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1017—1073年），又名周敦实，字茂叔，谥号元公。道州营道楼田保（今湖南省道县）人。晚年于庐山莲花峰下溪流旁筑室为书堂，以“濂溪”名之，故人称“濂溪先生”。周敦颐名列“北宋五子”之首，宋理学开山。二程之师，朱熹《伊洛渊源录》首录周敦颐。《宋史·列传》记程珦通判军事时，见周敦颐气貌非常人，又闻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遂“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 [ 《宋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六]《周敦颐年谱》对此也有记载，内容稍详：“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公珦，假倅南安，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之为友，令二子师之。及为郎，每迁授当举代，輙以先生名闻。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伊川生于明道二年。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传》云：‘自十五六时与弟闻周惇实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极图》授之。”[ ［宋］度正：《周敦颐年谱》，此载于道光己亥镌，爱莲堂藏版《濂溪志》，乃南宋宁宗嘉定间度正所编，距周敦颐之世相去不远。（詹八言：《读濂溪志·周敦颐年谱＞书后》）]
史载周敦颐曾与范仲淹游。范仲淹被贬，转为饶州刺史，又往润州，周敦颐得僧寿涯介绍，拜识范仲淹。《二程遗书》云：许渤在润州，曾与范文正公（范仲淹）、胡文恭公（胡宿）、周元公(敦颐)游。（《二程遗书》卷三）《周敦颐年谱》载：“范文正公、胡文恭公诸名士与之游。独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怀刺谒先生，足三及门而不得见。荆公恚曰：吾独不可求之六经乎。” （［宋］度正：《周敦颐年谱》。）至1060年，春末夏初，周敦颐自合州（今重庆合川）解职回京，途中遇王安石。居京期间，又访王安石。“先生东归时，王荆公安石年四十，提点江东刑狱，与先生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 度正：《周敦颐年谱》]
《宋元学案》列周敦颐、孙复、胡瑗并为"高平（范仲淹）讲友"。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人。北宋理学家，与胡瑗、石介，合称“宋初三先生”。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北宋理学家，称安定先生。钟泰说：“宋儒之学，要渊源于濂溪，然而风气之开，则亦不自濂溪始。梨洲《宋元学案》首列安定（胡瑗）、泰山（孙复），而泰山之门，则有徂徕（石介），当时所谓三先生者也。”[ 钟泰：《中国哲学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濂溪志》 亦云：胡宿"尝至润州，与濂溪游。或谓濂溪与先生同师润州鹤林寺僧寿涯。或谓邵康节之父邂逅先生于庐山，从隐者老浮屠游，遂同受易书”。[ 《濓溪志》]胡宿（995-1067年），常州晋陵县人（今江苏常州市），谥号文恭。太子少师。著《胡文恭公集》七十卷。黄庭坚赞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宋史·周敦颐传》]
周敦颐著《太极图说》《通书》等，散文《爱莲说》盛赞莲“生污泥而不染”。后人辑有《周元公集》，共9卷。《太极图说》仅二百余字[ 《通书》不足三千言。]，然而周子“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的本体论及尚诚主静的思想尽在其中。太极图相传出于宋初高道陈抟。陈抟，生卒871—989年，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唐僖宗文德元年即888年，赐号“清虚处士”，又号“峨眉真人”。进士不第，隐居讲著。学麻衣道，又好《易》学，著有《麻衣道者正易心法注》《易龙图序》《太极阴阳说》《太极图》和《先天方圆图》等。太极图由陈抟传于种放。种放，生卒：955—1015年，不应科举，隐终南山讲学，逝前穿道士服。钟放后，再传周敦颐。周敦颐的太极图为五层太极图，亦名无极图，道教先天图为其源。周敦颐据此揉入儒学，作《太极图说》，为太极图之诠说。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对周敦颐《太极图说》及周子太极研究的意义作了肯定，其云：“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申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 [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宋代理学之兴起，实与道教的影响关系密切。不仅周敦颐，即使张载、邵雍、二程及南宋朱熹的学说也一概打上道教思想的印记。《太极图说》明显保留着道教宇宙论的模式，由此引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的结论。[ 周敦颐：《太极图说》]
