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兵家”，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探讨战争基本问题、阐述战争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及其主要手段的重要思想流派。它渊源和萌芽于夏、商、周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并不断充实发展，于两宋迄明清时期进一步丰富。直至晚清，才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下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兵家”的称谓大致出现在春秋末期，《孙子·计篇》始见“兵家”一词。但此处的“兵家”，其含义为军事家、军事统帅，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军事理论家”。通观整个先秦历史，作为思想理论学派的“兵家”称谓似尚未出现。不过，名实不必然相符，兵家在当时的实际存在，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此，《吕氏春秋·不二篇》等典籍其实已注意到兵家的独立存在，并对其学术特征做出了扼要而准确的揭示。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兵家全面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只是当时人们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称谓作为其形式上的界定与命名。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史上，真正将诸子百家当作学派来命名和研究，乃是在汉代。到西汉中后期，兵家的学术定位已经可以说是基本明确了。与此相适应，在汉代，人们使用“兵家”的称谓已较为普遍。传统意义上的“兵家”有狭义的“兵家”和广义的“兵家”。狭义的“兵家”指军事理论家，且撰著有兵学理论专著的特殊群体；而广义的“兵家”是身份上可以跨专业且不一定撰有兵学理论著作的群体。为了更全面了解和认识历史上兵家学派和兵家文化的整体面貌与卓著成就，应该拓展研究范围，将广义的“兵家”包含在内。当然，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以考察狭义的“兵家”作为重点。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兵家及其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间又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初步发展期，包括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周易》中的兵学思想，代表作是“古司马兵法”。第二阶段是春秋后期，以《孙子兵法》的出现为标志，这一时期战争形态发生重大改变。第三个阶段是《孙子兵法》的延续、演变阶段，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第四个阶段是总结、综合阶段，出现了《六韬》。

从秦汉到隋唐是中国古代兵家及其思想发展的过渡期与延续期。这个时期的兵书数量不多，但是大量的战争实践丰富了兵家理论。这一时期兵家思想的发展有两个主要标志，一是兵学主题的转换，一是战略向战役、战斗层次的转换。宋元时期是中国兵家及其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期。元代的兵家思想主要体现在蒙古骑兵的军事实践中，具有鲜明的北方民族特色，但行诸文字的兵家论著很少。而宋代兵学则形成了中国传统兵学的一个高峰。明清时期，中国兵家及其思想发展进入守成期，这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点，也由此而迈向新生，因此也有显著特色。总之，明清兵家及其思想有其一定的创新内容，但从本质上讲，并没有重大的突破，乃是中国古代兵家及其理论的终点。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军事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传统兵学中的原生缺陷逐步被补足，中国兵学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兵家及其学术逐步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中国兵家思想主要包括历史上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所反映的战争观念、治军原则、战略原理、作战指导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载体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数量浩繁、内容丰富、种类众多、哲理深刻的兵书。其他文献典籍中的论兵之作也是其重要的文字载体，它们同专门的兵书著作一起共同构筑起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瑰丽宝库。

中国古代兵家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大体而言，它的基本内容是：在战争观上主张文事武备并重，提倡慎战善战，强调义兵必胜、有备无患，坚持以战止战，即以正义战争制止和消灭非正义战争，追求和平，反对穷兵黩武。兵家学派的学术载体主要是兵书。中国古代兵书的数量之大、内容之广，确实是令人惊讶和震撼的，形容为“汗牛充栋”“数不胜数”毫不为过。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曾对西汉以前的兵学流派作过系统的区分，将先秦至两汉的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个大类。秦汉以降，中国兵家思想生生不息，代有发展，但其基本内容与学术特色却基本没有逾越上述四大类的范围。但是，在后来“崇文”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的历史背景下，兵家的地位日趋低落，兵书的总量相对萎缩。到了唐代编撰《隋书·经籍志》之时，最终明确了这一点，即兵书略作为独立一大门类被取消，归入“子部”之中，且日益边缘化，由“蔚为大国”退化为“蕞尔小国”了。这就是目录分类变化背后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显著事例，也是“尚武”精神日益萎缩的具体象征，更是中国古代兵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逐渐趋于相对边缘化的开始。中国古代兵家由盛而衰，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也是势所必然了。

兵家思想的研究是军事史研究的主干与重心，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家思想的研究是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其中历史学与军事学是最核心的两大要素。这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在充分运用历史方法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地借助于军事学的范畴、概念与方法，注重于从军事学的角度归纳问题、分析问题、考察问题、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正是兵家思想的研究讲求科学性、学术性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

今天的中国古代兵家研究，应该致力于就中国兵家思想发展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演变轨迹、主要特征、表现形式、重要地位与文化影响等加以全景式的回顾与总结。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与揭示中国历史上的代表性兵家人物及其著作、诸子论兵之作以及经书史传所蕴含的兵家思想要义及其对中国兵学文化发展的卓越贡献，并对影响与制约中国历史上兵家思想发展的基本要素，进行必要而细致的梳理与剖析。

与儒学、道家、佛学乃至于墨家、法家等诸子学术的研究相比较，长期以来，有关兵家思想的研究，显然是相对滞后和单薄的。而这种整体性格局的滞后与粗疏，自然严重影响到兵家思想的变革与升华，使兵家理论的呈现形态失去了值得人们激发热情、全力投入研究的兴奋点与推动力，往往只能在缺乏高度的平台之上作机械性的重复。这显然会导致兵家学术思想整体研究的严重滞后。

我们必须坦率而虚心地面对本领域客观存在的落后现实，承认长期以来兵家思想、兵学理论研究中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但是，对我们而言，所谓的“危机”同时也往往意味着转机，而所谓的“困境”同时也往往意味着坦途。中国兵家思想、兵学理论的研究，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它的繁荣和发达也并非没有指望。换言之，使它走出困境的转机同样是可以争取和把握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寻找到赢得转机的途径与方法。

第一，寻求转机与实现突破，要求我们对兵家思想与军事历史文化的研究予以更大重视。第二，要想在兵家思想研究的领域中寻求转机与实现突破，那么，就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局限于现成的研究范式与思维定势。第三，寻求兵家思想研究上的转机与实现兵学文化探索上的突破，要求我们在从事兵家思想文化的整个研究过程之时，在充分和娴熟运用历史方法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借助于军事学术的基本范畴、核心概念与主要方法，注重从军事学的视野考察问题，并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正是兵家思想文化的研究讲求科学性、学术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必然要求。第四，在历代兵家思想文化研究上寻求转机与实现突破的一个关键，是要突破儒家按自己的理论要旨与价值取向而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种种粉饰和系统重构。第五，在历代兵家思想文化研究上寻求转机与实现突破，我们还需要拓展视野，以世界军事发展进程为坐标，来考察中国兵家思想史的演进规律、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

总之，兵家思想与文化的研究，只要真正回归历史、回归军事，我们就一定能走出瓶颈、走出低谷，就必然可以超越过去僵化的模式与平庸的论调，从而把握住新的发展契机，使这方面的研究得以升华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