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周易》内涵一套逻辑理路：天道尚“易”，易即“变易”，变则“变革”，革则“革命”。其主题乃是对周商更易这场变革与革命，作合理性辩护与必然性证明。为此，与其称《周易》是一部筮书,即上古卜师们通用的算命手册，莫如说《周易》是一部借用“筮书”外壳，宣示周代正确与战略方策的堂堂“政书”。
关键词：《周易》、变易、《革》卦、变革与革命
易道深邃，读《周易》，宜体会这部经典的主导思想。《汉书·艺文志》说：伏羲仰视天文，俯观地理，细察草木鱼虫，静观人间万象，由近及远，深思熟虑，因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汉书·艺文志》：伏羲“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是《周易》的原始形态，通天地神明之道德，究人世万物之情理，即为《周易》的最初宗旨。然而，一部经典的主旨起于作者思想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因此若要更确切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对《周易》作者作一番辨析。笔者认为，《周易》当为周文王及其后人所撰，从分析《革》卦及与此卦有关经典内容，可知《周易》主要意义不在于它的“筮书”假象，而是借助筮书外壳，于己政见的宣示。《周易》与《尚书》一样实际上是部“政书”，内涵一套逻辑理路：天道尚“易”，易即“变易”，变则“变革”，革则“革命”。其主题乃是对周商更易这场变革与革命，作合理性的辩护与必然性的证明。
一、《周易》作者及其思想
《系辞传》说：上天生出神圣的事物，圣人视作行为的规则。自然显示神奇的变化，圣人敬谨以效法。天象变幻，以示祸福，圣人摹绘，以警世人。黄河跃神马，驮见“河图”，洛水浮神龟，背显“洛书”。伏羲因“河图”、“洛书”启示，神思飘逸，规划八卦。[ 《易经·系辞传》：“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然而“伏羲制八卦”，并没有完成《周易》的全部创作。八卦有卦无爻，有象无辞，乃无字天书。
司马迁《报任安书》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司马迁：《报任安书》。]传周文王姬昌遭商纣王疑忌，被拘于羑，自此潜心于伏羲的未竟之作八卦，推演六十四卦，撰成《周易》经文。班固如下说：“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最后完成《易传》。“更三圣、历三古”。“三圣”：伏羲、文王、孔子。“三古”：三个漫长史期。由是可观，赫赫《周易》可分三个内容。第一是伏羲的八卦。第二是周文王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及卦辞、爻辞。第三是孔子的《易传》，即“十翼”。
其实，关于三个内容的作者，只是传说与推测，细读史料，相互矛盾者众，至今没有夯实的根据。说是三位先圣，仅为论史方便的约定俗成。如伏羲据《河图》《洛书》画八卦似为“定论”，却仍有“疑古”的空间。中国向有“托古”设言的旧习，即为了使一部书，一个学说更具有“经典”性与权威性，假托古人所作。由托古发展为“托古改制”，如康有为所为。这样看，古人说伏羲演八卦与复演六十四卦，或具“托古”的可能。
六十四卦为伏羲创作，王弼主张此说。司马迁则说为文王所演，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出自神农氏或夏禹之手。笔者认为，《周易》既名之为“周”，则应理解为周人所作。因此，“文王演六十四卦”的说法离史实较近。同时也可以从以下四方面作延展思考：第一，周文王之子周公继承父志，曾为六十四卦的制作及卦爻辞的编撰作出贡献。 第二，因《易经》所述，有的超越文王在世的时间，是故理解为文王起草，周代后人渐次整理定稿亦无不当。第三，《易经》纯为周代佚名之作，仅假托文王、周公之名而已。第四，若作大胆的推测，《易传》也不是孔子所撰，因其中改革革命的思想与孔子儒家思路不同。
既然提出《周易》为周人所撰，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据史推论《周易》的写作思想。《周易》诞生的时代背景是文王改革与武王革命，或离这两个重大事件不远。据史记载，文王姬昌在位时，勤于政事，促进生产，选贤与能，力行改革，又与姜尚合谋，收虞、芮，灭黎、邘，“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诗·大雅·文王有声》。]武王灭商基础由此奠定。文王逝，武王继位。约前1046年，武王联合诸部族，誓师伐商，历牧野之战，推翻殷商，迫纣王自焚。周王朝一统天下，定都镐京，追尊其父姬昌为文王。自文王至武王，文武功业，彪炳史册。文功是文王的改革，武业是武王的周革商命。这么一说，就可以了解《易经》主题，其写作目的就是要论说变易的规律，阐述文王改革的必要，论证武王革命的合理合法。《困学纪闻·易》云：《周易》有《革》卦，“《革》存乎汤、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复存乎颜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 《困学纪闻·易》。]但凡经典，皆为人而作，为伟人之伟业而作。推理言之，《易》存乎文、武，《易》为文、武而作，《易》为周代文功武业而作。
