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前385年－前337年），又称申子，郑国京邑（今河南省荥阳市京襄城）人。申子研究“黄老之术”，尤重其“术”，转为法家重要创始人。司马迁云：申不害“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又说：“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子学号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责实,其薄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宣帝好观其《君臣篇》。”[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索隐引《别录》。]申不害推崇道家“君人南面之术”，与法家“法治”派不同，别创“术治”派。钱穆说：“太史公谓‘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其言是矣。谓其意原于黄老道德，此则托为黄老道德之说者，本出申子后。当申子之前，固犹无需乎虚无因应，变化无为，若黄老道德之所称也。”[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申不害考》。]申不害所著《申子》已佚，《群书治要》辑书中有《大体》篇。《宣法》《难三》《外储说》诸篇亦存佚章。严可均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本。马国翰有《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本。《隋书·经籍志》说: “《申子》三卷,韩相申不害撰,亡”。《汉书·艺文志》云: “《申子》六篇。”《史记》集解引《别录》说: 《申子》“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也”。《太平御览》引刘向 《别录》语: “孝宣皇帝重申不害 《君臣篇》”。
1、由“道”而法家之“刑名”
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黄老之说源于道家。他说过：“百世有圣人犹随踵，千里有贤人是比肩。”[ 《意林》卷二，《申子》三卷五节。]故其学有先师，其“随踵”追寻者还是老、庄。申子崇“天道”，曾曰：“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常正，是以清明。”[ 《艺文类聚》卷一。]上苍浩淼，而存永恒无限之道，天地人世，无一不因其生灭，无一不入其掌管。天道因其无私而恒远中正。天地因天道中正而清明永辉。道家中心思想为“道”，《老子》有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老子·第一章》。]道，恒常玄妙，而不可随意定义。名，意义深远，而不得轻易解说。天地之始原出于无，万物之生其母为有。因其“无”，可观天地之精妙，因其“有”可探万物之幽玄。
老子又论何以为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第四章》。]虚空无形，取而用之，永不见其盈满。涯渊深涧，幽邃玄绝，像万物之源头。虚空涯渊，是乃大道。挫除其锋芒，排解其纠纷；掩盖其光泽，混同于尘埃。何以如此的精湛呵，若有若无，似是而非。我不明其竟为何人，莫不是先帝之魂，飘忽于云端。由是而知，老子释道，一个基本思想是说道为天地人间之本原，而申不害说宇宙“恒正”而“清明”，因道而“正”，缘道而“明”，于老子“道”论，可谓追随不舍，因循无违。申不害的“天道”又与庄子所言“天道”意义相同。庄子说：“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 《庄子·天道》。]宇宙之道运行无阻，由此万物生成。帝王之道运行无阻，由此天下归顺。圣贤之道运行无阻，由此海内诚服。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於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是说，老子重虚无之道，论万千变化，究其精神乃本于无为，故其文辞微妙难识而蕴含隽永。庄子漫说道徳，论叙放逸，探其要旨乃归于自然。申子言辞卑下，引名家名实之论，以申己说。韩非子引刑罚之道理，切事由之原委，明案情之是非，其言论及行事刻薄而少恩。以上可见，包括申不害与韩非子，无不言道德，奉老子为祖。
《韩非子·定法》云：“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此人主之所执也。”[ 《韩非子·定法》。]法家思想含有三个要素，即“法、术、势”。法为法律、法制。势为权势、势力。韩非子认为，法家之“法”，具体蕴含以下意义：其一为“因任授官”，根据任务的需要设置官职，包括法官。其二为“循名而责实”，制定法律，定出罪名，以罪论罚。其三为“操生杀之柄”，据王权而定王法，握生杀大权，以震慑以镇压。其四为“课群臣之能”，以法评定群臣的能力，奖勤罚怠，优化吏制。申不害曾说过：明君治国须设法令，如设明镜衡器，预定一个标准，以判事之是非、刑之轻重。其结果无为而治，事半功倍。此所谓“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 《群书治要》·《申子·大体》]
