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的阅读、思考时间都开始被蚕食。我再难体验到长时间阅读的畅快感，取而代之的是不断中断的跳跃式，思绪则被限定于文字的表面意义，很难产生新的联想。至于写作，因为不断的迅速释放，我似乎再难找到那种压抑之后的充沛表达。倘若自我不过是感受与经验的聚合，我分明感受到我的自我正由杂乱的信息与浅薄的情绪组成，不再是富有逻辑的思想与深切的情感。
12月5日 星期五 降温
“巴尔干真的发生了战争了？注定会有干涉；但它不确认是否真的是战争。很多事情驱动着人类社会。飞机的飞行高度再度提高了；令人骄傲的壮举。如果他没记错，现在是3700米了，这个人叫做洛克斯。一个黑人拳击手击败了一个白人冠军，赢得了世界桂冠，他叫约翰逊。法国总统将去俄国；人们在谈论世界和平面临的危险。一个新晋的男高音在南美洲挣到了一大笔，数目大到北美洲的人从未听过。日本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地震；可怜的日本人。简而言之，很多事情发生了，1913年末与1914年初的时刻是非常富有动力的。”
这段引文来自 Philipp Blom的《The Vertigo Years》。我不知这本书的中译名该是什么，“亢奋的年代”？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无穷多的作品给予了描述与解释之后，这本给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它不再是军事与政治事件，它也是一场技术、感官、思想革命的结果。飞机、汽车、电影、艾菲尔铁塔这样的建筑、世界博览会……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加速的时代、一个信息、交通革命、全球化的时代，旧日的价值与秩序被颠覆，新的可能性在发生。它产生了无穷多的兴奋与创造力，也让人陷入无穷的焦虑与晕眩。当伍尔夫感慨，在1910年12月左右，人性改变了。她感慨的是信息革命冲散的人性。
2014年夏天，我在维也纳见到Philipp Blom时，一战百年的纪念活动正在欧洲四处举办，从萨拉热窝到索姆河畔，到处是展览、音乐会、公共集会。而在维也纳，我参加的是一个有关“中国与一战”的研讨会。这也是个令人意外的题目。直至今日，一战都被认定是一场“欧战的战争”，亚洲、非洲、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美国，似乎都是配角。但这场研讨会的主办者——一位经历传奇、富有强烈历史感的中国流亡学者——却相信，一战对于中国命运有重大影响。因为一战，才导致沙皇俄国的崩溃、十月革命的成功，因为作为参战国的中国深感被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倡导的世界秩序的背叛，中国知识精英才一头扎入苏联的怀抱。倘若中国在21世纪重新崛起，代表着历史某种新的方向（它的政治结构仍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苏联模式），那么一个世纪前的这场战争，就变得更为意义显赫。
Philipp Blom是作为研讨会的主讲嘉宾出现的。他不过47岁，却是德语世界公认的明星历史学家，《The Vertigo Years》还将他带入英语世界，他的文化史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在维也纳，他还以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与品酒行家著称，写过一本关于奥地利的葡萄酒的畅销书。
他的演讲内容与书中的章节无异，他声音柔软，与想传达的历史的急切变化大相径庭。他似乎也没意识到，他的关于变化速度、妇女解放、电影的种种视角，与这群听众关注的话题缺乏联系。这群听众仍沉迷于政治史与军事史中。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此刻亚洲的速度、规模、模式，多少与一战前的德国相似，它依靠一套集体主义的方式，急于获得荣耀与权力。偶尔，我觉得他“太文明”了，他生活在这样丰富的文化传统中，他的成长正是战后欧洲最富足、自由的年代，他们有足够多的品味，却很难理解真正的挣扎。（或许，这是出于自我防卫的心理，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取得了更多的知识与成就）。
第二天，我约他继续谈谈他的书。在一个由旧日花房改造的餐厅里，我喝了他推荐的奥地利酒、品尝了著名、却味道不佳的本地鱼。谈话也从1914年的欧洲转移到此刻，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速度、技术、娱乐与全球化的时代，倘若伍尔夫生活在此，必定会再次感慨人性彻底的改变。当中日在钓鱼岛剑拔弩张时，很多人想起了一战前的法德景象。在Blom的视角里，一战的原因与既有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框架，无法消化这些亢奋的新经验有关。我在最初引用的那段话，再形象不过地象征了这普遍的晕眩、茫然与混乱，面对蜂拥的信息与经验，人们无法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决定性的，人们被潮流所裹挟，却对未来毫无判断能力。
