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教化是儒家治国的重要理念，也是其文化理想。先秦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群体对周公礼乐遗产进行了系统整理，形成了一套理想化的礼乐治国思想，引导中国的文化建设，使中国成为重视文教的礼仪之邦。经由两汉延至北宋，中国文化再度进入复兴先秦儒学的时期，北宋思想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发挥，融入形上学与宇宙论，使儒家学说有了新的发展。周敦颐则是宋儒理学的先导者，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既继承孔孟之教，又融合佛、道两家思想资源，开创了宋明理学。其传世之作《太极图说》、《通书》系统论述了他的理学思想和政治抱负。《通书》中的礼乐篇章，是他对先秦礼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他从形而上的层面对礼乐作了深刻的阐释，体现出宋明理学的新气象，他的礼乐治国思想、礼乐教化思想和音乐审美诉求，对儒家礼乐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礼乐治国思想——礼乐相济、礼先乐后

儒家的礼乐思想发轫于周代，周公于成王年间制礼作乐，使其成为治国兴邦、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到了春秋末期，周天子失去控制诸侯、卿大夫的实际能力，社会出现动乱，导致礼崩乐坏，儒家成熟的礼乐思想正是对周代礼崩乐坏反思的产物，经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群体对周代礼乐传统进行系统的“述与作”，礼乐文化得以完善定型。孔子整理的《六经》中就包含《乐经》，虽《乐经》已失传，但在汉代《礼记·乐记》中仍保存了先秦儒家的礼乐思想。儒家极其重视“礼”与“乐”相辅相成的治国作用，《乐记》中有对礼乐各自作用的表述，如“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礼”之教化，侧重理性行为，以规范人的行为宗旨；“乐”合乎人性中的情感需要，“乐”之教化，侧重感性和悦，以培养人的性情为出发点，礼乐相互配合，既规范人情、人性，又顺乎人情、人性。“礼乐相济，为秩序化的社会生活增添情感的润滑剂。”[1]礼乐相济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社会中人与人“分”与“和”的配合作用。“礼”强调社会中人的名分，注重伦理秩序，要求人们各得其所，各尽其责；“乐”能给人带来快乐，调和人的情感，使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融洽，能够和谐相处。《乐记》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乐之治，正是为了使社会达到有秩序的和谐。

周敦颐不仅继承了儒家礼乐相济的思想，并从形而上的层面对礼乐作了深刻的阐释，他在《通书·礼乐》中写道：

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而后和。故礼先乐后。[2]

周敦颐将礼提升到了“道”的层面。虽《荀子·乐论》也有“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的议论，但荀子所指的“理”是人伦秩序，他强调“礼”作用于社会伦理秩序的这个“理”是不可改变的，他的这一思想还未形成形而上的思想体系，而周敦颐所提出的“礼，理也”，已含有形上道体的天地境界。这里的“理”指天理——天地万物并存的秩序，这秩序即是太极阴阳运行中万物生成之理。他在《太极图说》中论述得更为完整清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3]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无极”，由“无极而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再化生万物，宇宙间的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在天地万物中，他肯定了人“其秀而最灵”，以此建立了一套天人相互贯通的模式。他将“人道”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出发，将人伦秩序也视为天理，天理同为天地自然与人伦之本体，因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人伦关系与万物生成之秩序都是天理的体现。

关于礼乐之关系，朱熹为周敦颐《通书·礼乐》作注，曰：“礼，阴也；乐，阳也。”[4]太极的阴阳之道中，“动而生阳”，阳即动；“静而生阴”，阴即静，“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阳、动静相反相成，相辅相成。朱熹点明礼为阴，即肯定礼是静，是理之本；乐为阳，即肯定乐是动，是理之用。周敦颐是在“理阴乐阳”的太极之道上提出的“礼，理也；乐，和也”，礼是天地万物人生之理，乐是天地万物人生合乎天道自然的存在，故“阴阳理而后和”，只有万物各得其理才能达到和谐。礼是政治秩序的内在规定，乐是政治和谐的外在表现，礼乐相济表现为礼与乐先后、表里的关系，故周敦颐提出“礼先乐后”的观点。