由是观申不害学说路径，始学于道，最终由“道”而“法”。申不害认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 《艺文类聚》卷54引。] 作为国君首先要做的是制法执法颁正义于人间，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朝廷群臣的思想行为因此统一不乱。又说: “尧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而安，乐其法也。”[ 《艺文类聚》卷54引。]尧治国有方，究其原因，乃擅制法，及时督察。要想成为圣明的君主，宜当“明法察令”，而戒绝投机取巧；务必“权衡轻重”而远离游士的骗说。他还认为：黄帝的时代天下大治，就在于“设法不变”，人民安全，而“乐其法”。申不害主张变法以求国富。其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 《艺文类聚》卷54引。]又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 奚贵? 曰: 贵土。土,食之本也。”[ 《太平御览》引。] 申子主张一面避害趋利，制定正确的国策，一面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实力，决定一个国家地位高低的，是智谋的高低与国力的强弱。“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胜。”[ 《意林》卷二，《申子》三卷三节。 ]智不胜人，无人可使听从；力不胜人，无人可使信服。
申不害云: “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 《群书治要》 引 《申子·大体》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司马迁又称：“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 《史记·商君列传》。]法家之学的别称为“刑名之学”，此学主张循名责实，明赏慎罚。“名”可释为法令、罪名，“刑”可理解为刑事、罪案等。“审合刑名”，“循名责实”，都主张追查刑事之实，以合犯罪之名。由此可证，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申不害前（385年－前337年）等为法家先祖，他们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从“刑名”的方向，开辟了法家独自的的理论路线。[ 关于“刑名”诸典册多有记述：如《韩非子·二柄》：“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圣临国，始定刑名。”《荀子·正名》：“刑名从商。”《隋书·刑法志》：“其刑名有五。” 《元典章·刑部五·检验》：“刑名之重，莫严於杀人；狱情之初，必先於检验。”《明史·刑法二》：“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 《清史稿·刑法志三》：“外省刑名，遂总汇於按察使司，而督抚受成焉。”《醒世恒言·李汧公穷邸遇侠客》：“这畿尉品级虽卑，却是个刑名官儿。”《儒林外史》第二六回：“向知府听见摘印官来，忙将刑名、钱谷相公请到跟前。” ]
申不害“主刑名”，使人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学派。著名名家人物有邓析（前545年—前501年），郑国大夫，研究“名辨之学”，早期名家重要创始人。邓析之后有宋钘、尹文，创宋尹学派，属“名家”系列。尹文（前360年-前280年）。齐国人，稷下学人，与宋钘、彭蒙、田骈同时，为后期名家带头人之一。宋钘（约公元前370年—公元前291年）即宋子，宋国人，游稷下，与尹子同创宋尹学派。以申子生于前385年计，申子与宋、尹年岁相差不是太大。宋钘曾学老子，主张清静"欲寡"，被侮而"不辱"，在推祟道学这一点上与申不害发生共鸣。邓析比申不害早生160年，他反对儒家以“礼”治国，鼓吹“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凭这一点已经走近法家。[ 说到名家不能不提惠子（约前370年—约前310年），惠氏，名施，战国中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生活年代与宋钘同。庄子是他的的好友。]申子在有关“名”的思想上步邓析后尘，即与宋、尹等相互影响当有可能。
2、“圣人贵名之正”