《太极图说》列举太极、无极、阴、阳、静、动等概念，创制宋代理学重要思想范畴，叙论太极特征，为探寻天理源出及主体本质提供理论资源。《太极图说》启首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太极图形似有两极，实则无极，既无阴极亦无阳极。然而有动有静，动为阳，静为阴。动到极处为静，由阳转阴；静到极处为动，由阴转阳。动、静互为根本，动为静的根本，有动方有静，静是动的根本，有静方有动。太极因有阴阳，由是两仪成立。朱熹于《太极图说》十分重视，认真研读并作注, 是为《太极图说解》 [ 即《太极图义》。]，并于1170年分别寄予吕祖谦、张栻征询意见，以期共同研究。吕祖谦读后综后己见，成《太极图义质疑》。《东莱吕太史别集》收录此件。
周子又著有《通书》，其论“诚”之精义多处。在《通书》中，周敦颐将“诚”之篇置于首篇，然后其二、其三，含第四章，皆为论诚专章。有诚必有静，诚静论成为周敦颐精神的重要主题，由此引出周学体系中的其他理念原素。《通书·诚上第一》云：“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周敦颐称：万世演进，皆因为有圣人规划指点，而圣人之灵魂根本，只在一个诚字。因上天之元气而造万物人间，元气所生，惟在于诚。诚，纯粹至善，无形无体。万物人间，各显其形，各有性命，这是诚的造化，无形之诚，遂得具象成立。因诚而分出阴阳，阴阳为道，因诚而有道，因道而有善，万物本性由是而出。元亨是诚意之感通，利贞是诚意之复归。读遍周易，去领会诚的精神，赤诚伟大，生命之源。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 《通书·圣第四》]寂然不动而静，称之为诚。感悟而通达，称之为神。动而难察其形，似动非动，称之为几。因至诚精当故得圣明，因神通悟觉故得灵妙，因几微而察而得幽玄，能做到“诚、神、几”者，方为圣人。这里，应对“寂然不动者，诚也”一句格外注意，此属对“诚”字的注解。“寂然不动”为静，诚者静也。心诚，务必守静。一方面因诚而静，另一方面非静不诚。诚与静就是处在这样的连带照应的关系之中。守静而慎动，正大光明。不静而妄动，邪恶暗塞。故诚则安然，静则无事。以上的道理，似知易而行难，实则知之真切，行亦不难。此所谓：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诚静而安。《大学》有云：“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大学》]可见周敦颐诚静论，本于儒统。周敦颐既主静，也强调动静结合，以静带动，动亦是静。如其云：“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 周敦颐：《通书·动静》]
朱熹学术承接于二程，二程学术承接于周敦颐，从“道统”理论上说，宋代理学“道统”存在着三代延续的情况，即由周敦颐开宗，“二程”二传，朱熹集大成。朱学甚多思想元素，初出于周。如朱熹论证：“诚、忠、孚、信：一心之谓诚，尽己之谓忠，存于中之谓孚，见于事之谓信。”人有四项贵德，是谓诚、忠、孚、信，具此四项，取信于人，立身于世，在此四德中，至关重要者为“诚”，全心全意，一心专注之谓诚，因诚方有忠，有孚，有信。诚为帅旗，统领万军而敌溃。不诚为虚，则众兵散而敌入。
朱子赞成濂溪主静而诚的思想，其《太极图说解》云：“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有所不能违也。盖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 朱熹：《太极图说解》]不过朱熹又说：“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 《语类》卷94]一个静字，业已深蕴诚敬无欲这样的意义，静为诚静，亦为敬静，与“虚静”不同，若走到“虚静”一途，恐与释老合流了。这是对周敦颐思想的发挥，且提及承接濓溪源流，所要注意的事项。
周子诚静思想传播后世，黄宗羲指出：“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本立而道生，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反覆其不善之动，是主静真得力处。”被称为理学殿军的曾国藩将诚静功夫领会至深，主张由静而诚，诚静而敬，成为“日课”。曾国潘《日课十二条》第二条“主静”这样写道：“主静，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曾国藩：《日课十二条》]当代有学者则认为：周敦颐的《通书》强调诚，并将此儒学范畴作为中心概念，拟使儒家的现实伦常与道教的宇宙图式连结起来，故于宇宙论与伦理学之间搭上了一座桥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