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六年（1801）皖南青年包世臣著成《说储》。据《剑桥中国晚清史》主编之一刘广京的意见，《说储》实为晚清政治改革思潮的滥觞。
杭州才子龚自珍（1792-1841），于嘉庆十七年（1812）二十一岁时，曾侍父居于安徽知府的官署，那时他是否结识包世臣，乃至读过《说储》？不清楚。据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晚年与包世臣交好，《已亥杂诗》第二二九首“泾县包慎伯赠予《瘗鹤铭》”，即明证。因而，龚自珍于二十三岁在徽州著《明良论》四篇，抨击官场腐败皆由专制体制，次年随父至上海的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的衙署，写出组文《乙丙之际箸议》，疾呼帝国如不“自改革”，就难逃周秦以来改朝换代的覆辙。他有没有受到包世臣的影响？同样不清楚。有一点应属事实，即龚自珍的“自改革”吁求，从抨击时弊的重心，到逻辑推论的思路，都很像《说储》的延伸。
龚自珍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暴疾捐馆”。而包世臣多活了十四年，虽早在道光五年（1825），将《说储》下篇关于改革治河、盐政、漕运弊病的设计，编成《中衢一勺》出版，晚年又收入《安吴四种》，却不敢刊布《说储》上篇。相反，英年早逝的龚自珍，其遗文尽管曾被魏源删削，却早以不同形式流传人间。因而，说到晚清“自改革”，人们常谓发韧于龚自珍。
龚自珍卒于清英鸦片战争发生次年。他死前两年多，曾著《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对林则徐奉旨赴广州禁毒，表示热情支持，但林则徐复札却对他的献策只给半首肯，并且拒绝他同往广州。这使他很失望，“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从此他的诗文，仿佛已将粤海日趋激化的清英冲突置诸度外。这是否表明，在当时龚自珍眼里，帝国危机仍然在内不在外呢 ？很难说。历史表明，龚自珍少作诸文，吁求帝国“自改革”，好为预言，如暗示清廷墨守祖制，安于长夜沉睡，“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就可谓不幸而言中，在他死后不到十年，远在南疆桂平的大山之中，便爆发了拜上帝会的矿工与农民结合造反，号称太平天国，几乎颠覆了帝国。然后由于清廷的愚蠢，竟在太平天国战争高潮中，给英法联军入侵北国制造借口。于是在巫术迷信氛围仍浓的晚清，龚自珍似成先知。
苏州人冯桂芬（1809—1874），是林则徐的门生 ，清英鸦片战争开打那年中一甲二名进士，即授翰林院编修。其后迭遭母丧父丧，逢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在籍办团练有战功，升任五品衔的右春坊右中允。太平军克苏州，遁入上海租界，与各国政商人士直接交往，政见学识都发生很大改变。他开始筹画用洋人力量组织地方武装，致函说服曾国藩派李鸿章招募淮军援救上海。由此迫使李秀成处于守势，并使淮军借洋枪队重占财赋重心苏松等府，而冯桂芬也化身为晚清“洋务”的首要理论家。
《校邠庐抗议》便是冯桂芬“洋务”设计方案的汇编。，冯桂芬自序说书名“抗议”，乃用《后汉书》赵壹传语，“即位卑言高之意”，但序末自署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冬十月，却透露他的真实命意。原来此月初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手发动的“辛酉政变”得逞，政府大改组，宣称次年改元同治。他们随即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等于把东南军政大权交给湘淮系汉人官绅。这是自清初洪承畴死后近二百年，满清首次赋予南国一名汉官如此巨大的权力。冯桂芬显然从中看出了扩展南国士绅权益的机会，立即将改革现状的政论四十篇结集，寄给曾国藩，说是求序，实为献策，而且自比为东汉末名士赵壹对名将皇甫规的说辞，所谓“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