先秦的礼乐制度，乐是从属于礼、服务于礼的，这从周代礼仪乐舞规模的规定就可看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5]（《春秋·公羊传》），行乐必须遵循等级秩序，这是严格的礼乐制度。“僭礼”的乐舞行为，被视为“礼崩乐坏”，故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周敦颐明确提出“礼先乐后”的思想，是对乐从属于礼的强调。他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伦理秩序的顺畅，既合乎天理，又合乎人性，礼乐相辅相成应该以“理而后和”为原则。社会秩序需要“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强调各得其所的伦理秩序；社会的稳定也需要“和”，通过“和”协调、融合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此才能使社会有序地、正常地、协调地运转，达到长治久安。天地万物之秩序与协调，无不是“分”与“和”的合和统一。在“有序”与“和谐”的关系中，周敦颐强调的是“万物各得其所理然后和”，“有序”先于“和谐”，故提出“礼先乐后”的主张。

周敦颐虽然强调“礼先乐后”，但对乐“和”的作用仍是十分重视的，他意识到“人和”“心和”直接关系到政治清明，乃至天地万物的和谐。先秦儒家将音乐与人心相联系，并从人心对社会的影响推导出音乐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乐记》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周敦颐不仅继承了“乐与政通”的思想，还将乐“和”的作用扩展到天地万物，进而肯定圣人作乐的重要意义，《通书·乐中》写道：

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袛格，鸟兽驯。[6]

周敦颐认为“乐本乎政”，一方面“政善民安，天下之心和”，决定乐的美善，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乐“以宣畅其和心”促进社会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颐将圣人作乐的意义更加深化，通过人心之和，不仅使社会和谐，还“达于天地”，天地之气引导自然之和，致使天地万物达到太和的境界。这与他《太极图说》中，“人”与“天”一体不二的思想是一致的，当他认定“人”之创生不离“天道”，“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时，则又肯定“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圣人仁义之举能感应天地，《太极图说》写道：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7]

周敦颐从“无极而太极”推演出天地万物，在万物中则肯定“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朱熹注曰“人之所以禀性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以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8]周敦颐赞美圣人能“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能守中道，行仁义，堪称“与天地合其德”。圣人作乐，故能“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周敦颐发展了儒家礼乐相济的治国思想，将其扩充到“天人合一”之境界，使“乐以促和”的思想具有更广阔的新意。

二、礼乐教化思想——宣八风之气，平天下之情

儒家的治国理念中特别重视教化，从强调个人修身，延伸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通过礼乐教化，使人在道德上自我约束并不断提升，遵循伦理道德规范以达到社会和谐。

中国的礼乐之教早在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尚书》中就有关于舜帝命乐官教授学子的记载。《周礼》中也详尽记载了礼乐教化的内容，如“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周礼·春官宗伯第三》）春秋末，礼崩乐坏之后，孔子呼吁继承周公以来的礼乐教化，将西周“官学”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教，推广至民间。《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也。’”[9]孔子将教化视为社会的头等大事，倡导通过礼乐教化使民知“仁”、循“礼”，提升道德修养，进而改善民风，达到政治昌明、社会和谐。周敦颐不仅继承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还从天地境界的角度阐释古圣王制礼作乐的意义，他在《通书》中写道：

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10]

周敦颐对于先王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的功绩十分崇尚。乐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联系，《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产生于不同的地域，在民间传播，自然而然地影响着各地风俗。和美淳朴的乐舞音声犹如春风吹化万物一样影响人心，醇化民风，即所谓“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记》）周敦颐赞美先王制礼法、修教化，使纲常有序，君臣、父子、夫妇各得其位，有如洪范九畴治理天下有条不紊，使百姓乃至天下万物和谐相处，达到太和境界。

