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上古时代人们并不热衷于做官，尧与舜都曾主动禅让了帝位，可是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却为小小的县令争得你死我活。人心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韩非子给出了答案：“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原来尧舜为帝时比后来的县令要辛劳得多，而享有的福利却远不如后者。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无论社会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但人们对权与利的认识却没有什么改变，“权利”一词是我们祖先对此所作的经典概括。权力不仅是通向财富的最佳捷径，权力的大小还与财富的多少呈正相关，所谓“高官厚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既然权力与利益联系得如此紧密，“升官发财”也就自然成了广大老百姓永远不变的理想，就连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与李白也未能免俗。当一批又一批逐利之徒挤入官场以后，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与政治的腐败就必然成为老百姓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恶梦。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升官发财”历来与他们无缘，他们只好把“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可是在“无官不贪”的社会里，真正的清官往往寥若晨星，于是老百姓通过文艺作品塑造了许多清官的形象以自慰。其实，在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些清官。他们为老百姓办过一些值得称道的事，但自身的生存处境却并不佳。
楚国宰相孙叔敖应该算是较早的清官，他忠心耿耿地帮助楚庄王治理楚国，为官清正廉洁，终于使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叔敖死后，他的妻儿很快陷于贫困，只好靠卖柴为生。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借妇人之口说：“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进而唱道：“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楚庄王闻此言，“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这段故事透露出古人的一个共识：如果做官不能带来利益，那么它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宁死也不去做。因此做官谋利、升官发财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孙叔敖的所作所为自然不能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这位早期的清官在人们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子。
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发给各级官员的法定俸银很少，官员贪污受贿已经普遍化、公开化了。据史书记载，官至尚书者全年俸银不过152两，凭此根本无法维持生计。各级官员的主要收入全靠下级的馈赠。这样一级一级地馈赠，排到七品“芝麻官”时只好直接搜括老百姓了……一个王朝就是这样逐渐颓败的。在这样一个充满铜臭与罪恶的官场中，清官要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更加艰难了。
曾经当过明朝知县的郭允礼是少数怀抱清官理想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在其经典著作《官箴》中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名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郭允礼在任河北无极县令时，还将此言题写在一块碑上。其实郭允礼深知清官难做，他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当时被誉为“清官第一”的甄完的事迹与遭遇。甄完出身贫寒，走上仕途以后曾被明朝皇帝派往外地担任多种要职，所到之处无不留下卓著的政绩和廉洁的美名。甄完有一次外出处理公务时，为了简化烦琐的接官礼仪，减轻百姓负担，曾给当地立下这样的规章：“来官不接，去官不送，膳食住宿，一概自理。”景泰三年，甄完升为河南左布政使，任内遇到黄河决口，十万难民无家可归。甄完每天经手的救灾银两成千上万，他不但分文不占，还省吃俭用，用自己的俸禄资助灾民，受到百姓的广泛赞誉。众人皆贪你独清，甄完终于招来官僚阶层的中伤与陷害。他们给甄完罗列了很多的罪状，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指控他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国家财物，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府第。虽查无实据，但甄完也有口难辩，后来只好托病辞官。甄完在归乡途中，路经浙江嵊县境内的一个水塘，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在洗脚，便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七个铜钱给了他，并叹息道，自己虽蒙不白之冤，辞官回家，但自身的清白如同水塘！为官几十年的甄完返乡以后，仍住着老家的旧茅屋，与年迈的父母相依为命。家养的两只鸭子每天所下的蛋，就是甄家最好的菜肴了。当皇帝终于弄清了真相以后，深受感动，赶紧诏甄完进京复职。孰料此时的甄完已万念俱灰，不愿再次为官了。于是皇帝封甄完为“清官第一”。