由“刑名”而想到“正名”。中国古代有“正名”思想。举例如《管子·正第》：“守慎正名，伪诈自止。”《左传·桓公二年》云：“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国语·晋语四》：“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韦昭注：“正上下服位之名。”《谷梁传·僖公十九年》：“ 梁亡， 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论语·子路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申不害也有正名思想。他说：“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 《群书治要》·《申子·大体》。]申不害提醒君主，做什么事都要“名正言顺”。你存什么私欲贪念，你念什么旷世奇勋，你贪什么千秋留名，凭你权倾天下，一手遮天，什么都不在话下，问题你每做一件事，都要“师出有名”。你要有个交代，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历史的规矩，有没有先王的遗训，有没有担当的能力，有没有像样的威望，有没有足够的理由让臣下百姓心悦诚服。如果没有，那么就是盲人瞎马的乱闯，匹夫执刀的蛮横，一意孤行，罔知悔改，终因众人侧目，失道寡助，而难逃惨败结局，身首离异。所以“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与此相反，像夏桀商纣那样盲动而无名，或饰以无根据的歪“名”，结果“其名倚，而天下乱。”[ 《群书治要》·《申子·大体》。]
掌权者有时会投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从事战争。一般而言为正当“名义”而战，这种“名义”蕴含的合法性为正义，也即名家，法家以至儒家共称的“名”。对这个“名”的揭示与宣传就是“正名”，在此“名”的旗帜下所做的一切，或击鼓上阵或鸣金收兵，皆为“师出有名”。然而“春秋无义战”，及至战国，凡有烽火，大多无义。无义即无名。列国诸侯凡打一仗，挂在口上的出战“名义”显得那样的空洞与虚幻，具体说并非正当“名义”，而属掌权者个人的偏执与妄念，为获得私权的认可与个人的虚荣的难以自抑的一己“欲望”。这样的战争不是义战而是“欲战“。义战必胜，“欲战“必亡。义战荣耀，领袖班师凯旋，人们夹道欢迎。“欲战”罪恶，战犯被囚车裂，人民水火煎熬。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指出：“欲望”,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与生俱来的存在。 “欲望的满足实然是自我意识返回到自己本身”, 但是须正视的是欲望对象的客观性，“这对象是普遍的不可磨灭的东西。” 当主观欲望与客观不符，欲望即坠落为纯粹的私欲。[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版，第120页。]黑格尔从个人心理的视角指出，这种私欲实际上是“对一种欲望的欲望”、“获得认可的欲望”，是“骄傲”、“自尊”和“虚荣”、“自爱”这一类个人情感的负面发作，势将导致对于国运兴衰这样重大问题的误读。
3、“君人南面之术”的阐论
申子曰：“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基正而天下治。”[ 《申子·君臣》。《意林》二，《太平御览》三百九十，又六百二十四。]这是说君主治国须掌握明晦之术，术为计谋，谋有明谋晦谋，即为阳谋阴谋。明晦互換，阴阳结合，行行止止，進退交替，如此应运顺时，而使国基安，天下定。申不害认为：“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 《群书治要》·《申子·大体》。]作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应装成愚者，显示缺陷，假作退让而不敢为天下先；掩藏真实的行迹，遮蔽内心的目标，对外宣称自己什么都不想做，“示天下无为”。用好这些方法，则“近者亲之,远者怀之。”千万记住：示人有余，会引来嫉恨与争夺。示人不足，将得到同情与支持。强硬者折断，居高者颠覆。骚动者摇撼不定，安静者安定安全。
申子又说：“明君为身,臣为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群书治要》·《申子·大体》。]明君视自己为身体，臣下为手足，身动而手足互动。自己如号角，臣下为响锣，号吹而响锣相应。“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主定其方针大计，臣下负责具体事务。君主权柄在握，臣下忙于日常。他还以夫妇关系为例：“夫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 《群书治要》 《申子·大体》。]假若主妇夺得丈夫的权威，将引来“众妇皆乱”，终至破家。假若臣下攘取君主的权位，会导致“群臣皆蔽”，终至破国。“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必须引起君主的警惕。