在周敦颐的礼乐教化思想中也体现出宋儒“不仅教人以实践，且进而推求其原理，以立其大本”[11]的特点。他总结圣王的教化思想，乃是以太极之道为出发点的，《通书·顺化》曰：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12]

周敦颐以“圣德”比配“天道”，认为“天”的“生物”之道是“仁”，“成物”之道是“义”，圣人之教化百姓与天道阴阳二气相通，即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立足于“天人一体”的立场，“天道行”万物才能顺畅地生长，“圣德修”万民才能醇化，在不知不觉中天地万物达到“大顺大化”，这种神奇的力量，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古人推崇回归本性的音乐，正是从乐与德之关系出发的。《乐记》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唯乐不可以为伪。”汉儒董仲舒指出：“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13]董仲舒分析了乐教得以实现移风易俗之功的原因，是“乐其德也”。当王者还没有功德，未能作乐的时候，可以用先王之乐教化于民。只有当王者功成之后，才能作乐，才能“乐其德”，乐中有教化之情，乐中包含“德”的内容，乐才可以“变民风，化民俗”。反观周敦颐在礼乐教化实践中看重“淡而不伤，和而不淫”之乐，正是因为“德之盛也”，可宣化各地纯正之风、太和之气，平和天下有情物之性情，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以德盛之乐教化民众，即是以乐感化人的本真天性，使其回归自然天道，“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

在乐教实践层面，周敦颐认为乐教之所以能“宣八风之气”，“平天下之情”，是因为乐与人心想通，他在《通书》中写道：

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14]

“淡而不伤，和而不淫”之乐，因其“优柔平中”，“乐声淡则听心平”，可以平和人心，节制欲念浮躁，当然更要“乐辞善”，只有这样的音乐，才能“宣八风之气，平天下之情”，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反之，“妖声艳辞”也一样会对人心起作用，那是败坏人心的作用。因此周敦颐对时下“妖声艳辞”音乐的泛滥，感到愤慨：

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15]

正因为“乐者，本乎政”，后世礼法不修，政治混乱，乱世之音，妖淫愁怨，导致“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的恶果。周敦颐将古乐与今乐作比较，赞美古乐，鄙弃今乐，指出：古乐“优柔平中，德之盛也”，故能平心，今乐“妖淫愁怨，导欲增悲”，故以助欲；古乐以平和德音宣化民风，今乐以妖声艳辞扰乱世风。他呼吁恢复古乐，改变今乐，否则，离大治甚远矣！对于当世古乐不兴、礼乐教化衰败的现实，周敦颐是较为悲观的。之后明代心学家王阳明对古乐不能推行，又要实行乐教有较为变通的看法，他提出：“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决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诚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16]在“古乐不作久矣”的现实中，王阳明主张改造俗乐，利用百姓喜闻乐见的“今之戏子”，取其中“善”的内容，既使百姓易于接受，又起到教化作用。阳明深知推行古乐不易，不能强行和勉强，只能渐次恢复。[17]而周敦颐之所以执着于古乐，鄙夷俗乐，除了对先王制礼作乐之崇尚，对古乐教化作用之不容置疑，还有审美认同的重要原因。

三、音乐审美诉求——“淡而不伤”，“和而不淫”

