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销商品也是古已有之。然而促销功名和官职，不仅可以直销，可以打折，还由官方派员登门强卖，在清代却是咸丰朝出现的奇闻。
奇闻见于晚清一位常熟平民的编年体笔记《漏网喁鱼集》。作者姓柯，自署悟迟老人，名字已不可考。据内容看，此人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近七十”尚在世，当为嘉庆中叶生人，世居清代常熟县横泾乡（今属江苏省太仓县），读过书而无功名，邵循正说他“是一个中小地主兼小商业者”（见该书中华书局1959年初刊本卷首）。其书颇为太平天国史论者重视。但恕我寡闻，迄今未见近代史论者注意到其中有关清道咸间捐班扰民的实录。
捐班在满清道咸间早已体制化。可是导致大清帝国走向自杀的这一腐败机制，自上而下、由表及里的渗透过程，在清代公私记载中鲜有系统反应，尤其缺乏来自下层受害者的观感。《漏网喁鱼集》可说在这方面很有价值。
作者柯某显然常写日记，书中叙事总精确到年月日时，包括天气节气。例如咸丰初期，江南频频地震，水旱蝗灾不断，百物腾贵，而新铸的铜钱“咸丰通宝”质量低劣，致使江南民间交易都先声明“不要新咸丰”，诸如此类均被民间看作劫难将临的征兆。
这位“悟迟老人”逐一记述，与《清史稿》的天文、灾异诸志的相应陈述，不仅吻合，还更具体。因而可知他的观感，虽然肤浅，却合乎实相。那时代江南农村读过一点"诗云子曰"的小人物，都颇关心国家大事，柯某也在例内。比方说他记道咸间的两次鸦片战争，同情林则徐，憎恶琦善，既恨“英夷”，又不信封疆大吏忠君为国。那识见来自道听途说，并好信谣传，如将英法联军二攻天津与火烧圆明园的时间混作一谈，却也从中看出当时民间舆论，并非像某些近代史论者形容的对帝国命运木知木觉。
不消说柯某的确“悟迟”。他记咸丰初期的江南社会，天灾人祸相伴，但归纳根本原因，则以为“总之，天下之治乱，不出乎钱、漕、盐、考四政。”（前揭书，咸丰二年则。）仿佛只要皇帝英明，实现币值稳定、纳粮公平、盐价低廉，又整顿科举，天下就可由大乱变成大治。这是由满清朝野都当作“以史为鉴”楷模的小说《三国演义》的庸俗政见。连皇帝都信为治国睿智，也就难怪江南穷乡的常熟横泾一介白丁的柯某，行年七十仍不悟此类传统偏见为非。
不过这位江南老农（按照孔子的定义）仍比高踞龙庭的纨绔皇帝高明，因为他亲身感受“钱、漕、盐、考四政”，在道咸间都已成为功名官爵买卖的利薮，对“四政”纠弊补偏的任何改易更革措施，推行到民间，那效应都只能说改制适足以增弊，革政只会导致造反。
且不说《漏网喁鱼集》所述钱法漕粮盐务三政更张的历史社会效应，就看其书涉及科甲和捐纳的以下两个实例。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学院李煌案临。伊子逗意，邀倖者每名七百元，迨临期三百元亦可。”这是说江苏学政李煌，在任三年中到常州府巡回考试，因握有黜陟生员等级的权力，其子就发布信息，凡想成绩列优等者（廩生不降等，增生乃至附生可补廩），开价为洋银七百元，但到考场门前，已打四折半，“三百元亦可”。
咸丰二年（1852）：“最可恶者，接前任学政（即李煌），科试又连授一任。青麟（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八年任江苏学政）每试玉峰，常熟席枚生为引线，预通关节，须番人（墨西哥鹰洋）五百，及案临，三百亦可；无论书肆玉舖，皆能出入讲话；及封门时，青蚨二百缗亦能俯就。”青蚨指制钱，每缗千枚。据该书咸丰元年记，“洋合制钱一千四百七八十”。就是说，江苏学政青麟，连任两届，每回院试，由童生取中秀才，定价是洋银五百元，但到试场关门前，要入场并保证取中，价格已打六折。清末废科举，但“一考定终身”的官方应试教育，连同它买卖入学资格的传统，废止了吗？有历史在。
