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1012—1077年），字尧夫，人称安乐先生，谥康节。“北宋五子”之一。林县上杆庄人（今属河南林州市，又说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喜读书与游历，曾涉河、汾两水，越江淮、汉江平原，访齐、鲁、宋、郑古迹，叹云：“道在是矣”。邵雍曾拜李之才为师，深研《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有所发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居洛阳，专心著述讲学，隐而不仕，两次举荐，均称疾不就。《宋史》云：“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雍皆能闻众人所言，召子伯温谓曰：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既葬，颢为铭墓，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 《宋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六]邵雍逝后谥康节，从祀于孔庙。
邵雍有《先天图》、《皇极经世》, 另有《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多种。关于邵雍《先天图》，晁说之（1059—1129年）云：“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 《嵩山集》卷十八《王氏双松堂记》]朱震（1072—1138年）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 《汉上易传·进易说表》)]关于《皇极经世书》，凡十二卷六十四篇。含六卷《元会运世》三十四篇、四卷《声音律品》十六篇、《观物内篇》十二篇。又有《观物外篇》二篇。书主体属邵氏自著，书末二篇为门人录写。
邵雍倡“先天易学”。《渔樵问对》记如下对话。问曰：“子可谓知易之道矣。吾也问易有太极，太极何物也?”邵雍回答道：易之道，根本上说则是太极之道。易之学，即太极之学。何为太极？太极即无。一个无字可将太极本质说尽。太极分两仪，其一为阳，其二为阴，阳为主，阴为辅，相辅相成而定宇宙。如邵雍云：“太极既分, 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 阴上交于阳, 四象生矣。”[ 《观物外篇》]
阳恒为阳，阴恒为阴，各就其位，各自安分，秩序井然。阳不为阳，阴不为阴，或不自律委顿而不健，或自量跃然而越位。则阴阳互损，秩序大乱。阴阳各在本位，寂然安顿则为道。亦如邵雍言：“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无声无形, 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为名, 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阴一阳, 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 由是而成者也”。[ 《皇极经世》卷第十二之下 ]
《渔樵问对》又有以下的问答，此为对“先天易说”的补充。如问曰：“太极生两仪，两仪天地之谓乎?”答曰：“两仪，天地之祖也，非止为天地而已也。太极分而为二，先得一为一，后得一为二。一二谓两仪。”问曰：“两仪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谓阴阳刚柔。有阴阳然后可以生天，有刚柔然后可以生地。立功之本，于斯为极。”向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谓也?”答曰：“谓乾、坤、离、坎、兑、艮、震、巽之谓也。迭相盛衰终始于其间矣。因而重之，则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备矣。”[ 《渔樵问对》]
关于“先天易学”朱熹评说云：“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 《周易本义》] 邵雍演绎《易》学，作为传统，一直传到二程、朱熹。《二程集》有语：“周茂叔（敦颐）谓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卦可了。” [ 《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8页。]现代论者云：宋学犹其是其中的理学一派，主张“以周易来代替佛教的哲学。”[ 参考《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5页。]这样可以达到预期的学术目标：既做到排斥异学，传承儒统，又以易学太极论及阴阳“两仪”论为指引建立理学客观唯心的本体论，为“天理” 、“天道”的天然存在作理论确认。笔者认为以上邵雍关于“太极为无”的理与道家学说相似。老子说：相反相成，这是道的运动；反弱而强，这是道的作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天下一切生于有，有者可见有名。有生于无，无者无形无名。有为天地万物人间，无为道。《庄子·天下》释老子的“无”，评述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庄子·天下》]。宇宙常有常无，总在有无之间，而其根源为无。无为道，又称“太一”。由此可见，在道家的本体论中，存在着三个关键元素，此即道、太一、无。而反观邵雍，在他的理学（道学）本体论中也存在三个重要元素，这就是道、太极、无。不同的是邵雍将道家的太一改称为太极，其蕴含的思想内容似无两致。
邵雍创说建立在“太极两仪”基础上，以“元、会、运、世”为标识的“运会”周期论。他强调浩渺时空可以“二分法”裁定，此即1分为2，2分为4, 4分为8, 8分为16, 16分为32, 32分为64，以致无穷。由此天地人间以“元、会、运、世”模式运行不已。一如岁、月、日、时表达日常光阴，元、会、运、世，则预测宇宙时空之流转。人们将此理论称为邵雍的“元、会、运、世”学说，或简称“元会论”。邵雍如是说：一元12会，合129600年。一会30运，合10800年。一运12世，合360年。一世30年。既然一元合12会，相当于一年合12个月；一会30运，相当于一月合30日。那么，如同一年经历十二个月，历春、夏、秋、冬，自然草木经历生、长、衰、亡，人类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也会像四季草木一样，显示生、长、衰、亡的变化。
