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例如政治史家总好歌颂的西汉“文景之治”，那治法的一个表征，就是一再颁布“卖爵令”，凡向朝廷捐献粮食的富民，“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见《汉书》食货志上）。相传曾经孔子修订的今文《尚书》，已说虞舜便规定“金作赎刑”，官员有罪可以罚金赎减，可见卖爵与用钱赎罪早就是官员的特权。问题是没钱就没法享受特权。公元前一世纪初，堪称“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因为替李陵在征匈奴战争中失败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汉武帝认为是讥刺他命将不当，下狱判死刑，却家贫没钱赎罪，被迫接受腐刑即以断子绝孙为代价，得以活下来完成巨著《史记》，便是反例。那以后的中世纪列朝的体制腐败史，套句古话，就是“史不绝书”。然而自两汉到元明，尽管没有一个帝国不是被政治腐败搞垮，但作为政治腐败的体制性痼疾之一，即专制君主经手卖官鬻爵，并在帝国大一统全过程的九世十帝在位期间愈演愈烈，唯有满清帝国可见。

我对这个史实初具印象，来自半个多世纪前初版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诸册。那时我才入大学习史，而邓之诚已被看作史界“骨董”。犹忆其书被中国通史诸师指定参考，理由无非是它抄撮史料尚简要。当年我对邓著明清史部分那六册也通读一过，对其述及满清顺康雍乾四朝史料印象颇深。

不忘的史例便有兴捐纳。邓之诚的表述照例仅寥寥数语：“清代弊政，捐纳为最。然一代不改，《会典》中一字不提，盖讳言之。”（氏著《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第一分册，页88，中华书局重印本，1983。）以下便抄撮史料，并附康熙捐叙事例、雍乾以后实官捐纳事例二简表。

在邓著以前，许大龄便有专著《清代捐纳制度》，但失于简，缺乏史例。在邓著以后，清史论著述及满清这一弊政，不是含糊其辞，便是轻描淡写，甚至索性不提。尤其是建国以后的所谓近代史研究，据我寡闻所及，这个论题似乎总置诸论者度外。

考诸前揭《道咸宦海见闻录》，清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1849年12月18日），即死后庙号宣宗、谥称成皇帝的满清入关后第六代大君驾崩两个多月前，这个皇帝“召对”调授贵州布政使（未到任即改授甘藩）张集馨的谈话，有这样一段最高指示：“第用人不可预存成见。登仕籍者只四样，满、汉、科甲、捐班而已。何途没有人才？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然后张氏紧接着记道：“上拍手叹息曰：‘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这不是骗人么！'”（前揭书，页119-120。）

按照道光帝的说法，捐班是满清文官的四大资源之一。捐班的官员唯知“将本求利”。捐班官员不可能成为清官廉吏。捐班官员是否授予实缺只看他对朝廷“经费”贡献多少。捐班官员授缺及官职大小早有祖宗相传的成例，“何能叫他不去”？于是皇帝明知“捐班不好”，仍然照准开捐，仍然照旧“骗人”。—如龚自珍早在鸦片战争前多年就抨击的，借口财政困难而“开捐例”，“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西域置行省议》，《定庵文集》卷中）。

道光帝承认捐班不好，无非在作自我辩护，完全回避捐班是公开的纳贿制度，而祸首正是他本人。这一点，乾隆朝的御史钱灃，就向乾隆帝指出，各省封疆大吏，“借纳贡名，贪婪无厌”，“嗣后愿皇上勿受贡物，俾天下督抚，无以借口”，就是说皇帝是贪污纳贿成风的带头羊。道光帝岂会不知本朝的这一著名典故？不过话说回来，一九五五年初版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明清部分，在指责《大清会典附事例》“一字不提”捐班制度的同时，却没有提及民国初期的《清史稿》，已对这个体制有专篇陈述，见该书卷112选举志七，同时该书的本纪、列传，也时时提及清廷兴捐例的过程及争论。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开设清史馆，为“胜朝”修史，馆员多属逊清遗老，所撰史稿有浓重的正统论臭味，如仍称太平天国乃“伪朝”之类，因而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它是清朝“正史”，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如邓之诚拒绝征引，未免属于偏见。这已属于另一问题，姑置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