申不害劝诫君主：内奸难防，须予格外的警惕。“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戎盗贼之至也。”为人君者仅知修筑城廓，紧闭门闾以防外寇，殊不知城外有寇，朝中有奸。“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今日能发动政变，殺君而取国者，非外寇而为内奸。内奸是一群献媚者，假装忠诚，包围在君主的周围窥探与打量他的奢想与愿望，蒙住他的眼睛，塞住他的耳朵，捏造谎言，制造假象，推动他走上绝路，落入陷阱，最终取而代之。君主到死也不明白“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 《群书治要》 《申子·大体》。]，这正是身边的一群内奸常用的手段。
申不害的帝王术，即阴谋论，缘起于老子。申不害主张发难作为之前必须“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老子则说：“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看来是幽微的阴谋，其实是光明的阳谋，这就是我一直陈述的柔弱胜刚強的道理。就像鱼深藏于水底，隐其游踪。帝王统治的技术，如暗藏的武器不可轻易示人老子又说：“以奇用兵”[ 《道德经》第57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 《道德经》第68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道德经》第69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 《道德经》第28章。]老子反复指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将收缩以杀敌，先开张任其疯狂。将弱敌以致命，先示弱任其强固。将废敌，可使其兴旺而后彻底铲除。将得到，可先给予而后全数夺回。这里顺便提及《鬼谷子》的一句话：“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要除去敌人，宜先放纵他的行为，等他狂放无羁而显示弱点，则当机立断给予全灭。鬼谷子被人称为“谋圣”，其阴谋论与老子齐名。
4、荀子“解蔽”与其申子论
荀子撰《解蔽》篇议论天下游士之思想障蔽。他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埶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 《荀子·解蔽》。]
游士们游说他们的学说，摇唇鼓舌所论，常有种种的局限，显示自相矛盾的尴尬。这是因为他们的眼界受到各种蒙蔽而不自知。举例说，墨子所受的蒙蔽在于重实用而略文论。宋子之蔽在于求人以清心，而不知人天生多欲。慎到重法，而不知求贤任能的重要。惠子只知抽象的理论而不务实际，庄子蔽于自然力量的强大而无视人类才智的作用。所以一些游士总难免“由用谓之道，尽利矣”，从功利的角度论道，则天下无义而私欲横流。以法为道，则不讲德治，法规唯一。以术为道，则只知权谋之便利，而失治道之真谛。将文辞称为道，则只重虚论。将天看成道，则一味因循。以上“道论”有错，只因忘记一个道理：大道恒常而其形尽变。人们仅从某个侧面去认识大道，难免以偏概全，障蔽重重。
荀子评论诸子蒙蔽，没有忘记申不害，他说“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又说：“由埶谓之道，尽便矣。”短短的一句话却意义深刻。所谓“埶”，亦为势，虽通假有区别。《荀子》一书中“势“与“埶”，都分别出现过，埶字使用如《荀子·修身》：“体倨固而心埶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形体倨傲且性情奸诈者，外示墨学而内心肮脏，虽横行天下，势达于四方，然人莫鄙夷，视其为贱人。在这一段话语中，“埶”作奸诈解，也可理解为“诈术”。因此荀子称“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这是说申不害学说，其弊端在于热衷于权谋诈术而忽视人世道义的存在。
荀子又批评申不害说：“由埶谓之道，尽便矣。”申不害将“執”，即欺诈之术包装起来，称其为“道”，仅为一时谋划之便，这无疑是对道义价值的贬损与亵渎。用今日的话语来说，由申不害而观法家全体，他们虽说信奉黄老，尊崇道家，但对这样的学问作本质的篡改与意义的偷換。黄老道家既讲“道”，也讲“术”，如本文所说老子《道徳经》中甚至有“阴谋论”的讲述，然而黄老道家的核心内容毕竟为“道”，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才有“道家”这个概念，而老子书也称《道德经》。法家，尤其是申不害之流法家中的“权术”派，在继承黄老道家思想的时候，只讲“权术”与“阴谋”，将“道德”作标签，甚至弃如敝履，这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创建是一种悖离与损害。这使得法家文化所称的“法”，只是帝王专属的专制术的组成内容，而与现代意义的法制理念其隔阂与差别不啻云泥。[ “埶”原义为二：埶 yì，“艺”的古字。字从坴，从丮。丮，手持。坴，泥块。《说文·丮部》：“埶，种也。”栽种，田艺。