曾国藩组建官兵饷械都自募自筹的湘军，分明违背满清不许南人将兵的祖制，却道是为了捍卫“开辟以来名教”，但在战争过程中，却向他诅咒的天国一样，“窃外夷之绪”，越来越依靠洋器洋人博取内战胜利。只是他和左宗棠、李鸿章等说一套，做一套，所谓义理与践履二律背反，正如满清列帝好申斥的“假道学”，适足以给满清祖制守护者提供攻讦的口实。冯桂芬的《抗议》，显然要为曾李左的言行相悖辩护，并且以攻为守。
《抗议》自序已彰显冯桂芬的策略。他首先赞颂“三代圣人之法”臻于至善，倒是后世近功小利的儒者不断将它弄坏，致成空言，接着“观于今日”，连举十二大弊，指斥后儒已将三代圣人善法败废无遗。然后他强调“古今异时亦异势”，不可“一切复古”，只可去其不当复，而复其当复。这已是包世臣、龚自珍论调的重申，但冯桂芬走得更远，竟说在“法”即制度应用的层面，也可以“用夷变夏”。
当然，《抗议》四十篇，附二篇，成稿前正值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而逼迫清廷签订新一轮的不平等条约，因而冯桂芬对于“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表示“奇愤”，可以理解。他憎恶魏源剽袭林则徐的手稿，斥责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策略行不通，“欲以战国视诸夷”，却以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有道理。因为满清由叛明到代明，就是“师明之长技以制明”。所以，《抗议》指出明末“采西学”行之有效，又绝口不提明人视满洲为“夷”，还处处不忘声明当今夷夏之辨，即指英法美俄等国与今之中国或中华的区别。明乎此，便可窥知冯桂芬和他的同时代人士，所谓“师夷长技”，承认“用夷变夏”有可行性，实为后来“向西方学习”的原初表述。
正因如此，《抗议》作为冯桂芬向正在南国得势的湘淮系首领献出的治安策，为什么要再三申述“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甚至危言耸听，罗列“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不符”，乃至“船坚炮利”、“有进无退”等等方面，中国都“不如夷”。
在《抗议》中，冯桂芬反复指出中国曾经领先于晚出“诸夷”，即当今也多“秀民”，只要懂得自立、自强，必可恢复往日的光荣。《抗议》提出这样的论断，“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冯桂芬称这是“今日中国第一要务”，表明他关注的焦点，仍是曾国藩《讨粤匪檄》已提出的，被太平天国战争冲得大乱的“伦常名教”表征的社会秩序，怎样重建的问题。
冯桂芬已表明，他反对恢复战前清廷那套“以满驭汉”的统治秩序，更反对满洲权贵朘剥江南财赋的局面再现。眼见动乱已快结束，江南世族必能取消佃农乘乱“租田当自产”的做法，需要传统“名教”的支持。然而不解决清廷与江南世族的租赋分割难题，富民必将重赋的负担再度转嫁给贫民，最终仍会导致“民穷为匪”。因而《抗议》认定重建“伦常名教为原本”，却反复重述清初顾炎武《苏松二府田赋之重“的主旨，要求清廷对苏松太三属大幅度“减赋”，并特别指出“正本清源”的关键，在于安置乱后倍增的游民、饥民、妓女等。正是在“收贫民议”的破题中，冯桂芬写出那四句教：“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被有的近代史论者叹为惊世骇俗的这四句话，在古近变法史上是老调，但针对咸丰朝仍然很盛行的排外论，则是针砭。其实冯桂芬此篇赞赏的“夷法”，无非是指荷兰、瑞典的济贫院、教养所之类，他也承认这类机构在中国古已有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而已。至于政体改革，他的主张更限于皮毛。清末章太炎曾批评他最受“宦学者”称道的减赋主张，“特为世族减赋，顾勿为农人减租”，表明其论“不正其本”，并非苛评。
《抗议》的第一回应来曾国藩。他虽迟迟不愿为《抗议》作序跋，却不禁人传抄，终于以复函形式肯定此稿“必为世所取法”。继之是李鸿章，推许此稿深中“洋务机要”。在清法战争中崛起的清末洋务首领张之洞，盛称它是“中体西用”论的先河。戊戌百日维新，康有为们仓卒拿不出应诏“定国是”的方案，骑虎难下的光绪帝，只得请求荣禄将四十年前成稿的《校邠庐抗议》翻刻一千部，发给内阁六部九卿各衙门就本职陈述其可行性。变法被慈禧政变绞杀，但各部遵旨复议的档案仍存，可惜迄今尚未得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