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卫鞅策的核心就是从地缘战略的高度指出了魏国为秦国的“腹心疾”。提出秦国要挥师东进，争夺天下，就必须先行扫除魏国这一障碍。
秦朝是缔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央专制集权帝国。秦国“一扫六合”，次第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而缔造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始谋于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成功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前后历经七代国君，时间长达140余年。
在开创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统一大业过程中，秦国之所以能历经挫折而目标坚定如一，前赴后继地开创国家统一的伟业，与其高明的战略谋划密不可分。大致说来，秦国统一全国，经历了通过变法图强而居七雄之首、进军关东而翦灭六国两大阶段。前者创造了统一全国的条件，后者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而在第一阶段，改革家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著名的《卫鞅策》，使秦国得以“据山河之固，东向以成帝业”，迅速崛起，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必要条件；在统一事业的第二阶段，范雎向秦昭王奉献《客卿对》，使秦国得以“远交近攻，一扫六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
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远亲，“少好刑名之学”，有经营天下的大志，但长期以来仅仅只是魏国宰相公孙痤的家臣。公孙痤虽有识人之明，知道商鞅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才，但他在政坛上还有影响力时，并没有予商鞅以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是临死之时才请求魏王对商鞅予以重用，还建议说，如不能重用，请将商鞅杀掉，以免为敌国所用。可惜魏惠王将老相的嘱托当作临死前的胡话。时值秦孝公求贤变法，商鞅遂设法西去秦国，以求一伸大志。
早在春秋中后期，秦国经累世经营，开边拓土，已崭露头角，占据了今陕西中部泾、渭流域、甘肃东南部、宁夏等，东有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南有武关（今陕西商南），北据萧关（今宁夏固原），西有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有四塞之国的美誉。
但与中原其他诸侯国相比，秦国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从地缘环境看，秦国偏居西方一隅，影响难及中原，而向西发展，则西方皆为经济文化未开发的夷狄之域，自然条件也差，拓展余地有限；从社会发展阶段上看，秦国仍然处于奴隶制晚期，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关东六国，并为中原各国所轻视；从军事实力看，秦国并不具备与中原诸侯角逐的资本，而且在兼并战争中常常被邻国魏国打败，被动挨打，丧土失地。所以，秦国要跻身真正的强国之列，在各诸侯你死我活的兼并争雄中有所作为，必须变法革新，夯实国力，然后才能向东求得战略突破，与中原诸侯争雄。
秦孝公当上国君之初，面临的是强邻环伺的严峻局面。
但历史没有给秦国以特殊的机遇。在关东，天下枢纽的中央地带——中原，魏国已捷足先登。魏国处于中原腹心的三河地区，据有河东（今山西南部）、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河内（今河南东部黄河以北地区）。当时人顿弱称之为“天下之胸腹”（《战国策·秦四》）。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这样评价：“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交替）也。”处在这一地理位置的魏国，又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四周有齐、赵、秦、楚等大国包围。魏国君主魏文侯深知种种不利，于是乘周边大国尚未崛起之良机，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最早实施变法改革，使魏国一跃而成为当时的第一强国。魏国为了后院安宁，抑制秦国，取得西进的有利态势，就要向秦发起进攻，从秦国手中夺回陕晋要冲的河西之地。
