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朝阳门”进入中华街。在纽约、曼彻斯特、墨尔本、旧金山，我都见过这雕龙刻凤、蓝红交接的高大牌楼，它们就像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口号、玻璃橱窗里的烧鹅一样，是海外唐人街最显著的标志。
在横滨，华人聚集区的名字一变再变。它曾叫做唐人街，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更名为南京街，二战后，人们又开始叫它中华街。
比起从伦敦到曼谷的唐人街，中华街更为兴盛，仅仅牌楼有七个，其中一些有着“朱雀门”、“玄武门”这样的威武之名。各式料理店、杂货店一家接一家，还有着“横滨大世界”这样的综合性的消费中心，人群拥挤，散发着特别的活力。它不是仍勉强存活的博物馆，而是一个新兴的旅游景观。倘若你从横滨疏阔、寂寥的海边大道转入，更是会被眼前的庞杂、喧闹、元气充沛的市民生活所感染。那个习惯的旧中国景象--三邑、四邑会馆，或是福州或潮州同乡会的建筑--倒是很少见。
先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然后是1945年的轰炸，中华街两度被夷为平地，中断了它与昔日的联系。只有在少数地点，你才能感受到往日的情绪。会芳亭令人想起19世纪末那个著名的餐厅会芳楼，最重要的是相连的关帝庙、中华会馆与横滨中华学校。
这就是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革命的摇篮吗？横滨被称作“日本现代文明的摇篮”。自从1859年开港以来，西方力量正是从此港口涌入日本的。长崎代表了幕府时代日本与世界的联结，他们通过荷兰人来理解的外部世界，横滨则是明治时代的象征。最早的使馆、第一份报纸、第一家咖啡店、第一份电报，都是从这里诞生的。它要被迫应对一套崭新的价值、制度、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与香港、上海一样，横滨上演了一幕从小渔村到新文明中心的戏剧——因为缺乏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它们反而在新浪潮中脱颖而出。
中国人也是横滨的第一批抵达者。最初，他们以英国、法国洋行的翻译、买办、随从身份到来，他们在广州、香港接受了东西方商业交易的训练，与日本人分享同样的汉语教育——即使不能交谈，却能用笔谈。在这个新口岸，他们成为了西方人与日本人间“中间人”。移民继续涌来，他们大多是广东、福建的底层人群，以“三把刀”——裁缝刀、剃刀、菜刀——在此展开生活。
与前往旧金山或是南洋的华人不同，横滨的华人面临着一个更富戏剧性的历史时刻。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恰与清王朝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崛起的日本进而在1895年的战争中击败了清国、又在1905年击败了俄国。对于中国来说，它同时是屈辱与希望的来源。倘若一个长期生活于中国阴影下的岛国都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转变，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对于试图改变中国面貌的探索者，不管他是改良者还是革命者，这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落脚点。既逃脱了清政府的控制，又与上海、广州的距离足够近，也是远游南洋、欧美的出发港口。它也处于昔日的汉文圈的影响中。日本的政客与浪人中，仍有不少汉文化的欣赏者。既出于对于日本对未来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对于西方势力的焦虑，也出于对中国的文化情感，他们资助与鼓舞这些革新者。在1905年中国留学生大批涌入东京、成为新的革命力量之前，横滨的中华街才是中心。孙中山的兴中会建立于夏威夷，它真正的成熟却是从这里才开始的。
但一切都不那么简单。如今人们都熟记孙中山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却忘记了这“革命之母”最初是怎样充满猜忌地看待这些革命者。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后，孙中山不过是一名被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即使在1897年他因在伦敦的蒙难而扬名国际后，他仍是这些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异端”，只有那些最大胆、异想天开的人才敢接近。