海瑞无疑是历史上所有清官的最高代表。几百年来，海瑞经无数文艺作品的传播，早已成为家喻户晓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历史上的海瑞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亮点是他从政20多年，官至二品，仅仅留下白银20两，连为他办一次丧葬都不够。
举人出身的海瑞尽管清正廉洁，但仕途一直不顺，直到49岁，不过是个正七品的县令。然而，他得到了命运的帮助。这一年，长期把持朝廷的大学士严嵩被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随之倒台。海瑞因为当初敢于和他們作对，故声望大增。海瑞决心不辜负人们的期望尽忠报国，他怀抱着必死的决心上演了“海瑞骂皇帝”的惊天大戏。他在给嘉靖皇帝的奏疏中指责他迷信道教、不理朝政（后来的万历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竟创下了30年不理朝政的世界纪录），是个虚荣、自私、多疑、残忍和愚昧的君主。指出“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說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做得不对了。海瑞在奏疏中虽然也守着人臣的本分，但其措辞之尖锐确实史无前例。嘉靖皇帝的震怒之情自然可想而知，但他当时并沒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后来他左思右想，实在气愤难平，终于下令把海瑞逮捕关押在东厂。刑部建议按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将海瑞处以绞刑，然而嘉靖皇帝直到驾崩也沒有批复。
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放出狱。有人说，政治家都是在监狱里变得伟大起来的。10个月的牢狱之灾果然使海瑞声望大增。然而，朝廷却为给海瑞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官职而犯难。后来终于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让海瑞不断升官却不让他承担什么实际责任。海瑞就这样很快官至正四品。然而, 海瑞对无功受禄并不滿意，他对国家和百姓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不久，海瑞终于被任命为巡抚，驻扎苏州。当地很多官员闻讯自动离职或请求调离，大户人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成黑色，以求韬光养晦,有个官员还把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海瑞上任后还发布过令人奇怪的公告：境內停止制造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等奢侈品。海瑞的执政理念立刻与既得利益阶层发生了全面冲突，明枪暗箭不断朝他袭来。一年之前，海瑞作为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沒有人敢于非议他，现在他却成了众矢之的。1570年春，愤愤不平的海瑞在巡抚任上只呆了8个月，终于被迫辞职回乡。他在辞呈中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两年后，年少的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其权势几近摄政王。海瑞以为命运又将发生转机，他希望张居正能为自己主持公道。张居正却在复信中說：“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对海瑞表示同情却委婉地拒绝援手，致使海瑞赋闲在家前后达16年之久。
海瑞的故乡远在海南岛，当时是常有海盗出没的蛮荒之地。他被迫退休回到原籍闲居，无异于被放逐。海瑞的一妻一妾早已相继死去(当时的政敌曾指控系被其谋杀)，几个儿子也全部夭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海瑞面对既不能尽忠又不能尽孝的困境，内心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他或许想到了孔子在颠沛流离中曾反复问弟子的那句话：“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其实司马迁早在《悲士不遇赋》中就给出了答案，乃是统治者“昏昏罔觉，内生毒也！”就在此时此刻，大知识分子张居正却一边享有万贯家财和七位年轻美貌的姨太太，一边营造着自己作为改革家的政绩。清官与贪官的境遇真是冰火两重天呀！
1582年，张居正寿终正寝，他终于彻底暴露了大贪官的真面目并被万历皇帝清算。3年后，深受张居正排挤的海瑞被重新起用。此时，海瑞已是72岁高龄，却不改初衷，向皇帝提议依照洪武皇帝的严刑峻法来惩治贪污，凡贪赃在80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的极刑。此一不合时宜的提议惊动了整个官僚阶层。他们照旧为海瑞罗织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例如指控他以圣人自诩，奚落孔孟，蔑视天子等等。
海瑞终于绝望了。他提出了7次辞呈，但每次都未获皇帝批准，因为王朝还需要海瑞这张招牌。1587年底，74岁的海瑞在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任上去世。官僚阶层一定为此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們终于仍掉了这块烫手的山芋，再也不用担心这位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出来惹是生非了。
海瑞的从政生涯虽几经沉浮，纠葛不断，但仍是所有清官中最幸运的，应该说是个奇迹。他不仅没有像于谦、袁崇焕那样被明朝皇帝冤杀，而且在任时就受人仰慕，并得以青史留名，实现了令读书人魂牵梦系的理想。几十年后，明朝像一艘千疮百孔的大船一样，终于迷失在历史的海洋中。海瑞虽一直广受敬重，却没有人真正愿意仿效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