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见到了唐素琴。她有了三室一厅的公寓新家，她的丈夫亲手打的家具，儿子是个成功的个体户，“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他们曾是江苏师范学院的同学，一个是固执保持自我的边缘人，一个是紧跟时代的模范生。但不管这差异多么显著，他们都被同样的革命所吞噬。在1960年代初，他们一个在西北的夹边沟农场，另一个在苏北的滨海农场，接受改造。当他们在1962年短暂相遇时，高尔泰发现这位昔日如羚羊般健美、思想一贯正确的姑娘，变得黯淡无光，她几乎被农场改造生活摧毁。

再见面时已是1980年代，中国似乎从毛时代的混乱与残酷中摆脱出来。当席间谈起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时，唐素琴又恢复了她的一贯正确——“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很有可能，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是我读到的他这代人的最佳回忆录。在这些记忆碎片中，你可以清晰的地感受到中国逐渐野蛮化的过程。江南的水乡风物被西北的风沙取代，那些性格各异的人物成了格式一致的同志，原本的人情冷暖变成彼此揭发……它一波接一波到来，批判者变成被批判者，在这历史洪流中人人残酷、又人人自危。它以人民与未来的名义摧毁了所有传统、创造力、高贵、温柔的情感。

他是无数受害者之一，自从21岁写出《论美》以来，他就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迫害。他也比很多人幸运，他熬过了“古拉格式”的夹边沟岁月，在文革中幸存，更重要的是，还令人惊异地保持了敏感，他的叙事克制、柔情、充满细节。他的笔触仍是高度个人化的，动情、又带着淡淡的疏离感，似乎多年来的党文化从未真正入侵他的头脑与内心。

在他的回忆里，似乎没人比唐素琴的际遇更能表现这个政权与它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不管遭受了多少磨难，她都不准备质疑这套制度与秩序，她主动遗忘悲痛，热切地拥抱新生活。

这种感受因为阅读场景而更为突显。我坐在午后的Trump tower里，窗外的拉斯维加斯尚未醒来，正是昨夜的疲倦与今夜的狂欢之间的勉强休憩。

过去二十年里，高尔泰以一名流亡作家的身份居住在此，他不无自嘲的地说：“我这辈子，和沙漠有缘，青年夹边沟，中年敦煌，晚年拉斯维加斯”。《寻找家园》正是在此写作。

在与唐素琴会面几年后，这个政权再度暴露出它的本质，它再度吞噬了它最富理想的青年人，禁锢与驱赶它的知识精英。高尔泰以57岁之龄开始了新的流亡生涯。中国的辽阔疆域似乎已无法容纳他。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城中矗立着唐三藏、孙悟空的塑像，这似乎也是对他人生的奇异轨迹的提醒，1957年初当右派时，他和一众人翻阅李白诗选来占卜人生，他随手点到的两句正是：“徘徊六合无知己，飘若浮云且西去。”

从纽约一个流亡者的电话本上，我抄下高尔泰的电话。几番尝试，铃声响起，却无人应答。或许这个号码早已废弃，或许老先生的耳力不佳，北岛回忆电话上的高尔泰——只用话筒一端，听筒毫无意义。这耳聋保护了他，让他在错乱的时代仍保有个人清静，让他不害怕陷入孤立。

但他似乎从未逃离中国。中国不仅活在他的记忆中，而且以一种新的历史动力的面貌追随他来到这沙漠之地。

在拉斯维加斯，我闻到一种强烈的中国味道。巨大的广告牌、霓虹灯、音乐喷泉、充塞欲望的人群、伪造的巴黎与威尼斯风格，这一切都在中国随处可见。赌徒之心与放纵之欲，更是当代中国的精神本质。倘若拉斯维加斯是被强加在内华达沙漠上的造物，此刻中国的繁荣景象，就像是耸立在人道灾难与精神荒漠之上的大厦，它的规模更为巨大、外观更为崭新。它们都只活在眼前，对过去毫无兴趣。

这些记忆和此刻有什么关系？昆德拉德声称“与极权的斗争，也是与遗忘的斗争”。历史不断证明，对被压制的记忆的集体追忆，会产生出巨大的历史力量，它令受难者达成情感的共同体，对抗极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对斯大林时代的谴责开启了苏联的变革。中国的领导人深谙其中的道理，毛泽东的暴政从未被清理，他们也强调“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是对的。不管中国变得多么面目全非，这个政权的内在得逻辑却并未改变——个人价值从未得到尊重与保护，仍是这个巨大机器上的齿轮。但是人们有很多方式来逃避这个现实。这欲望上的放纵，常是道德上的无能、精神上的虚无的副产品。而这也是极权主义孜孜以求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景下，记忆变得既脆弱，也更加重要。他人的苦难真的可以被理解吗？还是它常不经意地沦为一种观赏与消费？而作为一个回忆者，他是仅仅通过记忆来重构自己的身份，表达控诉与不满、进行自我治愈，还是要执着地为其赋予一种严肃的伦理维度，令记忆转化成一种深层的道德追问，进而催生出行动？

在拉斯维加斯的夜空里，这一切追问都显得无关紧要又无比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