从周威烈王七年（前419年）起，魏军数度越过黄河，争夺这一地区。为一举解决西河问题，魏文侯起用了大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吴起不负厚望，从秦国手中夺占了全部河西之地，将秦国势力逼退至洛水以西。之后，魏国设西河郡，以吴起为郡守，增强防务，训练特种部队——“武卒”，保持对秦国压迫性的攻势，使秦国“不敢东向”。而魏国因据有了河西，控制了黄河天险，则攻守自如，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到魏惠王时，魏国又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以占据有利形势，谋求统一三晋，恢复春秋时霸主晋国的全盛地位。但魏伐赵、伐韩的军事行动，皆为不谙战略形势的鲁莽之举，使魏国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同时也导致其他诸侯国的忌惮与算计，成为矛盾漩涡中的“公敌”。结果，东方的齐国乘机攻其后，先后大破魏军于桂陵和马陵，使魏国之霸业受挫，只得将来之不易的中原霸权拱手让人。
魏国之外，关东其他各国也兴起了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其中，齐国的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厉行法制，改革吏制，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北方的燕国也礼贤下士，重用乐毅、邹衍、苏秦等人“修法令”，推行富国强兵的改革。
这个时期，可谓是一个典型的“竞逐富强”的时代。
现代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开山祖哈·麦金德（1861-1947年）在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曾系统剖析地理与国家战略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地理与历史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世界舞台上各种特征和事件与地理之间有着因果关系，从中可以寻找到一些共通的东西，并藉以透视当时国际斗争中的对抗势力。比如，只要粗看一下欧洲政治地图，就会发现自然环境与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关系。即由俄国占据半个大陆的广阔地域和由西欧国家占有较小的领土的对比，而欧洲与亚洲联成一块大陆，所以欧洲的历史与亚洲的历史密切相关。如果把地理视野从欧洲移开，要整体地考虑一下大陆就会更清楚，游牧民族驰骋的欧亚大陆核心地带，自古就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区，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真正掌握了世界事务，这就是西方大国制定军事战略依赖的经典理论。（参考《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麦金德作为一名现代战略学家，过分夸大了地理环境对军事战略的决定作用，但他从全球角度立足地理条件分析世界战略形势及其演变的方法却是新颖的，也颇具启发意义。尤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高山大川对一个政权的稳定和发展的作用更不可低估。
激烈的军事、政治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各国必须不断变革以求生存。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系统的封闭往往导致孤立系统的死亡。没有外部的刺激和冲突，失去了“竞逐”的动力和环境，就不可能有内部的回应，然而不回应就要面临系统的老化和落伍，失去效率。美国学者麦尼尔曾将这一原理形象地比喻为“微生物寄生现象”，他说：
寄生物不时经历的比较小突然的小生境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新的地理环境出现了某种新的变异或突入现象，从而使微生物短暂地突破了原来的生态限制。本书以类似的方式探索人与人之间巨寄生现象的模式变化（《竞富逐强》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页）。
麦尼尔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十六世纪代表欧洲势力的葡萄牙到达日本时，正值日本中央政权崩溃的“战国时代（1467-1600年）”，各地群雄并起，争夺“天下”霸权。因此刚刚传入日本的火枪迅速传播，其研制、改良、操练也成为各割据藩主悉心探究的要务。短短一代人的时间，火枪就左右了日本的政治、社会生活，其火器之精良和应用之普遍，已超过英、法等西欧先进国家。但两个半世纪之后，当美国人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时，却发现普通民众对枪械十分陌生，事实上，随着政治的统一，枪械逐渐从日本社会消失了，日本人反而用起最笨重的冷兵器。
战国初年魏国的霸权以及对秦国的抑制，直接促使秦国发愤图强，奋起直追，任用商鞅实施变法。而秦国的变法图强和商鞅对国家未来发展大计的筹划，则是一个“刺激-回应”模式的正面佐证。