二、何以为“革”？
的确，《周易》六十四卦，体现周朝建国精神至要一卦，乃为《革》卦。卦辞云：“革：巳（si）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革：至巳日【中国农历的纪日法。巳日有五个:己巳、辛巳、癸巳、乙巳、丁巳。】不孚众望，大吉大利，无怨无悔。接续卦辞有六则爻辞：初九：“巩用黄牛之革。”掌控时机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时机不当，隐匿深藏，对言行严加约束，切忌躁动，犹用黄牛的皮革收束加固。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到了约定的巳日，毫不犹豫，断然变革，按预定计划行事，前程无忧，决战而胜。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征程险阻重重，唯坚信正义，再接再厉，迈越坎坷，终达克敌制胜的目标。许下十分的承诺，初成三分，不孚众望。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无怨无悔，革故鼎新，肩负重任，不负使命。吉祥。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决定政策的领导者，如虎下山，迅猛改制，不去占卜也得知人民的拥护。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有识君子与底层民众，前者如豹子那样快速地改换思路，推行变革，后者洗心革面，执意追随，不畏艰险，终得吉福。
《革》卦中心议题在“革”，何谓“革”？《彖传下》解释道：水火相接，冲突不已为“革”。二女同居一室，抵牾相斗为“革”。革就是矛盾冲突、抵牾相斗，通过斗争，一方战胜一方，矛盾解决了，抵牾平息了，“革”的意义由此展现。“革”需候机而发，待巳日发难而得民众信从。将变法的意志撰为文书，广为昭告，由是大得人心，士民喜悦相从。相信自己走在人间的正道，势必吉祥如意。相信自己的作为正当合法，所有的迟疑如浮云飘散。改天换地，若四季轮替，合理合法。商汤代夏，周武替商，顺天应人，时运之举。[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彖传下》）]
《象传下》同样回答什么是“革”。其开首云：“泽中有火，革。”犹如火入水（泽）中，水欲使火熄灭，而火欲使水蒸发，此为“革”。水与火的关系是阴阳关系，阴阳相处，对立统一，对立、矛盾与斗争是第一位的，因此出现“克”。自然世界中阴阳相克，或阴克服阳，或阳克服阴，然后在新境界达到新平衡，由阴阳相克，转为阴阳相合。这个“克”就是革。拿水火作比方，既然“水火不容”，就会水火相克，或水克服火，熄灭了火，或火克服水蒸发了水，结果水与火在新环境中共趋平静。这个水火相“克”就是革。[《象传下》：泽中有火，革。]在社会环境中，因生活资源的有限，利益分配的不平，权力执掌的失控，会出现阶级阶层及利益集团[ 至大者为民族、国家、朝代。]之间的对立、矛盾与冲突，这也是一种“克”，势必一方克服一方，方可使天下大乱，变为天下太平。《易经》诞生前不久，商周相克，经文王、武王及周公的变革与革命，周革商命。就社会生活而言，克就是革，是改革，是革命。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阴阳相克，一方克服一方，一方革去一方。但并不意味被克服的一方“绝对”消失，在其消失的地方又会出现新的对立物，形成新的阴阳组合。如果消失，剩余的一方也会因失衡而消失。此因“存在”的本质是矛盾的存在，即阴阳永恒的共生共存与永恒的相克相革。
司马迁云：武王再拜稽首：“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史记·周本纪》。]《资治通鉴》曰：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载干戈，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乎？[ 《资治通鉴·汉纪二》。]两句中的“革”，都说的是革命。周革殷命，开启新命。司马迁说：“出西至东，正西国吉。出东至西，正东国吉。其出不经天；经天，天下革政。”[ 《史记·天官书》。]这里的“革政”，革新革命。孔颖达读《革》卦明言：“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革’也。”显然，孔颖达是用“革命”论注释这个“革”字。“革”就是改旧变新。“革”就是“改制革命”。孔颖达又往下注解说：“‘巳日乃孚’者，夫民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命之初，人未信服，所以‘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元亨利贞，悔亡’者，为革而民信之，然后乃得大通而利正也。悔吝之所生，生乎变动，革之为义，变动者也。