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不是满清的特产。但君民上下共同赞赏清官，却是满清的历史特色。

谁稍有中世纪史常识，谁都知道两汉就开始表彰亷吏，并知其后列朝亷吏的首要尺度在执法不阿，也即居官恪守“王法”。明太祖出身于丐帮头目，特别憎恶“有钱能使鬼推磨”，即位后对州县亲民官十分严厉，定下“贪官剥皮”的酷刑。那办法，就是活剥贪赃枉法的州县官的完整人皮，塞上干草，制成标本，挂在衙门口的“皮场庙”里，警示后来的官老爷。手法极其残酷，当然也有效也无效。从根本来说无效，非但以后贪官辈出，更没能制止宦官集团的贪风日盛。清代赵翼的《明代宦官》（见《二十二史剳记》），已有集中揭露，但有效的一个表现，是引导民间神化清官，如宋人包拯、明人海瑞，在民间颂为“青天”，都流行于明清之际。而官居宰辅，亷洁自律，乃至在位死去囊空如洗，如明末大学士徐光启、郑伟，皇帝赐谥均肯定他们守“文”。就是说直到十七世纪初，一般舆论仍以为文官理应亷洁，而贪赃纳贿乃属变态。

因而满清入主北京仅二世，康熙帝就不断表彰清官。他在位六十一年，钦定清官表率不到十人，可见那时清官已成稀有动物。而得康熙肯定的清官，只有一名八旗子弟，还是满洲世仆的汉军镶黄旗人，可知清官在满洲统治族群中已属快绝种的濒危动物。

这个汉军于成龙，字振甲，以父为参领得荫生，选知县，不知怎么获得同名的山西人于成龙赏识。那个前明副贡于成龙，变节降清后矢忠于康熙帝，平三藩、征明郑都出死力，被康熙称作“清官第一”，在江南总督任上保荐汉军于成龙为江宁知府。这个于成龙迎候康熙南巡，服侍丰俭得体，皇帝嘉悦，谕曰：“尔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亷清，乃为不负。”接连升官，并得皇帝通谕八旗大臣子弟，树为旗人为外吏的榜样，随即超授直隶巡抚。（见《清史稿》于成龙传。）此公果然不负亷名，做了巡抚就攻击巡抚，对康熙说：“天下官都卖完了，没有一个不用钱买的巡抚、布政”。见皇帝愕然，他就大讲外省财政积弊，说是捐纳“都是用皇上的钱买皇上的官”。皇帝当然要问“是谁买”。他答道：“不过是满汉宰相，还有何人！”时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引起皇帝警觉，当朝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不久罢黜，其政敌高士奇、徐乾学等即视于成龙为己党。他由此官运亨通，也在康熙中叶朝廷党争中越陷越深。

不过汉军于成龙对满清政体的“贡献”，还在于他作为清官，却促使满洲统治者将捐班体制化。《清史列传》、《清史稿》都散见此事，却以李光地死后由其愚昧子孙编刊的《榕村续语录》所收他生前秘而不宣的内部谈话记录，内有“本朝时事”三卷，较多透露了历史实相。

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在康熙朝堪称不倒翁。他博取皇帝重用的诀窍，一是脑瓜灵，善于窥测圣意；二是转向快，只要获得圣眷就不择手段；三是精趋避，总在朝廷满汉内外党争中乘机渔利又留有脱身余地。他窥知康熙向欧洲传教士学西算，就迎取梅文鼎至家，编造西学中源论。他得悉康熙帝有意表彰朱熹道学而以汉制汉，便立即宣扬《周易》乃孔孟程朱治理世道人心的最高哲理，乃至在皇帝面前谤其老师熊赐履说经如赵高指鹿为马。当他阴助汉军于成龙攻击明珠一党，却发现此人力主卖官，对皇帝说“捐纳人皆说便，独道学说不便耳”，致使他当众受到皇帝质问，似已成为“假道学”，于是掉头揭发于成龙与熊赐履勾结，才是招权纳贿的真小人。（参看前揭《榕村续语录》卷14。）

由此可以了解康熙三十年（1691）于成龙与陆陇其的互訐。两人都是皇帝表彰的清官。陆陇其紧跟他的浙北同乡吕留良，把朱熹看作孔孟道统的顶峰，做知县十五年，官小名大，得授御史。适值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为筹饷三开“捐纳事例”。同衙有个同为七品官的御史，建议捐班官员可以加捐“免保举”（到任不受上司审查），还可“增捐应升先用”（不受科甲出身的年资限制）。陆陇其很不平，上疏说“若许捐免保举，则与正途无异，且是清亷可捐纳而得也”（《清史稿》本传）。他不知这套捐官奖励办法，实为汉军于成龙任河道总督时的建议。此公现任“总宪”即都察院左都御史，正是陆陇其的顶头上司，他岂能容忍部下唱反调？经他活动，九卿会议谴责陆某“迟误军需”，决定罢官充军。幸而皇帝已发现都察院多属“于成龙走狗”， 便说陆陇其“居官未久，不察事情”，免其发配。（参看前揭《榕村续语录》卷14、《清史稿》卷265等。）

于成龙、陆陇其在清代都号称清官。两人同为有奉旨说话特权的言官。然而他们争论的课题，即该不该因财政困难而卖官并使捐班补实缺优于科甲。按照满清法典，有理的当然是陆陇其。然而赢家却是汉军于成龙。难道此人真能转移君心么？不然，据李光地说，当时康熙帝已掌握了于成龙与熊赐履私下勾结的证据，对反对捐班都是假道学的说法表示怀疑。但这个汉军旗人也真会辩解，看了皇帝出示的熊赐履致高士奇密信，只说了一句话：“这就不晓得他们蛮子的事了。” （前揭《榕村续语录》）问题回到维护内满外汉的政体，满洲大君岂不以为反对卖官乃属汉臣的阴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