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学发展史上,周敦颐享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为理学的开山祖,理学宗主。如《宋史·道学传》将周敦颐列为道学之首。《宋元学案》载黄百家的按语说:“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i]在这里,黄百家认为周敦颐打破千年幽暗、阐明性道微言,具有开创之功,肯定了他在理学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然而,对周敦颐的学术地位,现代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就否认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邓广铭先生认为理学家的祖师爷“只能归之于程颢、程颐和张载三人”[ii]。冯友兰先生也认为周敦颐“不是理学的创始人,但可以作为道学的前驱。”[iii]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更是明确指出,周敦颐“在北宋当代,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都没有很高的地位”,“其崇高地位多出于后人追拟。”[iv]
周敦颐在北宋时期的学术地位究竟如何?其生前身后学术地位有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胡宏、张栻等湖湘学派学者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加以进一步探究。
一、北宋时期周敦颐的学术地位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后避宋英宗旧讳改。湖南道州营道人。早年曾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及几任县令,后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晚年任广东转运判官,广东提刑,知南康军。因晚年建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被后人称为濂溪先生,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与《易通》。
从已有的资料看,周敦颐的人品赢得了当时很多人的称赞。孔文仲称颂他“仁于鳏孤,信于友朋,不戚于贫,志气内足。”[v]黄庭坚则称赞他“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征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vi]
也有不少材料提及他担任地方官时尽心职事,处事果断,如友人潘兴嗣评价他“博学力行,遇事刚果,有古人风”[vii]。其内兄蒲宗孟在《濂溪先生墓碣铭》中形容他“屠奸翦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viii]
与其学术相关的史料并不多。吕陶在《送周茂叔殿丞序》中说“舂陵周茂叔,志清而材纯,行敏而学博。读《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简洁有制,”[ix]潘兴嗣称其“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x]孔武仲赞:“先儒论撰,嵚崎诘曲。独纂圣微,浸酿醇熟。有书可传,万世之读。”
总体看来,在北宋当代人的心目中,周敦颐是一位人品高尚、颇有治绩的地方官员,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但学术地位并不高,影响也不大。这与他在后世所具有的接续道统、开创一代学术的崇高地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朱熹曾说到:“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怀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xi]清人蔡上翔也认为“后来诸儒所共推尊之周子,在当时犹未为甚知名之周子耳。”[xii]他们谈到的北宋当代“无有知其学者”“犹未为甚知名”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周敦颐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
二、胡安国、胡宏对周敦颐的肯定与推崇
南宋初期,胡安国开始关注周敦颐。绍兴二年(1132年),身为给事中的胡安国遭贬黜,寓居丰城期间,向道州知州向子忞寻访濂溪旧事:“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遗事乎?”[xiii]可见其对周敦颐的关注。需要注意的是,胡安国虽然关注周敦颐,却并未突出其在理学上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绍兴七年(1137年)胡安国抵制陈公辅“请禁程颐之学”的上疏中看到。上疏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也。……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明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之列,仍诏馆阁搜其遗书,以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xiv]在这里,胡安国请为程颐、程颢、邵雍以及张载封爵,而并未提及周敦颐,可见在他看来,周敦颐的学术影响尚不及上述四人。
湖湘学派学者对周敦颐的推尊始于胡宏。他在南宋初年最早刊行周敦颐的《通书》,并为之作序[xv]。在《周子通书序》中,胡宏对《通书》的义理意蕴进行了阐发,并对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论述:
人见其人见其书之约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人见其文之质也,而不知其义之精也;人见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长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语》《孟》同流行乎天下。[xvi]
在这里,胡宏称颂《通书》其道含弘广大,其义理精致细密,其蕴藉深厚绵长,但是其价值并未为人们所充分认识。他试图凸显《通书》的价值,使之与《易》《诗》《书》《语》《孟》这些儒家的核心经典相提并论,字里行间,其推崇服膺之情跃然可见。
《周子通书序》还试图将周敦颐纳入儒学的道统,确立其在道统传承谱系中的地位:
程明道先生尝谓门弟子曰:“昔受学与周子,令寻仲尼、颜子所乐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见周子,吟风弄月以归,道学之士皆谓程颢氏续孟子不传之学,则周子岂特为种、穆之学而止者哉?……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xvii]
在这里,胡宏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发。首先,他强调周敦颐与二程兄弟的师承授受关系,肯定周敦颐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在当时的学术界,二程之学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学术的正宗。而胡宏则认为宋代儒者中,真正接续道统的是周敦颐,当时道学之士将程颢作为孟子之学的接续者,是因为未能认识到“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周敦颐强调这一点,就是试图确立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师承授受关系,从而肯定周敦颐在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承先启后的地位。