出于对秦国落后挨打局面的痛心疾首，秦孝公即位伊始，就决心振兴国家，所谓“三晋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常痛于心”，于是推出招贤纳士政策，下令只要有人能够出奇计妙策，让秦国强大起来，要官职给官职，要土地赏赐土地。著名法家人物商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秦国的。时值秦孝公求贤变法，一直寻求一伸大志之机的商鞅遂来到秦国，并顺理成章地成为秦孝公变法革新的“导师”。秦孝公与商鞅经过5年多的酝酿与论证，坚决反击“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传统保守观念（《史记·商君列传》），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响亮口号。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六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以“富国强兵”为主题的变法活动。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一是强化法制，将社会组织军事化，确立适应大规模兼并战争需要的战时体制，具体措施是对全国居民建立户籍， “令民为什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按照郡、县、乡、里等地方行政体系将“编户齐民”的民众纳入军事组织，从而确立以郡县制的社会组织为基础的兵员征集制度，为大规模扩军备战，建立起人数众多，装备精良、颇具战斗力的新型军队奠定了基础。
二是鼓励耕织，国家将田地分配给自耕农，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生产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从事经商等末业而致贫者或因懒惰而致贫者，将遭到连同妻子一起被降为奴隶的惩罚。
三是奖励军功。设立二十等军功爵，每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赐爵一级，并按爵位等级占有田宅和奴隶。如果没有军功，就不得做官。
随着变法的不断深入，秦孝公又于公元前350年开展第二轮变法运动。此次变法，首先是从政治上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将全国各地合并为41个县，每县设县令（负责民政）、丞（辅佐县令）、尉（负责军事），这些官员都由国君任命。其次是从经济上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废井田，开阡陌，使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并颁布统一的度、量、衡器，以保障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最后是革除陋习，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促进社会文明。第二轮变法运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废除了落后的奴隶制，确立了新兴的封建制，使秦国变法虽晚，但最为彻底，最为成功。经过变法，秦国不仅国家富足，社会安定，所谓“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而且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建立了一支在各诸侯国中战斗力最为强大的军队。
商鞅在彻底更张政治的同时，已思忖在军事战略上谋求天下之权。在辅佐秦孝公进行了五年的变法，秦国国力渐强之后，商鞅向秦孝公提出了著名的东向争天下策——《卫鞅策》。商鞅为秦孝公提出的“据河山之固，东向以成帝业”的对策，正隐约透露出从地缘战略立场规划一统天下大业的思考。
卫鞅策的核心就是从地缘战略的高度指出了魏国为秦国的“腹心疾”。提出秦国要挥师东进，争夺天下，就必须先行扫除魏国这一障碍。“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因为魏国的雄居中原“独擅山东之利”，堵住了秦国东向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别无出路的选择。而夺取魏国所占据的中央地带——中原之后，“利则西归秦，病则西收地”，秦国可以完全占据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
至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条件，商鞅提出，
一方面秦国经数年变法，已见成效，应该继续实行富国强兵的国策，造就实现“东乡以制诸侯”这一既定军事战略目标的坚强实力和后盾。
其二，仅仅依靠秦国自己的力量还不行，“以一秦当大魏，恐不如”，必须借助别国，最好是借力打人，坐收渔利，所以要配合外交工作，谋求“诸侯畔之（魏）”的局面出现。
其三，充分利用自身有利的战略地理条件，尽快占据山河之险，“据河山之固”，为东出中原，角逐天下，完成统一，创造必要的机会。
历史恰恰提供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契机。
一是魏国的西进在受到秦国的顽强抵制后暂缓，自设置西河郡之后再无大的动作，并一度因秦的反击和东、南两个战略方向的威胁上升而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减轻了对秦国压力；
二是东方的战略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齐威王的变法而崛起的齐国，成了魏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魏国的霸权受到齐国的强劲挑战。魏、齐两强利益的碰撞使双方面临着矛盾的激化，战争正不可避免。