“艺”与“术”字艺相近。埶shì与“势”通。“埶”在《荀子》中有多重意义。《荀子·修身》：”富贵而体恭，杀埶也“。富贵而表示谦恭的态度，敛威势而不显。埶，威势，态势。《荀子·不苟》：“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有马鸣而马呼应之，有牛鸣而牛呼应之，非牛马有知，乃其本能使然。这里的埶，作势能、本能解。《荀子·议兵》：“兵之所贵者埶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凡战争，贵在有利的形势，一旦开战，即执行兵不厌诈的战术。此处，“埶”为形势。《荀子·强国》：“处胜人之埶，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埶，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埶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处有利的形势，师出有名，而得天下人的拥护，这就是商汤周武。处有利的形势，然师出无名，即使再好的外部条件，也不过匹夫之勇，不会有好下场。夏桀商纣如此。是以处胜人之势，不如得天下之道。这里的埶为形势。“埶”除以上意义之外，还表示“诈”的含义，如“埶诈”。《荀子·修身》：“体倨固而心埶诈。”《荀子·议兵》：“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埶诈险厄，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以上“埶”皆理解为诈。《后汉书·崔骃传》：“范蠡错埶于会稽”，李贤曰：“埶，谓谋略也”，与“诈”意义相近。]
5、李斯的申子诠释
李斯（？-前208年），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驻马店人 ）秦著名政治家、法家思想家。曾为郡吏，管理文书。好学，入荀子门下，因荀子“名儒实法”，是个内蕴法家思想的“儒家”，李斯深受其影响，又在意权谋之术，图为“帝王师”。入秦，初属秦相吕不韦舍人，又为客卿。上书秦王政非“逐客令”，又献策攻韩国，均采纳。秦合六国，李斯建言有功。前221年，奉命作为廷尉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等议定“皇帝”号。任丞相，受宠，常随始皇帝巡行，主张废《诗》、《书》及六国史记，以小篆为标准，整理文字，作范文《仓颉篇》。反对淳于越分封议，倡一统思想。始皇帝死，李斯与赵高矫诏害扶苏，拥胡亥为“二世”。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李斯力主镇压，又促朝廷更法，行“督责之术”，强化专制。赵高嫉李斯，合谋诬其谋反。李斯败，被具五刑，腰斩于咸阳市，夷三族。
据《史记》载：“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为阿顺二世，免罪责，李斯上书写道：“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於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李斯：《行督责书》。]作为贤良的君主，必须秉持王家的正道对臣下施行监督问责的制度。及时观察与考评官员效率的高低、行政的优劣，对于考评成绩低劣者，应追究责任，严加惩处。李斯指出，君臣的名分由此进一步确定，上下的权责进一步分清。“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全国威势归一，权力集中至极，底下人唯唯诺诺，尽忠尽职，不敢说一个不字。与此时也，君王尽可专制独裁，横行天下而不必有丝毫的胆怯忌讳。稳操权柄，放任恣肆，让权力带来的快感，酣畅淋漓，高潮叠加。“独制於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君上呵，您如果是贤明的君主，快快按照我的的忠告去做。“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所以申不害说：国君得天下，理当纵情放逸，君得天下而拘谨，天下岂不成了自我束缚的镣铐！
李斯继续纵笔发挥，将申不害的话语作充分的诠释。他说：“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於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如果不去推行督责制度，其结果必然是，为天下人的利益躬亲劳作，忙得焦头烂额，而得不到半点好处。李斯强调：“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徇己”，即让他人顺从自己，为自己服务，则自己高贵，他人低贱。“徇他”，即让自己牵就而服务于他人，则作贱了自己，抬高了别人。“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所以，在申不害的心目中“徇人”者低贱，而让別人“徇己”者高贵，这如同铁定的法则，自古以来没有变化。