战电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说、《龙虎豹》与叶玉卿，还有从旺角杀到铜罗湾的古惑仔，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不知是令人赞叹还是汗颜，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600万人口的香港为10余亿人的中国大陆，提供着大部分的情感和娱乐服务。
我从机场坐A12路双层巴士，像是过山车一样驶向香港岛。道路总是清洁，一切都富规则，隧道是灰白交替的干净颜色，每隔200米就是一个EXIT的标志。远处的高楼都在闪亮，黄色发红的光晕，雾气中，显得迷蒙。IFC、中银国际与长江中心，有时就像藏在云层后面，而太平山则干脆消失了——山腰不断兴起的高楼遮住了它。我在西环下车，总是闻到一家专卖紫菜面条的小吃店中的汤味。瘦小的南方人在夜晚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说着一种我至今也未完全听懂的语言。
它与中国大陆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后来，我乘火车从广州前往香港，罗湖站两边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零乱、肮脏，像是一个在建的巨大的工地，另一方则秩序、整洁，混凝土也学会了如何与绿树相处。
如今，香港与广州之间自由来往，深圳像是另一个新兴的香港，至少在外观上如此。但是，仅仅40年前，这里仍像是亚洲的柏林墙，深圳河和那些青山上演着很多类似康拉德·舒曼的故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广东地区发生了三次逃港风潮。
逃亡是由本能驱动的，这些难民没有政治目的，只想获得基本的安全。大饥荒和各种政治斗争，让他们不断地铤而走险，很多人从深圳游水过来，一些偷渡者表现出他们在匮乏条件下的创造力，他们在麻袋里放满了乒乓球，作为救生圈。他们中很多人的逃亡经历，是被遣返，再结伴到来，只要有恒心，他们最终总能到达香港市区。
在康拉德·舒曼的行动发生一年后的1962年，香港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在半年的时间内，超过三十万人涌入了这个拥挤之地。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了这一景象：“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走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黄昏时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在本地民兵的护送下，推倒栅栏，走过来了。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人和儿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一位叫刘千石的逃亡者代表了典型的难民经历。他在广州附近的农村长大，因为父母经营小生意，他一家人被划作黑五类。1963年，16岁的他躲在一艘渔船底层偷渡到香港。在爬上“资本主义”的岸上后，香港的灯光给了他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似乎特别明亮”。
这些从“社会主义”来到“资本主义”的难民，成为了香港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不同的社会制度，让人们的创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很少有人再记得约翰·肯尼迪1963年柏林墙边的演讲了，甚至也很难严肃地对待它——它不是冷战宣传的一部分吗？
同样的，也很少有人会再去认真地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中国日渐强盛，它的荣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独特性。至于40年前深圳河旁的悲剧，它是历史早已翻过的一页，没有太多品味的余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所有昔日确定无疑的价值观正遭遇质疑。随着悲剧的淡忘，就连“自由”、“民主”这些基本价值观也开始被忽略和嘲讽。进而，一种历史感的消退开始弥漫，它的直接结果将是我们“思考的无能”，而思考的无能将导致文明的衰退和某种莫测的灾难，所有之前已经争取到的成就，也将因此而被毁坏。
柏林墙与深圳河，这欧洲与亚洲的两个小小的路标，提醒着我们，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