革若不当，则悔吝交及，如能大通利贞，则革道当矣。为革而当，乃得亡其悔吝，故曰‘元亨，利贞，悔亡’”。在孔颖达看来，就民众而言，习惯于平常的生活，而于一时的变化总难适应。可同享成功的喜悦，难共发难之谋虑。“即日不孚，巳日乃孚”，变革之初，人心未服，只待适当的时机，众望所归。变革常伴有怨悔，此因怨悔生于变动，变动扰乱生活。然而“革”者必有变动，问题在于所“革”者当与不当。“革”而不当失败，怨悔交集。“革”而得当成功，人心欢畅，怨悔之情也就烟消云散。此所谓：“元亨，利贞，悔亡。”朱熹说：“革，是更革之谓，到这里须尽翻转更变一翻。”[ 《朱子语类》。]朱熹将“革”理解为“更革”、更改与变革。这种更改是彻底的，是完全的翻转，变成与原物原质根本不同的事物。王应麟说：“故曰革，是谓天下之至变。张真父谓：《易》无所不变。”[ 《困学纪闻·易》。]
三、论“革”之必须及方策
《周易》以水井为例，证说变革与革命的必要。 《井》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序卦传》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序卦传》。]，水井使用日久，因污泥厚积而浊，不可不“革”，即修葺而疏通。因此圣人著《周易》，就专设了一个《井》卦，与《革》卦关照呼应。晋韩康伯说：“井久则浊秽，宜革易其故。”[ 《周易正义》。]宋俞琰《周易集说》云：“井之为物，居其所而不可革者也，其道则不可不革。盖井旧而有泥滓，存之则秽浊而不可食，渫而治之，去其旧而沽然一新，乃可以食，故井后继之革。”宋朱震《汉上易传》也说：“井在下者也，井久则秽浊不食，治井之遭，革去其害井者而已。”既以井为例，也以鼎为例。“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镬煮食，由生变熟。改变一物之形质莫若鼎镬，故授人以《鼎》卦。进一步细思之，将《周易》中《升》、《困》、《井》、《革》、《鼎》、《震》等六卦，次第阅读，可理解《周易》作者热衷“变革”的一番苦心：“升”[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初六：允升，大吉。六五：贞吉，升阶。]至高处，落于“困”[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境；“困”[ 《象》：泽无水，困。]因水涸，“井”[ 《井》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道淤塞；由是思“革”[ 《杂卦传》：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秽清源；“鼎”[ 《鼎》：元吉，亨。]革而“震”[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震惊百里。
君子率众变革与革命，当晓明时机的重要。时机未成熟，须谨行慎言，自我约束，如用牛革收束马腹。万事有可为有不可为，此时“不可以有为也！”时机一旦成熟，则厉行改革，其行正当可嘉，如得天意相助。初战告捷，何可犹豫？大吉大利，矢志不渝。这是《象传下》对《革》卦精神的领会。[ 《象传下》：君子以治历明时。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
变革与革命一旦登场，势必雷厉风行，坚决果断。《象传下》云：“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象传下》。]“虎变”可直译，也可意译。“虎变”指一定季节，老虎皮毛颜色发生变化。“其文炳也”，毛色纹路彪炳璀璨，以此形容“大人”变法，颁布文告，词章恢弘，立法明晰。如孔颖达说：“损益前王，创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焕然可观，有似虎变，其文彪炳。”[ 《周易正义》。]也可意译为大人改革像猛虎下山，气势迅捷，如《关尹子·三极》云：“圣人道虽虎变，事则鳖行。”[ 《关尹子·三极》。]《魏书·律历志下》谓：“伏维陛下，当璧膺符，大横协兆，乘机虎变，抚运龙飞。”[ 《魏书·律历志下》。]据以上意义，又可知道“豹变”的含义，一方面说“君子”即政府官吏与知识人士领会高层意志，实施基层变法，颁行条令，有条不紊，如《象传下》云：“其文蔚也”。[ 《象传下》。]又形容基层变革，执行“大人”的意志并付诸行动，如豹之灵动。补充说明的是“小人”即普通民众，他们既无权力，也少知识，然而也必须变，因变而求得生存，因变而改善生活。他们能够做的是敬仰大人，顺从君子，从而“洗心革面”。“革面”，改变容貌，因变法受益，喜颜悦色。“革面”与“洗心”相连，就是通过教育让众人改变观念，俾使弃旧从新，应时顺变。
从诸家对《革》卦辞的注解，可知“革”的含义在变革与革命，又可知变革与革命一旦发动，民心向背的重要，得民心者胜，失民心者败。也知“时机”事关成败，待时而动，候机而发。时机未到，“潜龙勿用”。屏息驻足，如用牛革收束马腹。从事变革与革命还须执着沉毅，坚持正念，不畏艰险，无怨无悔。为此与其称《周易》是一部筮书,即上古卜师们通用的算命手册，莫如说《周易》是一部宣示周代正确与战略方策的堂堂“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