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仅代表着纠缠在一起、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境，也代表着对个人理解力与创造力的激发与挑战。
“未来的政治是社会政治”，约瑟夫·张伯伦曾这样写道。那是1883年的英国，这个国家处于历史的另一个转折时刻。工业革命、中产阶级的兴起、城市化、帝国的扩张，在重塑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自17世纪的光荣革命，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自我限制的政府、议会制、扩大选举权、人权法案，这些宪政政治的思想已获得了普遍性赞同。如何重新分配权力，是这一政治过程的核心。把曾经属于国王、贵族、教会的权威，转移到新兴的工业家、资本家、中产阶级手中，并用各种方式来减缓这一过程的动荡，困扰与激发了几代政治人物与思想家。
但历史来到了新节点。权力的根源正从土地转向资本、政治转向经济与社会。罢工浪潮、公众的养老金补贴、都市移民的就业与救济、城市的下水道、公共交通、少年管教法庭、公园与运动场的建立，这一系列问题迅速涌现，它们蕴含着新的愤怒、渴望与力量，给既有政治与社会结构带来强烈的冲击。
进步主义思潮弥漫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大西洋两岸。倘若18世纪的思想家们执着于怎样创造一个良好的政体，这一个时代想探讨的则是如何才能管理好一个迅速扩张的社会。应对方式可能有德国式的，推崇无所不包的国家来提供一切方案，在它背后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权力崇拜”与“国家崇拜”；还有英美自由主义式的，它是零散式的修正，鼓励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来应对，由此也产生两种看似不同，却又彼此促进的态度。一种是弊端揭露式的，它反映在迅速兴起的扒粪新闻业中，它传达出这个失衡社会中的黑暗与弊端，激发也释放出人们的愤怒与不满，当然也让当权者们陷入不安。另一种态度则强调好奇心与建设性，充满了对具体解决方案的要求，而避免陷入过分的情绪化。一位从揭露记者转型的社会活动家这样写道：“我厌倦了乱翻污秽，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开始砌墙，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结构。”
重温这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对于此刻的中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人们既感受到十年来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崛起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迅速、更有力量，但同时，一种普遍的期待也无比热烈。人们普遍希望昔日生气勃勃的改革精神可以永续，希望中国进入一种既活力又有序的状态，希望整个国家能成功应对一种全面性的挑战。
这种共识也表现在迅速转变的社会情绪中。几年前，人们热烈谈论“大国崛起”与“中国模式”，而在过去一年中，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经济学家DaronAcemoglu与JamesA.Robinson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大为流行。前一本书讲述了过分集中的中央权力可能导致的恶果，而后一本书中则重提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他们从南美到朝鲜半岛的广阔疆域里，从明治维新到光荣革命这漫长历史中，寻找了各种例证来说明，决定一个国家成败的不是地理位置、天气状况、资源储备，也不是政策，而是制度。比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两位作者强调，倘若“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它需要这样的经济制度支持：它保护私人财产，有一个公正的法律系统，又能提供健全的公共服务，让人们感到安全，能自由地展开竞争。这是一种他们所称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它将鼓励人群广泛地加入到经济活动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反之则是一种“攫取型经济制度”，经济机会被一小群人掌握，他们牺牲掉大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包容性经济制度”不可能独自存在，它必须有赖于相应的政治制度。只有一种“包容性政治制度”——它容纳不同的政治团体，鼓励多元价值观，尊重个人权利，才可能带来长久的繁荣。而“攫取型政治制度”下，政治精英会轻易地把政治权力转化成经济权益。
作者也提到了中国。他们相信，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源于它在制度上的胜利，它从“攫取型经济制度”中摆脱出来，令广阔的人群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但是，这过程应该持续下去，它的关键点就是政治改革。在此刻，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是如何阻碍社会创新的，它以牺牲市场效率与公平为代价，换取一个个小集团的巨大财富。
国家崛起并非顺理成章，它有可能被搁置在半途中，它可能变成“拉丁美洲化”——掉入转型的陷阱。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小群寡头与大批民众间的对峙，造就了持久的政治振荡与经济停滞或衰退。
但仅仅用经济语言或政治语言来理解此刻的中国，显然是偏狭的。它既处于18世纪欧洲所面临的重新界定权力的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秩序，它既要符合自身的传统，也需遵循普遍性的原则；但同时，中国也处于一个张伯伦所说的“社会政治”的时代。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这诸多力量的产物，它已经孕育出一个复杂的新现实。单纯的经济增长、政治改革，都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你会发现，能否从拥挤的交通中摆脱出来，为自己孩子找到一所值得托付的小学，在医院里为父母找一张病床，食品卫生能够安全，周末能到一个安静一点的公园散步，都是让人焦虑的事情。经济增长的财富没转化成社会保障系统，也没建设出足够的公共设施，一个小小的家庭，经常要承担起整个社会失序的后果……
我们必须在多重战线上回应这些挑战。它不应该被简化成“政治改革”。“这是制度问题”，在今日中国，你与任何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场超过五分钟的谈话，几乎必定听到这样一句话。在过去几个月中，一个工程术语变成时髦概念。从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到人大代表、新闻记者，当他们谈论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时，总不忘提到“顶层设计”。他们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倘若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重重问题，再不能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变革的动力也不仅仅来自基层，而要来自政治权力上层的精英，他们要提供更长远与全局性的方案。
人们的感受与期待都是合理的，只有当广泛的联盟形成，导致封闭的精英层做出让步，允许更多元的政治权力与价值观的竞争，才可能出现人们期待的结果，推动这理想中的制度建立。
而这是一个持续的、充满韧性的争取过程。人们应学会彼此妥协，令多元力量共存，既享有权利，也付出个人责任。倘若人人都持有这种信念：干等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制度”发生变化后，他们再随之而变，然后这个国家一切都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种状况是从不会发生的。
而这个“制度”也不仅是抽象的“民主”、“宪政”，而是由无穷多的细节构成，从重建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到清理一条河流的污染，再到建立一所学校。
值此转折时刻，中国不仅代表着纠缠在一起、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境，也代表着对个人理解力与创造力的激发与挑战，它需要一种深刻介入的热情与耐心。没有这种热忱与耐心，你的批评是浅薄与碎片式的，你的参与是短暂与表层的，你的离去与躲避则只能带来人生更多的无力感。
它是一个等待着重新发现、整理与建设的巨大实验场，它能够给几代人提供巨大的、值得奋斗的历史舞台，它能激发起对人生与世界的重新思考。在此刻的中国社会，我们常忘记了这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