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丹，著名老革命家、政论家、作家、书法家李尔重的爱女。任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干处副处长。她没在办公室坐班，主要是作为李老的生活秘书，照料她父亲。

由于有父女这一层关系，他是很尽职、尽责的，有时还做得严厉无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马司令，早年曾是李老的下属，每到武汉必来看望，老战友见了面，就畅谈忘倦，晓丹则在旁“提醒”客人：“好了好了，再谈下去，李老身体受不了啦！”特别当马司令向尔重提出写文章的建议时，晓丹就更出面阻止了。弄得两位战友都扫兴。我也曾多次碰到这样的尴尬。有次，李老为了浏览网上的信息（他自己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特意买了一台电脑，叫我帮他装好，接上宽带。我作好了这一切准备之后，准备找一位专家上门来设定一个简单的上网程序，让李老能方便地打开网页。但晓丹就“挡驾”了。她说：“李老这么大年纪，还学那么复杂的技术么？他身体也受不了！”一下子把我们努力了多时的事，砸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经常下载一些有代表性的信息，送给他看。李老很不满意这种做法，我们也不好把此事原由戳穿。

今年七月五日，李老要我去他家，交给我两本书稿：一本是《几许疏钟一三农问题》，一本是《论社会主义革命》。他要我赶紧校勘好后，送到出版社。

书稿中有一些变动之处，我必须到他家中去请示。七月上旬，至少去李老家三次，但都没有见到晓丹，是由一位老太太接待我们。李老介绍说：“这是院内一位干部家属，志愿来照顾我的”。我也不好直接问晓丹哪去了？

七月十八日，北京马司令给我来电话，说“寄给你一份材料，复印一份送李老，你一定亲自送去，当面看看李老”。我说：“近半月来，我去他家几次，出什么事了？”马司令说：“他家出大事了，你不知道吗？晓丹去世了.......”。我说：“司令员，是晓丹‘出事’还是‘去世’啊？”他肯定地回答：“死了”。我真大吃一惊，这些时，没看见晓丹，但李老家显得那样宁静，他交给我两本书稿，又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要我发到网上去，完全不像出了大事的样子啊！

七月十九日，下午，我陪同贺教授到李老家中，他对约见，早有准备，从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转化，一直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特别是毛泽东可以说是倾毕生精力解决农民问题，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半小时的谈话，简直把贺教授折服了，他握着李老的手说：“李老，在现任的党政高级领导人中，他们的学位都很高，但我从来没遇到像您这样博学多才，又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老领导。我真是十分佩服您......”李老打断了他的话，连连摆手说：“敬仰就不值得了，今后我们一起探讨吧！”

坐下来，作这样的长谈，要是晓丹在家，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说晓丹不久前死了，我完全看不出一点迹象来。几十万字的两本书，好几篇文章写出要上网，还有这次长谈的准备……仅这些繁重的工作，是一位九十二岁老人发生丧女之痛后能完成的吗？

临别时，张秘书来了，我与他交情颇深，关于晓丹的事，我可以问问他。我把他请到另一个小客厅问：“张处长听说晓丹出事了？”他反问我：“你从哪里知道的？”我说：“马司令告诉我的，我有些不相信”。张秘书严峻的说：“真的，去世了”。我问他：“怎么死的？”张说：“起先，头脑不正常，怀疑她有抑郁症，送到医院，不几天，人不见了，找回家后，把她看起来，不叫出门。哪知第二天清晨，就从卧室的窗口跳下去了（她家住6楼）”。

事情发生在七月二日，到今天才十七天，这十七天里，我共四次到李老家,他总是异常的宁静，可以说是“超负荷”地在工作。我常对人说：“九十二岁的人，完成比年轻人还多的工作，李老身体比以前更健康了”。原来，他是在用紧张的工作排除着心头的巨大悲痛。这位92岁的老人能承受这般生活之痛吗？我又怎么能帮他排遣心头忧伤呢？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想到曾护理过李老夫人的两位陪护。李老很满意她们的工作，还为她俩每人赠了一幅字。我告诉她们李老今日的处境，请她们留在李老身边，给他拉家常，讲民众的故事，拉他去打网球（这都是李老的爱好）。这样也许帮他度过困难。

七月二十三日，我与两位陪护一块到李老家。一进门，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李老说：“李老，我给你带来两位客人，她们来看你来了”。他很热情地与她们握手：“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帮助我家解决了很大的困难”。一面笑着，一面眼角里漓着泪水，因为她两人曾和晓丹也建立了很亲近的感情。他转过身来，瞅着我：“正华，你知道了吗？”这老人真敏感，一下子就察觉了我们的来意。我哽咽着说：“知道了”。他这才掉下眼泪，坐下来，面色严峻，对我们说到：

“这不仅是我和家庭的悲剧，也是当今社会和国家的悲剧。整整一代人都被资本的浪潮所淹没。晓丹害的是抑郁症，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社会压抑的病。她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处于绝望和崩溃的境地。对我当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流血牺牲，创立了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慢慢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又向我们反扑过来。有些共产党人，当了俘虏，成了牺牲品，我们的子女像晓丹，也成了牺牲品。我决不会倒下来，而且要给予以更大的反击。”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在“出事”后的半个月内，他拿出了这样多的作品来。他婉言谢绝了志愿陪护者的请求，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受得起沉重的打击，我决不会倒下！”

离开李老家，因为天气酷热，我们找了一家冷饮店，喝点饮料。两位陪护向我讲了晓丹曾同她们断断续续讲述的“心事”。可能这些都是压在晓丹身上从不对旁人讲述的心头之痛：

“在这个省级干部住宅大院内，可能要数我爸爸的官职最高，也可能算是最穷的了。我管这个家，真难。李老每月四千元左右，我妈长期住院，自己的工资扣医药费都不够，还要请两个人轮流陪护，一个人每月800元。这一笔是一千六百元，家里还要请一个人做饭，每月最少也得六百元，每人每月伙食费平均二百元，这就得一千四百元，总计开支三千六百元，剩下四百元每月水电和其他杂用，够吗？逢到开学，李老的侄孙要上学，得要寄一些钱去，他亲弟弟七老八十了，还要种田顾一家人生活，没有钱让孙子上学……”

“我爸从解放以来，在武汉、广州、海南、陕西、河北等省、市都是领导干部，有些地方还是‘一把手’，在最后任职的河北省，还是‘一肩挑’（省长、省委书记），可我们家兄弟姐妹没有安排一个人当官。我算是沾了他的光，按组织上的规定，他应有一个生活秘书，我是他女儿，就成了子女中唯一的副处级。我曾问我爸说，‘人家省长的秘书起码是正处，你向组织部门打个招呼吧，让我老了少出点医药费’！我爸说：‘我李尔重一生没打过这样的招呼！’本来我想顶撞他一下：‘这院内谁谁谁，不都是正处，副厅的么！’可是我不敢讲出口，怕惹他生气。”

清官难当！清官的家难当！清官家的子女也难当！

2005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