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瑛（1879—1943）被冯自由推为“民国以来第一清官”.因为他个性耿直，身材高大健壮，又正好姓石，朋友们都叫他“石头”。他的湖北同乡曹亚伯在革命党中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留学英国伦敦时，什么人都挨过他的骂，独有提起石瑛，他总是翘起大拇指，推许为湖北的圣人。

石瑛于1903年中举人，有旧科举的功名，1904年起到欧洲留学，先到比利时，再到法国海军学校学习，后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铁道工程。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从美国到英国，在朝野活动时，随同左右的就有他和李书城、吴稚晖诸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诞生，孙中山特派他总办全国禁烟事宜，三个月后，他回湖北主持同盟会湖北支部，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中当选为众议员。“二次革命”后，他名列袁世凯的通缉令，再度到欧洲留学，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采矿冶金，前后共9年，到1923年回国时因为路费不足，他只能搭乘货轮，睡在甲板上，遇到风浪则避到货舱底。回国之后，他的理想是兴实业，到广东办一家机械厂，没有成功，受蔡元培之邀，先为北大教授，不久他回故乡出任武昌高等师范大学校长，不到一年即与当地军阀不合，重回北大。

1928年，张知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和严重、张难先分别出任建设厅长、民政厅长、财政厅长，他们三人被官场视为异类，称他们为“湖北三怪”，不仅因为他们衣衫朴素，在街头走路，不认识的人往往把他们看作是“乡下佬”，更因为他们一反官僚积习、荡涤官场污垢的清新作风。不过只干到1929年的冬天，他就辞职了。1931年冬天，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也邀他为建设厅长，杭江铁路和发电厂就是在他任上建成的，当时浙江财政匮乏，是他通过上海金融界找到借款投资。

1932年，石瑛出任南京市长，正是在这个任上他的才能、品格、气度都得到了很好的施展，可惜为时也不过三年。南京是当时国都所在，达官贵人冠盖云集，往往依仗特权无视法律、法规及各种规则，他则一视同仁，从建筑、税收到地籍、交通等，一律都按规定办事。他很反感特权阶层以汽车接送子女上学，他认为大部分纳税人都是以公交车代步，号称“公仆”的人岂能只顾自己和子女的享受，何况这样做对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不利，与培养刻苦向学的风气相背离，所以他派出警察在各学校门口查察违规者。他提倡节俭，力戒奢侈，要求市属机关、学校使用国货，不要穿洋装，以便与一般市民的生活接近。他自己穿的衣衫都是土布，所以被市民称为“布衣市长”。他为了提倡守时，在南京市内设置了多处标准时钟，这些钟楼是很好的广告位置，有人提议在上面做香烟广告，可以收取巨额广告费，他坚持不许，国民党元老、他的老朋友吴稚晖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在英国留学时注意到工党机关报《每日新闻》绝不刊登烟酒广告，认为这样做就是奖励奢侈行为，这是世界各地的报纸没有的。他很推崇这种严谨的态度，所以要效法它，即使牺牲财政收入，也不在公共建筑上做烟酒广告，以免给民众造成赞同奢侈消费的印象。他在南京市长任上十分重视基础教育，积极扩充小学，改善教师待遇，甚至亲自物色、礼聘小学校长。对于保障市民生计，他更是无日不放在心上，从推出小额贷款到支持、帮助原传统的织缎业等，他在关乎民生、发展经济这方面都动足了脑筋。

石瑛在南京市长任上，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日本全面侵略的危机之下，以他的性格决不买日本人的账，有一次，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在和他路上相遇，要外交部人员引见，他不予理会，管自己走了。1935年春天，有日本团体来南京访问，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市政府科长以上人员全部到机场迎接，他认为此举辱国，就挂冠而去，对南京市长的职位毫无留恋。从1939年夏天起，他出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为抗战操心，对调和湖北的国共关系也尽了不少力。1941年春天他还在抱病主持参议会开会，拖到1943年1月才转往战时陪都重庆治疗，于当年12月4日病逝。

这块长期留学学习修铁路和采矿冶金的“石头”，三任建设厅长（1937年抗战爆发他再任湖北建设厅长），一任南京市长，赢得了“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的美名。然而，在污浊的官场上，像他这样一块干净的石头即使想保持洁身自好也极为不易。没有好的制度，有了清官也是靠不住的，有了好的制度，有人想不做清官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