这段引语原出处是罗伯特·穆奇尔的《没有个性的人》。这是一本从未完结的小说，第一卷出版于1930年，第二卷是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而第三卷直到他去世的1942也未完成。尽管穆奇尔终身耿耿于自己未得到足够的承认，但他死后却被公认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堪与卡夫卡匹敌。倘若卡夫卡描绘了那个庞然、无处躲避的官僚世界的兴起，穆奇尔则着墨于在这个时代中丧失个性的人，正因为丧失个性与思考能力，他们才可能轻易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强人政治的追随者。
今夜，这个插曲、尤其是这段话，变得尤其强烈。这与我回到北京的感受、或许也与我成为一个创业者的经历有关。一方面时代的速度似乎加快了，同时我又缩入了一个更具体的小世界，世界对我来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更碎片化——钓鱼岛、周永康的腐败、香港的僵局、台湾的选举、周小平的文章、美国骚乱、小米手机的上市、吴宇森的电影，这一切都涌在我眼前，哪件是重要的？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这种混乱与困惑，是通向兴奋还是危险的前奏？很可惜，在Philipp Blom的书中，在罗伯特·穆奇尔笔下，都是后者。
12月8日 星期一
不安的感觉是清晰的，我却说不清它的来源。一些时候，我觉得心中想长满了野草，另一些时候，我觉得脑中被塞进一块不断膨胀的木料。只有在很少的时刻，可能一场漫长的散步、可能是突然到来的情欲释放之后，我才获得暂时的镇定与安宁。
我必须承认，这不安与iPhone直接相关。如今我触碰这个白色金属物体的时间超过了一切，它成了我的身体与头脑的延伸，它让我安静、更让我焦躁。有时，我要刻意把它扔进书包、塞进沙发的缝隙，总之，让它离开我的视线。它带来两种后果，在最初的10分钟，我会感到巨大的焦躁，希望重新看到它，倘若我能度过这最初的时光，接下来就会是安宁与专注，眼前的书籍与思想变得清晰、丰富，我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新的想象。
但大部分时刻，我失败了，忙不迭地从书包与沙发里找出它，让后打开微信这个APP，看看是否有人给我发了新的信息，或是朋友圈中有了贴出了新照片与文章，或是对我不久前分享内容的点评——我期望他们说上一句，而不仅仅是点赞。我知道这信息是无意义的，我迟几个小时、或者根本不看，丝毫不影响任何事。但我控制不了自己，仿佛心中有个难以满足的黑洞，需要不断填补。但结果是，它只产生新的不安。
我曾庆幸自己躲过了微博的诱惑。几年前，看着朋友们不断在微博上发言与留言的热忱，不仅嘲笑他们的无聊，将精力与时间浪费于这虚幻的交流中。我知道专注之重要，没有专注，一切理解、创造与想象都不复可能。
如今，我掉入了微信的陷阱中，它不是对着没有面孔的公众，对着的是似乎熟悉的朋友。但这能构成真正的交流与分享吗？
这糟糕的习惯是从在柏克莱（UC Berkeley）游学时开始的。它最初是出于寂寞，惯常的朋友与生活方式骤然消失了，在必然到来的失落中，微信提供了慰籍。打开手机，你所熟悉的朋友仍在，随时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你闲聊。
与4年前我在剑桥的经历截然不同，我在柏克莱没有遭遇那种强烈的孤独、焦虑与无所事事。如今想来，正是这孤独、焦虑、无所事事，迫使我大量阅读、写作与陌生人攀谈，失语、压抑产生了言说的欲望。但在柏克莱，它们都被迅速释放于微信空间了。我甚至很少有闲散的时光了，它们都被微信上的即兴交流吞噬得干干净净。何止是闲散时光，我原本的阅读、思考时间都开始被蚕食。我再难体验到长时间阅读的畅快感，取而代之的是不断中断的跳跃式，思绪则被限定于文字的表面意义，很难产生新的联想。至于写作，因为不断的迅速释放，我似乎再难找到那种压抑之后的充沛表达。倘若自我不过是感受与经验的聚合，我分明感受到我的自我正由杂乱的信息与浅薄的情绪组成，不再是富有逻辑的思想与深切的情感。
或许，这只是暂时的，它是向另一个时代转移的不可避免的阵痛。我还记得，博学多闻的Samuel Johnson在对《泰晤士报》的评论。在18世纪末，报纸是不折不扣的新发明，他抱怨说，一份报纸的内容，要比普通人一辈子读的书还多，这过多的信息必定让人陷入精神错乱。
看起来，我还要错乱上很长一段时间，或许错乱与分裂，正是我们不可能回避的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