周敦颐与二程兄弟的关系,从宋代开始就引发了众多学者的讨论,至今仍然聚讼纷纭。[xviii]虽然二程在少年时代曾经师事周敦颐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二程是一般性地师事周敦颐,还是在学术旨趣、精神境界、学术观念及理论构架方面受到周敦颐的引领和影响?二程一方面肯定“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xix]“昔受学禹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xx]另一方面又表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xxi]给后人留下广泛的讨论空间,以致历代学者往往在此问题上见仁见智,周敦颐与二程关系也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细加梳理可以发现,胡宏是最早提出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从道统角度确立周敦颐与二程之间授受关系的人。
其次,胡宏还肯定周敦颐具有“一回万古之光明”的巨大功绩。他甚至认为,周敦颐的这种历史功绩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在孔、孟之间”。在南宋前期,“孟子升格”已基本完成,《孟子》一书已经于宋神宗、哲宗时期作为“兼经”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xxii],孟子其人也于元丰六年(1083)被追封“邹国公”,翌年又配享孔庙。在这种情况下,胡宏以为周敦颐的地位可以比肩甚至超过孟子,堪称惊人之论,推尊的意味非常明显。
胡宏对周敦颐的推尊,开启了周敦颐“道学宗主”形象塑造的进程。朱熹、张栻等对周敦颐的崇奉与推尊,正是在胡宏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的。
三、张栻对周敦颐推崇
胡宏对周敦颐的评价影响了其弟子张栻。[xxiii] 张栻一方面撰写了《太极图解序》、《太极图解后序》、《通书后跋》等序跋,对周敦颐的著作的思想内涵进行阐发,一方面撰写《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永州州周先生祠堂记》、《濂溪周先生祠堂记(韶州)》《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三先生祠记》等大量的文字,表彰周敦颐,对周敦颐的学术成就与地位加以肯定。
张栻对周敦颐的推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张栻阐述了周敦颐之学意蕴,阐明了其理论构架与基本思路、理论特色,肯定其在儒学建构过程中的巨大价值,颂扬其理论突破与贡献。他认为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本,为儒家伦理建立了宇宙论本体论的基础:“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为至灵,而性之为至善。万理有其宗,万物循其则。”[xxiv]“某尝考先生之学,渊源精粹,实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极一图。穷二气之所根,极万化之所行,而明主静之为本,以见圣人之所以立人极,而君子之所当修为者,由秦汉以来,盖未有臻于斯也。”[xxv]“推明动静之一元,以见生化之不穷,天命流行之体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该贯,非阐微极幽,莫能识其指归也。”[xxvi]而《通书》则是对《太极图说》旨意的发明:“《通书》之说,大抵皆发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原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夫曰圣人之本、诚之原者,盖深明万化之一原也,以见圣人之精蕴。此即《易》之所谓‘密’,《中庸》之所谓‘无声、无臭’者也。至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则是本体之流行发见者,故曰:‘诚斯立焉’。其书云:‘五行、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道学之传,实在乎此。”[xxvii]从“渊源精粹”“阐微极幽”等评价,不难看出张栻对周敦颐之学的推崇与褒扬。
其次,张栻将周敦颐置于儒学从先秦到宋代发展的宏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肯定周敦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他认为,孔孟之后,圣道微言仅存于简编,经历了秦火之厄,有的学者沉溺于章句训诂之末,使得大本不究,圣贤之心不章;有的学者从事于文辞,去古益远;有的学者出于功利,有的学者出入释老,儒学呈现出陵夷衰颓之势。而周敦颐直接接续孔孟,在宋代最早使孔孟千载道统复明于世:“陵夷至此,亦云极矣。及吾先生起于远方,乃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极,《中庸》之诚,以极乎天地万物之变化”。[xxviii]“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举而措之,则可见先王之所以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复明”。[xxix] “世之学者考论师友渊源,以孔孟之遗意复明于千载之下,实自先生发其端”。[xxx]在这里,张栻结合学术史的追溯,强调周敦颐接续孔孟,使得儒家道统在宋代复明,彰显了周敦颐之学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对周敦颐与二程师承关系的强调。与其老师胡宏相似,张栻强调周程之间的授受关系,突出二程对周敦颐之学的继承,以此推崇周敦颐的“发端”之功。在张栻看来,二程之学代表了理学的成熟阶段,致广大,尽精微,达到了理学理论建构的高峰。但是,二程之学离不开对周敦颐之学的继承,是在周敦颐之学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衍。这一点,才是张栻在多处文字中所着重强调的:“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从而得其说,推明究极之,广大精微,殆无余蕴,学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盖在此而不在乎他。……其于致知力行,具有条理,而陂淫邪遁之说皆无以自隐,可谓盛矣。然则先生发端之功,顾不大哉!”[xxxi]“惟二程先生唱明道学,论仁义忠信之实,著天理时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续孟子千载不传之道。其所以自得者虽非师友可传,而论其发端实自先生。”[xxxii] “至二程先生,则又推而极之,凡圣人之所以教人与学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终,精析该备。”[xxxiii]
强调周程授受关系,突出其“发端”之功,旨在进一步明确周敦颐在宋代道统传承谱系中的地位。
四、余论
除了胡宏、张栻两位代表人物推崇周敦颐外,湖湘学派中的其他人物亦不遗余力地推崇周敦颐。如方耕道听闻永州零陵守陈辉要在永州州学内修建周子祠堂,便以前通判武冈军的身份,传书江西九江,向周敦颐的后人求取周子画像,然后交予陈辉,以立石像于祠堂中。张栻弟子彭龟年亦醉心理学,崇奉周程,“以濂洛为师”[xxxiv],张栻逝世后,彭龟年作《挽南轩先生》一诗,在怀缅恩师之余,盛赞周敦颐于圣学衰微之际力挽狂澜之功:“世无邹孟氏,圣道危如丝。学者迷统绪,扰扰徒外驰。况有释老辈,窃窥如鬼魅。若彼疑似说,陷我高明资。伟然周与程,振手而一麾。”[xxxv]彭龟年将周敦颐视为自孔孟殁后,阐扬圣学之道、抗击佛老的标志性人物。