“以和为美”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审美意识，同为儒道两家的审美崇尚，对“和”的诉求又有所不同。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倡导“中和”思想。“中”含有商周以“中正”为美德的文化观念，孔子继承周公的“中德”思想，谓“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提出“礼之用，和为贵”，从伦理的角度强调理宜乐和的中道思想；他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提倡“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文质相宜的中德修习；他从审美的角度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推崇“温柔居中”的“君子之音”。儒家以“中和”和为美的意识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儒家倡导“中和”，“中德”，推崇“美”“善”统一的理想不同，道家更注重“道法自然”，崇尚“太和”的天地境界，看重生命与道同在的自由体验，将“与天地和”视为最高理想。庄子曰：“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之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庄子向往的“太和”境界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样，“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庄子·天地篇》）。可见道家的“太和”思想是超越现象界的精神追求[18]。周敦颐“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审美意识则是综合了儒道两家的审美理想。一方面他继承了儒家中正为美德的“中和”思想，另一方面他也融合了道家的“道法自然”，崇尚“太和”的天地境界。其《通书·师》中说：

“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19]

他继承了儒家修身的传统，认为教化的作用就是使人的禀性归于中和，圣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已，所谓“惟中也者，和也”，朱熹注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20]在教化德性的意义上，周敦颐肯定了“和”的重要作用。但他也融合了道家“道法自然”，崇尚“太和”的思想，他在圣人作乐的赞美中，充分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袛格，鸟兽驯。”[21]他的“以和为美”的理想中也充分体现了道家超越的精神追求。周敦颐在乐“和”的基础上，将“淡”的审美意味引入乐中，体现出他的审美诉求。他的“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主张显然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不同之处。孔子的“乐和”思想强调适度而不过分，和悦而不放纵，以“中和”为审美准则。周敦颐的“淡和”思想除吸取和悦而不放纵，还融入了“守静”、“无欲”的诉求，这与他主静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周敦颐的主静思想仍具有融合儒道两家的特点。道家守静，老子曰：“至虚极，守静笃”（《老子》第五章），庄子曰：“静则无为，无为则任事责矣。”（《庄子·天道》）老庄认为内心“守静笃”，方能复归自然，“静”使心灵洁净空彻。周敦颐一方面吸收道家“守静”的思想，将“静”视为具有太极本源性的范畴，“守静”便能与天道贯通，故将“静”视为人生最高境界。但他又将儒家的“中正仁义”观念融入他的“主静”思想，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与道家不同的是，周敦颐在工夫论上并非一味“守静笃”，而是“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主静”，也可说是通过主静的工夫革除一切有违“中正仁义”的私欲，达到最高道德境界，即他说的“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22]朱子对周敦颐“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解曰：“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而无所亏焉。”[23]圣人有守静的工夫，其一举一动都能合乎中正仁义，达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周敦颐的“主静”修养功夫论即是他“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审美诉求的思想基础。

道家喜好“恬淡平和”之美，如《老子》赞美“道”——“淡兮其无味”；《庄子》主张“无情”，曰：“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庄子·庚桑楚》）；嵇康提出乐“以平和为体”。这些都与周敦颐的音乐审美观有一致性，但他的“淡和”论仍就体现出儒道融合的特点：

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24]

周敦颐从“主静无欲”的思想出发，推崇“淡和”之乐。音乐“淡”与“和”作用于人心，“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以此修养心性，方能接近至善的道德境界。可见，他既发展了儒家理想，又改造了道家思想，使道家的“守静”、“无欲”更符合儒家养心修德的需要。

周敦颐之所以倡导“淡和”之风，不仅是修身养性、醇化风俗的需要，也是他喜好的审美情趣。“淡”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儒道两家都十分看重，道家从“道法自然”角度，赞美不加修饰的自然之美——平淡淳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儒家从君子人格的角度，提出“淡”、“简”为美的观点，《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知显，可与入德矣。”魏晋以后，受儒道两家思想浸染的士大夫对清雅平淡的诗风、乐风情有独钟。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以其纯朴淡远的诗风开辟了田园诗的新天地，形成了“冲淡”、“简约”、“淡远”、“平易”等美学风格。唐代诗人白居易喜“恬淡”、“平和”之乐，赋诗赞美“清冷由木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白居易《清夜琴兴》），宋代山水画以水墨之淡雅体现出简约平淡之风。周敦颐的诗文均体现出对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喜爱，其描摹的荷花、秋风、渔船、落叶、禅声……无不透显出淡雅、洁净、素朴、平和之美。