不过科举纳入市场经济体系，在清代早由祖宗开例。成书于清高宗改元乾隆不久的《儒林外史》，写过温州乐清一个文化流氓匡超人的发迹史。这个超人，家境赤贫，但好读八股时文，于是偶得县太爷赏识而成生员，又偶赴杭州投靠在浙省藩司衙门充当吏目的同乡潘三而加入黑白二道。他靠诽谤老师马二先生变成“选家”，更靠仰慕黑道头目潘三鼻息舞文犯法而脱贫致富，那关键就是充当替考秀才的抢手。《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深为鄙薄匡迥之类超人，但或许没料到他死后百年，大清体制如故，而士风已更加堕落。
《漏网喁鱼集》便已证明，时至道光、咸丰之际，要脱去平民白衣，换上秀才蓝衫，乃至穿戴举人、贡生或国子监生的纱帽圆领式官服，岂止不用雇人入场代考，甚至足不出户，便有功名送上门来。不妨抄几段原文。
咸丰三年（1853）：“军需浩繁，上谕劝捐，从优议叙，院试乡试皆加额，各处设局劝捐。常、昭有官绅公启一纸，内有一联云：‘官衔翎顶，荣施如愿以偿；银米钱洋，捐数以多为贵。'”当时常熟分二县，一常熟，一昭文，二县同时在辖区贴出告示，先引咸丰上谕，继有诠释上谕的“官绅公启”，内中宣称：你想得到官员职称、顶戴或者花翎的荣耀么？出钱便可如愿以偿；你有银两、米谷、铜钱、洋钱的选择顾虑么？不必在意，只要折算，都可认捐，政府但问捐数，折银越多，给官越大。
咸丰四年二月江苏督抚藩司出示：“内部给发空白监照，每县先给十数张，以便士民解运捺搁，价减银九、十两，零费三、四两，银减价一百六十串。”就是说，平民愿捐买国子监生的文凭，执照费和手续费都可大减价，合计每纸可省银十数两，如捐纳交铜钱，折合钱两也比市价便宜 （同年记官价“限定每银一两易钱二千”）。
咸丰五年三月：“南京沦陷以来，天下纷纷征调，所需粮饷，无非苛捐民间。……所喜者捐输票尚能折色买卖，所滥者功名路尽可买票捐输，无论虚衔实职，分发荣封，皆可顷刻而待，遑论其身家清白耶！空白监生照，尚现银兑，亦不论其刑伤过犯耶。”
就是说，在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定都江宁并改名天京以后，清廷越发为筹措内战经费而放肆地卖官鬻爵。只要出资，各种官衔或实缺，以及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荣誉，都可唾手而得。
实效呢？据柯某所记的常熟情形，一方面“如绅富家已邀恩重叠，虽襁褓之孩，已得奖励，假有身不清白，如数捐输者，亦居然衣冠中人矣！”另一方面“惟是风鹤之警，开征劝捐皆隐”，“报捐者绝迹”。
于是，满清官吏只好“死做”了，省府州县长官不断出告示，威胁、利诱乃至哀求，同时纵放“军需局董，沿乡劝捐”，“沿门勒写，进门时如化缘和尚，不遵捐数如弄蛇恶丐”。
如此“勒捐”，当然令人关心捐班的标价。满清有常捐，如捐贡生、监生、顶戴、加级、纪录等，多明码标价，但列朝价格不同；而实官捐在列朝的差别更大。一般地说，承平时或补实缺等价昂，动乱时或捐虚衔等价廉。但像咸丰朝捐班那么亷价，在道光朝以前则属罕闻。《漏网喁鱼集》记咸丰六年（1856）的捐班价格，除说民间“新咸丰不要”，下云：“京中已行钞票。报捐监生，京庄收兑者不过二十六、七元，后贱到二十二、三元，六十日到照。惟以钞票上库，虚衔实职亦然。（江苏）省中协济局，报捐从九（品）衔，只需二十元。”
由全书来看，这位柯某大约吃过地方官吏上门"勒捐"之苦，对捐班的批评颇有趣味。他说：“目今仕途壅滞，捐班捷径，小人拥挤，贤人屏退，其故何也？盖士人多贫，虽发，无力趋附；捐班固富，孝敬无所不至，得缺竭力搜罗。近来官皆无体恤下民、尽忠国事。如州县有罗天括地之手，督抚必奖为聪察明干之员。”如此云云，能说不合晚清历史实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