经过“在当时为最盛”的湖湘学派的大力颂扬与推崇,周敦颐的学术地位日渐提升,“濂溪之学,举世不知”的局面被打破。后来,朱熹在胡宏、张栻大力推尊周敦颐的基础上,对周敦颐之学的地位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阐述。[xxxvi]朱熹对周敦颐之学理论价值的阐述以及对周、程授受关系的确认影响[xxxvii],使周敦颐“理学宗主”的地位进一步确立。南宋宁宗时,赐谥元,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周敦颐理学奠基者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
注释:
[i]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上》,中华书局,第482页,1986年版。
[ii] 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iii]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iv]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502页。
[v] 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清江三孔集》,第304页,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
[vi] 黄庭坚《山谷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版
[vii] 周敦颐.周敦颐集. 第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viii] 周敦颐.周敦颐集. 第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ix] 吕陶.净德集(卷二十九).第222页.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x] 周敦颐.周敦颐集.第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xi]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5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xii]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八,《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第347页。
[xiii] 胡铨.澹庵文集(卷四).第3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
[xiv]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第三册,17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xv] 据张栻《复州学记》,序文作于绍兴二十三年。
[xvi]胡宏《周子通书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61-162页。
[xvii] 胡宏《周子通书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61页。
[xviii] 杨柱才《二程师事周敦颐考论》,《哲学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期。
[xix]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638页。
[xx]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
[xxi] 《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
[xxii] 杜泽逊《<孟子>入经和<十三经>汇刊》,《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
[xxiii] 王丽梅《张栻对周敦颐的肯定与推崇》,《船山学刊》2006年第2期。
[xxiv] 《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十,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82页。
[xxv] 《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十,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81页。
[xxvi] 《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十,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08页。
[xxvii] 张栻:《张栻全集》,第1180页,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
[xxviii] 《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十,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76页。
[xxix] 《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十,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82页。
[xxx] 《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十,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76页。
[xxxi] 《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十,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76页。
[xxxii] 《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十,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80页。
[xxxiii] 《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十,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82页。
[xxxiv]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5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xxxv] 彭龟年:《止堂集》(卷十六),四库全书,第1155册,第9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xxxvi] 何俊《南宋儒学建构》第117-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xxxvii] 陈代湘《朱熹推尊周敦颐考论》,《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肖永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申蔚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生)
来源: 原载于《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