他接着又妄议尧、禹，为自己的歪理作证。“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尧、禹一直被后人称颂祟拜，但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尧和禹，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他们走的是一条只顾服务他人，而自己得不到好处的“徇人”路线。他们真是世上少有的愚人和贱者，真是作贱了自己。世人敬爱尧、禹，“夫可谓大缪也！”真是黑白不分，不懂我说的那一番道理呵！以上记载的就是李斯在自已遇到危急的生死关头，上书秦二世的全部内容，事实是秦二世真的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推行督责制，这种制度其正面意义或可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提高行政效率，而其反面则成为李斯伙同秦二世的责任推诿制，以高压手段把所有的责任推卸给下级，以逃避应有的惩罚。不仅如此李斯的“徇人”贵贱论，为统治者的无能与淫佚制造理论依据，最终使秦二世及其政府加剧腐化，放任自流，难逃亡国败死的命运。目前，人们还无证据说明李斯所引用的申不害的那句话属于非实的编造，如果果为申不害思想，则可证申不害法家思想所存在的为虎作伥，维护专制的严重缺陷，而秦二世而亡也清楚说明这个“理论”的荒谬不经，及误国害人的本质。
6、“投上所好，渔权钓势”
本文拟说明，申子言“法”论“术”，只为帝王所用，苦心泡制，投其所好，而当本人遇有利害得失，这些理论可不起作用。申子所言一切，皆不可作价值观的考量，有时他自己也不相信，仅为权宜之计，但作一时之用。
《战国策·魏之围邯郸》关于申不害生平云："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晃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可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说以言于王，王大说之。”[ 《战国策·魏之围邯郸》。]申不害在韩，所进之言，常合于韩王想法，因得韩王信任。魏国发兵围赵国邯郸，韩王问申不害，对于时局激变，何以站队表态以定行止。申不害不知韩王初衷，深畏贸然进言可能引火烧身，犹豫再三回答道：“事关重大，维系国家安危，请允臣三思而言。”此后即怂恿同为“辩士”的赵卓、韩晃先行劝谏韩王。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有名的辩家策士，蒙国君恩宠，你们说的意见必得采纳。值此世事艰碓，贡献智慧，忠诚爱国的时机到了。在申不害的鼓动下，赵卓、韩晃进宫陈言。申不害则侧身一处，细察韩王神情，悉知韩王好恶然后进说，结果正中下怀，韩王大喜。
史书又载以下故事：“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谓学于子者也。听子之谒，而废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谒乎?子尝教寡人循功劳，视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将奚听乎?”[ 《战国策·韩一·申子请仕其从兄官》。]申不害进言韩昭侯为其兄求官，昭侯不许，申子不悦。昭侯说：你不是希望我一直相信你说的道理吗？你是要我这次听从了你，而把你以前说的道理全都否定呢？还是相信你一直的主张，而拒绝你这次的请求呢？你说过“循功劳，视次第”，依功劳大小而授官，我要不要继续相信你，并这样做呢？
钱穆遍览有关史料，对申子作如下评价：“《韩非》书言昭侯申子遗事者尚多，要其归在于用术以驭下，与往者商鞅、吴起变法图强之事绝不类，其所以然者，殆由游仕既渐盛，争以投上所好，而渔权钓势。”[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申不害考》 。] 又说“申子以贱臣进，其术在于微视上之所说以为言。而所以教其上者，则在使其下无以窥我之所喜悦，以为深而不可测。”[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申不害考》。]
总之，本文叙说申不害如何由“道”而法家之“刑名”、其“圣人贵名之正”的主张，及于 “君人南面之术”的阐论。在此基础上又试析荀子“解蔽”中的申子论、李斯的申子诠释及六韩非子的商、申比较。综其印象，申不害乃至部分法家所言之法，只为监督臣下，镇压百姓，属中国古代专制思想之渊薮而与现代“法治”风马牛不相及。所言之势，乃封建君王之权势，而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对峙，更成为抵制现代民权理念之论敌。所言之“术”，乃为实现“势”、“法”统治，摄取及维护王权专制的帝王术与阴谋论。就人格构造而言，申不害等法家摇唇鼓舌，游说诸侯，为改变贱臣地位，“投上所好，渔权钓势”，无所不用其极，成为中国历代最丑陋的精致投机者的鼻祖与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