三是魏国与传统盟友韩、赵二国的控制与反控制正愈演愈烈。三晋一体的局面已然崩溃。凡此种种，都使得魏国无暇西顾，于是便为秦国提供了良机。
战争首先在三晋之间爆发，齐国计划趁机削弱魏国，渔翁得利，岂不知强中自有强中手，而秦国更是棋高一着，从齐、魏相争中取得更大利益，成为最大的赢家。桂陵之战后，秦国更坚定了利用齐、魏相斗以借刀杀人，坐收渔人之利，实现弱魏争霸的战略目标。为此，商鞅亲自出使魏国，向魏惠王献策说，大王若想真正称王于天下，仅仅使宋、卫、邹、鲁这些小国臣服还不够，只有联合一个大国，打击一个大国，威服一个大国，才能成就霸业。具体说就是要以齐、楚为主要敌人，以燕、秦为盟友，从而建立王天下之功。此番高论自然迎合了魏惠王的野心，惠王于是忘乎所以，挑起魏与齐、楚间的大战，结果使魏国陷于众矢之的的尴尬境地，成为各诸侯国联合打击的目标，屡次惨遭军事上的沉痛失败。“于是齐楚怨，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战国策·齐五》）。
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魏国将军庞涓率军向韩国进攻，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乘魏弊”的建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待韩国无法再支撑下去时，齐国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齐军先是兵锋直指魏都大梁，迫魏军回撤，然后向南撤退，撤退过程中又以退兵减灶来引诱魏军追赶。魏惠王听说齐军撤退，也认为是击齐之良机，于是派太子申、庞涓为将，统十万大军追击，欲与齐军主力决战，一举歼灭齐军。孙膑预先在马陵山山道设下埋伏，待魏军入伏，万弩齐发，庞涓自杀，太子申被齐军俘虏。这次惨败使魏国元气大伤，从此势如强弩之末。战国前期以来魏国独霸中原的战略格局被打破了。
商鞅和秦孝公抓住魏国“大破于齐，诸侯畔之”这一大好时机，开始了使秦国迈向中原的军事行动。马陵之战的当年，商鞅便率军攻魏，次年又与齐、赵会盟，共同伐魏，多次大败魏军。周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死，秦国的改革形势出现逆转，公子虔等人以“谋反”罪将商鞅杀害，但秦国东向以争天下的步伐并没有因一时的政治逆流而停止。
周显王三十九年，秦将公孙衍率军大败魏军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南），俘魏将龙贾，歼敌4.5万，魏国被迫将河西之地献给秦国。次年，魏国因与楚国交战，秦助魏军击楚，战后魏国被迫将河西西北的上郡15个县全部献给秦国。魏惠王为此叹息：“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孟子?梁惠王上》），秦代几代国君的宿愿如愿以偿。秦国由此完全控制了西河（今陕西与山西交界处黄河南段）天险，从而能据崤、函之利，大河之险，获得了东向以临天下、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主动。
接着，秦国对东方的韩、赵、魏三国展开凌厉的攻势。为对付秦国的进攻，魏相公孙衍于公元前318年发起魏、赵、韩、燕、楚五国第一次合纵攻秦，参加此次联合攻秦的还有宋、卫、中山、匈奴，故也称“九国之师”。联军共推楚怀王为合纵长。但因参加联合攻秦的各国各怀鬼胎，只是企图通过虚张声势吓唬秦军，所以秦国利用东方各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和不愿决一死战的心理，开关迎敌，将“九国之师”吓得一哄而散。之后秦国又乘胜挥军出关，在修鱼大败韩、赵、魏联军，控制了东出函谷关进军中原的战略通道。
与此同时，秦国还采取了另一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策略。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兵锋南指，先后灭蜀、苴和巴国，并于公元前313年诱歼楚军，夺取汉中，据有长江上游，既可极大地威胁楚国侧背，又可对韩、魏形成北、西、南三面包围。至此，关中、汉中、巴蜀三个战略区连成一起，秦国国力空前强大，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对于《卫鞅策》的战略价值，我们可以从《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记载事关于商鞅的对手吴起的一则佚事得到佐证：“吴起汉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吴起曰：‘窃观公之意，视释天下如释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抿泣而应之曰：‘子不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去矣！’吴起果去魏入楚。有间，西河毕入秦，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先见而泣也。”事实上，一百余年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南”，恢宏历史场景的上演，正是《卫鞅策》的圆满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