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亦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属韩国宗室。前253年荀子离稷下学宫往楚。韩非子入荀子门下，同学者有李斯等。韩非子好读商鞅书，又通览百家，“学帝王之术”，总结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先驱业已提出的“法、术、势”理念，熔于一炉，而自成体系，被称为中国古代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在韩多次上书言政，均不被采纳，退而专心著述。秦王读其书，颇为赏识，称此生得见韩非而无憾。后因李斯谗毁，韩非终遇害于秦。韩非著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纂成《韩非子》一书。
“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韩非子指出：凡有犯法者，必施以重刑，势如雷霆，神圣不得相救。既树刑法为本，亦辅以奖赏，赏罚及时，赏则时雨，罚则如迅雷。宜公正，应赏则赏；“无偷赏”，应罚则罚；“无赦罚”，罪不赦免。“赏偷，则功臣墯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赏罚应不论疏浅近爱，一律公正对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因为做到了“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其结果所有的赏罚制度，因信用而生威，进而做到“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韩非子·主道》。]“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 《韩非子·主道》。]臣下办事，领命则立契为证，办完某事则立符为据。君上派吏员，作契符核对，相合则赏，不合则罚。[ 《韩非子·主道》。]这样，就在群臣中形成务实有功的风气，所有的言行举止都被规范起来，在国君监督下说话小心，言者必行，行者有功。此所谓：“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 《韩非子·主道》。]
韩非子没有一味反对“先王之道”，他说古者先王创下治国安民的业绩是因为“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因亲民，百姓拥护，社稷稳固；因明法，忠良受劝勉而报国，奸邪遭处罚而止恶。“忠劝邪气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相反，山东六国群臣与君主离心离德、结党营私，最终君主卑下，国土丧失。韩非又举史例：越王勾践迷信龟卜，未制良法而与民疏离，结果败于吴王夫差，深受其辱。回到国内，一改旧制，不信龟卜，明法亲民，积聚实力以雪耻，结果反败为胜，夫差被擒。[ 《韩非子·饰邪》。]
2、“势”与“材”
韩非子言“势”，《难势》篇开首就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又问：“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如果不问资质贤良与否，而将成败的原因仅归于“势”，情况会怎样呢？韩非答云：“吾未得见也。”他说：能腾云驾雾而借势者，需有龙蛇之材质。云虽盛而蚯蚓无以腾，雾虽重而蝼蚁不能驾。“蚓蚁之材薄也”，谈什么“腾云驾雾”。回观历史，桀、纣南面而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然而天下不免大乱，民人终究不信，社稷终于崩塌，究其原因，“桀、纣之材薄也。”[ 《韩非子·难势》。]“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韩非将权势比喻为“良马固车”，如臧获愚者御之，笨拙异常，结果徙遭人笑。反之，让王良这样的贤智者驾驭，日行千里，结果掌声如潮。同样的良马固车，落到不同人的手中，造成的差别竟是这样的巨大，究其原因“巧拙相去远矣。”韩非继续论道：从君上治国的视角看问题，势为权势，由王位、权力、号令、刑罚组成，试把王位视如车，将权力视若马，号令是缰，刑罚为鞭，使尧、舜拥势而驾驭，则“天下治”，而使“桀、纣御之则天下乱。”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为“贤不肖”的差别实在太大，犹如霄壤。[ 《韩非子·难势》。]“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韩非子·难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欲迅捷而致远方，而不知任用王良那样的驾驭高手；求获利而除弊害，而不知任用治世有为的贤能，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这是不知御势与贤能的关系，不知类比择优的道理呵。如说王良是御车马之贤能，那么尧舜就是治万民之王良。