周敦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提出音乐“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淡和”审美范畴，在音乐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淡和”不仅是具象的疏淡清雅、温润平和，更含有淡然无极、高远空灵的超越品性，故“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淡和”审美意识对后世，特别是对古琴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著名琴家徐上灜所著《溪山琴况》，不仅将“淡”、“和”各列一况详尽阐释，还将“淡和”之审美意识贯穿于其他诸况。他品评希声“调古声淡”、“疏疏淡淡，其音得中正和平者，是为正音”；他以“淡和”为评判“时”、俗”、“古”、“雅”之标准，曰：“大都声争而媚耳者，吾知其时也。音淡而会心者，吾知其古也。”曰：“舍艳而相遇于淡者，世之高人韵士也。而淡固未易言也，祛邪而存正，黜俗而归雅，舍媚而还淳，不着意于淡而淡之妙自臻。夫琴之元音本自淡也，制之为操，其文情冲乎淡也。”[25]《溪山琴况》对于“淡和”审美意识的发挥，应该是与周敦颐之“淡和”论一脉相承的。

周敦颐在宋代复兴儒学的新时期，将儒家礼乐思想融入形上学与宇宙论，“援道入儒”，使儒家学说有了新的气象。他不仅从形而上层面寻求礼乐思想的天道依据，并从实践角度对现实社会人欲泛滥，文化衰颓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重申礼乐教化的重要意义，从中表达出他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抱负。他在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后提出“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审美意识，是对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和审美理想的进一步补充和拓展。作为理学开拓者，周敦颐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追求对宋以后崇尚淡远空灵的审美情趣，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注释

[1]参见龚妮丽：《儒家礼乐教化思想与当代国民教育》，载《儒学：世界和平与发展——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三，九州出版社2015年5月版。

[2]周敦颐：《通书·礼乐第十三》，《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72页。

[3]周敦颐集：《太极图说》，《周敦颐集》卷之一“遗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5-8页。

[4]《通书·礼乐第十三》所附朱熹注语，《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第72页。

[5]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佾（即一行）。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六十四人）的规模，诸公只能有六佾（四十八人）的规模，诸侯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

[6]周敦颐：《通书·乐中第十八》，《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75页。

[7]周敦颐集：《太极图说》，《周敦颐集》卷之一“遗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5-8页。

[8]《太极图说》所附朱熹注语，《周敦颐集》卷之一“遗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7页。

[9]《礼记正义》郑玄，注；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8页。

[10]周敦颐：《通书·乐上第十七》，《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74页。

[11]谢无量：《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

[12]《通书·顺化第十一》，《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第76页，第71页。

[13]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一》载《汉书》第八册，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6月版，第2499页。

[14]周敦颐：《通书·乐下第十九》，《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75页。

[15]周敦颐：《通书·乐上第十七》，《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74-75页。

[16]《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附朱子晚年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3页。

[17]参见龚妮丽：《论王阳明的美学思想》，载《阳明学衡》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18]参见龚妮丽：《中国传统音乐“以和为美”的哲学思考》，载《阳明学刊》第三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4月版。

[19]周敦颐：《通书·师第七》，《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68页。

[20]周敦颐《通书·师第七》所附朱熹注语，《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第68页。

[21]周敦颐：《通书·乐中第十八》，《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75页。

[22]周敦颐：《通书·圣学第二十》，《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75页。

[23]《太极图说》所附朱熹注语，《周敦颐集》卷之一“遗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7页。

[24]周敦颐：《通书·乐上第十七》，《周敦颐集》卷之四“《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74页。

[25]徐上灜所著《溪山琴况》文字，均引自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大还阁琴谱·溪山琴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733-771页。

龚妮丽，现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兼职研究员。兼职贵州省儒学研究会理事，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