一个名叫温惠臣的华侨回忆说，他十五岁时成为第一期的同盟会员，负责给孙买日用品，偶尔也去船上扛东西，后来才知道是军火。即使剪掉了辫子，他也需要“辫子是假的，缝在帽子上，到外面去十戴上帽子，回到家就一丢，变成了光头。不然的话，当时的华侨社会，他会指着鼻子骂”。流亡中的孙中山则陷入习惯性的孤立，他要防止清王朝在当地的暗探、要忧虑下一次起义的武器与经费、要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争夺影响力……温记得，孙中山不怎么出门，“总时背着手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低着头想”，他也“不抽烟、很少喝酒，喜欢吃凤梨、苹果”……
二
我在王良的《国父与横滨》中读到这些断片。很少会有人对此感兴趣了。走在这喧闹街头，我心生疑惑，这就是那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中华街吗？他们是怎样动员这些小业主成为政治行动的支持者的。他们这些每夜用算盘计算一日进帐的人，为何能一次次倾囊而出，去支持一项他们很难理解的政治设计。在山下町的一百四十番地的横滨华侨总会的办公室里，王良感慨本地华人对于历史的无知，他们只关心物质利益。
从1859年开港以来，华人就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如今其他外国人社区早已消失，中华街继续兴盛，成为了横滨最重要的景观之一。但它似乎仅仅是景观，它的漫长、复杂的历史、庞大的人群没有转化成某种更持久与创造性的东西。是的，三把刀中的剃头刀与裁缝刀都消失了，但菜刀却变得更重要了。比起一个世纪前，中华街的料理店更多元了，除去去广东菜，四川、上海、台湾菜也随处可见。尤其四川的麻辣，因为新移民与中国游客的涌入，而迅速兴起。横滨中华学校旁，正是巨大的、外围像LV店的重庆饭店。
如何将一群去政治化的华侨动员为政治人，是孙中山的志业。而对于梁启超来说，只有彻底地将中国人改造成“新民”，才可能缔造出一个富强的中国。
对我来说，梁启超比孙中山更富吸引力。在横滨，他与孙曾是达成了短暂的联盟、然后又互相谩骂的对手，沉浸于革命与改良之争，这也是中国现代党派的肇始。
正是在这中华街上，他编辑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卷入了一场浩瀚的知识冒险。政治行动容易消散，思想的价值常更为持久，在修正的历史学家看来，孙中山的历史意义被高估了，国内立宪派可能更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而曾困扰梁启超的问题仍困扰着此刻的中国。中国的危机不仅是军事、政治上的，更是知识与道德上的——人们不知该用怎样的思维与情感来面对这个新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梁不仅是个思想开拓者，也是新媒体浪潮的驾驭者。在20世纪初的中国，每旬出版、栏目众多的杂志不啻为一项崭新的冲击。他意外地扮演起这个角色，他刚刚从一场政变中逃离出来，成为一名被悬赏的流亡者，听闻昔日的改革盟友惨死刀下……他失去了真实政治舞台，却创造一个虚拟的舞台。《清议报》与《新民丛报》被偷偷运回上海，然后在全国的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科举制度已遭普遍唾弃，四书五经不能应对外部挑战，梁启超的杂志是这新知识的主要来源。中国日后的缔造者，不管是胡适之还是毛泽东，都是热情的读者。
“《清议报》的第一至三十一号是在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如今是山下电气；第三十二至七十号则是在山下町二五三番地，如今是自卫队横滨募集事务所……”
在王良的书中，我查到了这些信息，还有对应的彩色图片。中华街内的地界划分却没有改变，此刻的一百三十九番地还是梁启超奋笔疾书的一百三十九番地。不过，王良的考证是三十年前的，如今的一百三十九番又从电气行变成了一家叫兴昌的餐厅，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螃蟹标志，可惜不怎么诱人。
也正是在此地，梁启超写出《新民说》，他意识到倘若不能建立现代国民，就不可能塑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他要唤醒那些沉醉于个人利益、狭隘乡情、缺乏公德的海外华人社会。最初的“反叛者”——不管是革命者还是保皇者——正是期望将这些底层人动员起来，让他们政治化，以提供精神、物质、人员的支持。而这些动员者们，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来自于相距不远的广东乡间。他们也都是这个清国庞大的学者官僚系统的边缘人。当他们试图从权力中心改变这个国家时，他们都惨遭失败。他们在海外的庞大边缘人中，再度恢复元气、获取支持，并进行无休止内部斗争。
很有可能，中国没有变成他们期待的样子，他们的革命与改良之争，似乎在一个世纪后仍未过时。中华街似乎又回到了它本应的样子，关公庙的香火仍旧旺盛，在华侨心目中，这位财神实在比任何神灵都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