这样看来什么人在位往往是决定世道治乱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假如尧、舜这样开明睿智的伟人，应运而王，一开始就占据权势的上位，那么就是出了十个像汤桀、商纣这样的坏人，任其折腾捣乱，也不会乱了天下，这样的情况叫做“势治”。（“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韩非子·难势》）相反，“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如果像桀、纣这样昏庸的君主不幸执权，那么这个世上，就是出了十个像尧、舜那样的贤良君子，也救不回天下大乱的败局，这就叫“势乱”。
所以说“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明君在上，世事安定，昏君在上，国势必乱。这里说了一个道理，国家的乱与治是被“势”决定的，这个势可以分成时势、世势、权势。三种“势”中，时、世之势胜过权势，引带导向，决定最终的命运。孔子说“时也命也”，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时势为“天命”，星斗运转，无以遏制。世势为“天道”，“天命”所归，人心所向。世界的大多数奉天命而行天道，奉天多福，得道多助，向着光明，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权势直面时、世，须明辨而清，追寻而行，凡做到这一点就是明君，明君治国为“势治”；做不到这一点为昏君，昏君乱世为“势乱”。须知“权势”最终为时势“天命”所择，为世势“天道”所选，应时、世之势，而现贤良圣明之“势治”。
3、“申子未尽于术”
《韩非子》有《定法》，体现韩非子独到的申不害、商鞅思想比较论。《定法》为问答体。问者问：申不害与商鞅这两个人的思想，谁的思想最有益于国家？[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韩非字·定法》）]申不害答：这是无法进行比较的，譬如人不吃饭，十日则死。天寒地冻，不衣也死。你说是食物重要呢，还是衣服重要？[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韩非字·定法》）]韩非子继续说下去：现有申不害言术，商鞅说法。所谓“术”，说的是君王依能力授予官职，按官职考核绩效。持生杀之权抦，课群臣之优劣。这一切当全力关注，而不可须臾松懈。所谓“法”，“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官府在上，颁宪令而深入人心，慎守法而获得恩赏，犯法令而咎有应得。对此精神为臣者必当领会。君上无术将有弊害，臣下无法，会有动乱。术与法，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皆君上理政之利器。然而“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也。”
韩非评论申不害云：申不害辅佐韩昭侯。韩原属于晋，晋之法律未消，又生韩之新法。先王旧法犹在，又生新王新法。新旧交替，前后矛盾。这就需要有人懂法，适时转换，以应时变。偏偏申不害不擅法律，无法统一国法，由此韩国奸者丛生。奸佞之臣巧妙地观察，凡旧法对己有利，则执旧法而弃新法，凡新法有利可图，则用新法而废旧法。“故新相反，前后相悖”，他们就是利用新旧法令的矛盾，投机取巧，从中牟利。[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韩非子·定法》。）]
韩非子说：申子的“术”也是有漏洞的。譬如申子说“治不逾官”，分内守职，这没有错，然而后一句说“虽知弗言”就有问题，看到误国害君的坏事，借口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也知而不报，这样做孰对孰错。[ 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韩非子·定法》。）]偌大一个国家，凭君王一人之耳目，难以听清辨明。假如一国之人，皆为君王之耳目，君王在上必可耳聪目明。反之，“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 《韩非子·定法》。]
4、“商君未尽于法”
以上韩非说的是申不害用“术”不用“法”之弊。接下来，他又阐说商鞅用“法”而不用“术”之错。[ “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非子·定法》）]他说：商鞅治理秦国，使用极严苛的法令，轻罪而重判，在社会上造成恐怖，形成威胁。具体如设“连坐”法，鼓励告密；设“什伍”令，邻舍同罪，将此贯彻到百姓日常生活中去，使民生产劳而无休，驱众迎敌危而不退，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然而他用“法”而不用“术”，结果是奸臣弄权，国家财富落入私囊。[ “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韩非子·定法》。）]韩非又说：“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 《韩非子·定法》。]斩首多者为有“勇力”的武夫，而为官者当为有“智力”的谋者，让徒具勇力的武夫去做需要智力的官吏，派他们去管理一方，其结果可想而知。这如同奖励斩首多者去做营造房子的工匠与给人看病的医生，其结果岂不是“则屋不成而病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