显然，邵雍是在阐述一个宏大的“宇宙大循环论”。依邵雍所思，试想129600年为一元。这悠远的岁月为天地人间的一个宏大的循环周期。在这129600年中，其前期世界渡过寒冷的冰河时代趋向温暖的恒常期。起初草木始生，万物初醒，这是文明的初生；此后鸟兽活跃、人类繁衍，达至文明的顶峰。然后又回复阴森冷峻的冰河期。冰河期严寒与饥馑、瘟疫并时而至，人类因不可抗拒的灾难，走向沦亡。这个理论还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推测：旧人类既已灭亡，崭新的灵智生物还会滋育生长，开启新“元会”的转动。
如邵雍说人类以十二万余年为一元，那么历代历朝，则以一运为一个周期。一运合360年，这正和一个长寿朝代的“年龄”相仿。或许邵雍在说明宏大周期的同时也在预测当下朝代的兴亡路向。邵雍的元会理论，促使人们对中国历史作深入探测，证其大时段的周期循环规律。元会理论基于《易经》，乾卦六爻显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
第一、初九：潜龙，勿用。
第二、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第三、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第四、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第五、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第六、上九：亢龙，有悔。
站在邵雍的历史位置，回看中国文化发展史，可分出六个时段，可与乾卦六爻对应：
第一、远古及尧、舜、禹时代。
第二、夏、商、周时代。
第三、春秋战国时代。
第四、秦、汉至于隋时代
第五、盛唐时代。
第六、宋代。
以上六个时期，前四个时期体现中国文化的发育成长，此为人生的婴儿、童年、少年及青年时代。第七个时期：盛唐登顶，“飞龙在天”，中国文化兴旺发达，犹如人生的壮年时代。至宋及清，中国古文化由盛转衰，犹人生入暮老。然而应看到的是：自鸦片战争之后，华夏步入近现代，历经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中国文化衰极而振，跨入文化复兴的新时期。
这里不妨回顾当年唐宋之际盛衰转换时的具体景象。先看唐朝。唐太宗兴贞观之治，国力强劲。唐高宗续贞观遗制，又创永徽之治。唐玄宗时，直攀鼎盛高峰。此后因安史之乱一度衰落，但经历唐宪宗时期元和中兴，元气复归。吕思勉说：唐太宗是一个贤主，历史上称他勤于听政，勇于纳谏，能用贤相房玄龄、杜如晦，直臣魏徵。在位之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至于“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仅三十九人”。这样说，虽然不免过分，然而“贞观之治”，总要算历史上所罕见的了。[ 吕思勉：《白话中国史》，第十四章《唐朝的初盛》。]
历史发展到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览宋金关系可探宋朝国势一斑。金朝（1115年-1234年），居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为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完颜旻）所建，与南宋对峙。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东、西两路攻打宋朝。东路完颜宗望攻燕京，西路完颜宗翰击太原。东路军破燕京，过黄河，直逼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禅位于太子赵桓。宋钦宗立。靖康二年（1127年）金朝攻取宋都东京，掳去徽宗、钦宗父子，及赵氏皇族、后宫妃嫔及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妃嫔、公主、太后被逼行“牵羊礼”，备受刑辱。在此同时，东京公私财产被劫掠一空。如此“靖康之耻”导致北宋灭亡。钱穆《国史大纲》记录了这段历史：“金劫上皇、后妃、太子、宗戚前后凡得三千人。金檄开封尹徐秉哲，秉哲令坊巷五家为保，毋得藏匿。京城巡检范琼送上皇、太后御犊车出宮，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后、太子；百官军吏奔随号哭，太子呼云：百姓救我！哭声震天。”（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四章）关于对北宋的总体评价，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一章启首云：“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作者继续论道：“这一个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这是宋代统一的特殊姿态。” （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一章）
有学者指出：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曾揭示宇宙具有消除既有、重新再来的“反向运动”现象，这个“运动”将毁灭掉人类的绝大多数,同时也使幸存的人在精神和躯体两方面求得再生。新人类像婴儿一样,从头开始，而对于过往的一切一无所知。这是一个旧人种灭绝、新人种产生的过程。柏拉图认为:“上帝亲自掌控宇宙,用它的寰道指引宇宙的运动。但是,在另一个时期,上帝放松了自己的掌控。它是在宇宙的环形运动因其指导而达到预定的时间界限时,才放松掌控的。由于自身的冲动,宇宙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因为宇宙是一个活的创造物(living creature);上帝从一开始便赋予它理性的品质。”[ 柏拉图：《对话集》，普林斯顿大学1994年版，第1034页，引安延明：《历史循环理论的两种模式》。]
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皆具与有机体相同的形态及内质，滋长、繁荣、衰亡，为其“生命”循环，且旧生命结束，新生命再启新一轮的循环。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年）具如此理论：历史只是时代、纪元、情境、人物等诸元素不断排列组合的结果，这种排列组合具有稳定的周期性，因此在一定时空中某个曾现的历史场景会神奇地再现。[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第14页。]
确实，邵雍提出的“会元”学说与西方哲学家关于宇宙人世沉浮兴亡的理论，在有些方面不谋而合。然而邵雍思考，源出于《易经》，是基于华夏历史的体悟结果，体现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色，无疑可为世代后学洞悉今古、破译时空密码，开阔视野，增益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