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

公元前2世纪晚期，西汉帝国宣布“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开始控制候补文官的教育和考试等权。那以后相传由孔子撰定的五类著作——《诗》《书》《礼》《易》《春秋》的若干传本，获得帝国统治者相继认可，成为儒术的教科书，所谓“立于学官”。

于是，原属纺织工艺的古老概念的“经”，便由早先诸子学派都可用来比喻某种纲领性的学说或文献的通称，变成了唯指儒家学派尊崇的所谓孔子亲授的五类或六类（“六经”即五经加《乐》）著作的专称，而且是必须得到在位君主认可的那些圣经的专称。

然而，西汉武帝批准设立博士官传授的“五经”，都用秦统一文字后通行的“今文”写成，就是说均属汉初相国曹参废除秦汉间实行了二十年的“挟书律”以后才问世的新写本，也许只有《周易》例外。

问题在于共同尊崇孔子的儒家各派，对于“五经”，不仅各有诠释，而且各有传本。汉初图书解禁后出现的今文经典，都有不同师承的诠释即“传”相附丽，一“经”常有数“传”，例如今文《诗》便有齐鲁韩三家传。同时，民间还不断出现“古文”，即非官方通行文字写成的经传。例如《尚书》的古文本，篇目文字都与今文本有很大差异。汉武帝同意他的丞相公孙弘将博士官由顾问官变成教育官，使培训文官的官方教育变成儒者的禁脔，而“五经”的文本和诠释又限于特定的今文经传，于是所谓经学的内部，以今古文争立学官为开端，出现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

从秦帝国建立到清帝国灭亡，朝代更迭虽多，政权分合虽频，共同的统治形式都是君主专制，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共同的关注焦点便是如何保证这个专制体制稳固与扩展“君人南面之术”，在西汉中叶后即司马迁首先揭示的“以经术缘饰吏治”。

历史表明，自从儒术独尊以后，中世纪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学，便以学随术变为主导取向。官方表彰的经传研究，总在追随权力取向，论证经义具有实践品格，所谓通经致用。但通经标榜的是阐明孔子的基本教义，所据经传又充斥着关于历史的矛盾陈述，要使其化作粉饰或辩护现行的“君人南面之术”的信条，需要不断重新诠释并在“致用”上出现歧见与冲突，当然必不可免。

中国的中世纪史特别漫长是事实，但绝非黑格尔所武断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理智活动方面是停滞不前的，所谓“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即使形式似乎最少变化的经学，究其历史形态，也总在或隐或显地不断更新。至迟在18世纪，学者们便指出传统经学存在着汉宋两大系统，并从历史角度探寻经学在时间上的变异过程，乃至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于“经部总叙”也强调西汉以后两千年“儒者相沿，学凡六变”。那以后，继续展开的经学原典考证，从音韵、文字、训诂、订补、校勘、辨伪、辑佚等角度，愈来愈多地恢复今古文诸经传的历史概貌及其材料来源，从而为清末以来的经学史研究准备了文献基础。

尽管如此，从史学角度清理这份庞杂的经学遗产，依然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非但在于经学史料的数量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在于经学史的整合性研究所必须的分解式研究十分贫乏。有的专门研究，如《毛诗》《周易》的论著甚多，却偏于文学或哲学，而关于《易》的经传阐释，甚至常常令人感到那是在复返纬谶式的神秘主义。从中世纪统治学说史的角度清理文献，以期通过体现时地人事诸特征的相关著述，历史地再现中世纪经学的文献行程，在目前更有必要。

《传世藏书·经库·经学史》书目的选择便基于以上认识，所选择的二十一种著作，大致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形态的经学代表作。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从孔子到孟、荀的原始儒学遗说，没有入选本类。这是因为本类选目的尺度在于经学史，它的文献的正式开端应为西汉伏胜《尚书大传》。

第二，从“五经”到“十三经”的历代官定的传本及注解，也没有入选本类。这是因为《传世藏书》已将清刊《十三经注疏》另列为经类。同样，表征经宋学历史行程的主要著作，例如朱熹的《四书集注》、胡广的《四书大全》等，也因别有处理而不入本类。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以上著作应属历代统治学说的直接陈述，不选入本类不等于否定其历史地位。

第三，从经汉学到经宋学的要籍很多，入选本类的作品，限于相关时代在学与术两方面具有承前启后或推陈出新的实际效应的著述。某些备受后人推崇或非难的论著，也因此不被编者看作其同时代的经学形态的历史表征。

第四，从西汉经今文学、东汉经古文学、南北分立的通学，到取南补北的唐学，在经典研究上变异较多，因而入选本类的有关著作也较多。相形之下，经宋学系统内程朱与陆王两派学说，哲学意义都胜于政术意义，其主要论著也已归入别类，因而入选本类者仅限于在唐宋间经学更新运动中有转捩作用的陆淳、王安石、刘敞等人的论著，以及用朱子学论史论政并在明清科举制中长期作为策论教科书的《大学衍义补》。

第五，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间，经学研究出现了由近及远地否定传统经学诸形态的“倒演”过程。其间有众多学者对于澄清中世纪经学史作出过重大贡献，例如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乾嘉间吴派考证学中坚惠栋、钱大昕，嘉道间提倡帝国“自改革”的先驱洪亮吉、龚自珍，以及清末否定中世纪统治学说甚力的夏曾佑、宋恕、刘师培等。但他们的论著，或过泛，或过专，或别入他类，均没有入选本类。但希望本类所选从阎若璩、戴震到皮锡瑞、章炳麟的论著，有助于经学史这重要一段即清学史的再研究。

本类的选目是否有当，校点是否审慎，均待方家批评。《传世藏书》主持者决定全书改用简化汉字刊行，在古籍整理方面虽非首创，但全面应用于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四部旧籍的重刊，则无疑属于巨大的试验。作为经学史类和先秦—五代诸子类的主编，我以为试验是可以的，有利于已对繁体字和文言文恍如隔世的青年学人直接阅读旧籍，但作为传统文化研究的从业者，目前所见的效应还不足以使我放弃关于简化汉字可能造成误解有关文本的疑虑。因此，入选本类的原著，倘有版本选择不当、句读标识有误等问题，理应由我负审阅不周之责。但繁体化简体，异体古体化通行简体，则屡经复校而仍然有碍于理解原典本义，则可能属于试验有待深化的启迪。

1996年农历丙子白露于复旦

附记：本篇是我主编的《传世藏书·经库·经学史》的整理说明，原载1997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印行的该书卷首；现改今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