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上古史，从其种意义上说，可以理解为是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东西两大区域及其相关势力之间长期对峙冲突，并不断同化融合的文明进程。这是我们在今天认知和解读扑朔迷离、云山雾障的中国上古历史之谜时，一个值得尝试的重要切入点。
商周之际，这个社会政治形态与军事战略格局，有了新的演进与展示。当时，西部的“小邦周” 通过牧野之战，一举推翻“大邑商” 的统治，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力量遂重新成为中原地区的主宰，而以殷商为主体的东部势力则受到严重的打击，西部胜利者成了“国人”，以“君子”的身份君临天下，而东部的民众与族群作为失败者、被征服者，而成为了所谓的“野人”，不得不臣服于西部势力，恰如傅斯年先生所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人民是殷人”。然而，傅斯年先生所说的“夷夏东西”对峙态势，仍在延续，其本质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这一属性，在西周初年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同时，长期存在的夷夏对峙客观现实，也是周初统治者制定战略方针、实施战略部署过程中所优先考量的关键性因素。
周公东征，是西周初年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灭商之后不久，武王去世，幼年的成王继位，周公摄政，诱发周政权内部的诸多矛盾与危机，随之爆发了“三监之乱”， 这场动乱，就其性质而言，既是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更是东西部两大集团之间争夺政治主导权和拓展势力范围的生死博弈。显而易见，夷夏东西的客观存在与长期对峙，酿成了这场几乎颠覆周族统治的大规模武装叛乱，而为了彻底解决东部势力的死灰复燃问题，周公等人也全力以赴加以残酷的镇压，致力于消灭东部势力赖以抗衡的物质基础，并摧毁其反抗的心理，使之彻底屈服和顺从周族统治的现实。
为了进一步巩固灭商和东征平叛的胜利成果，周初统治者深谋远虑，实施有针对性的战略部署，一是大规模武装殖民、分封诸侯，二是经营洛邑，构筑和完善军事防御体系，实行战略重心的东移。
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方面，为了应对东部势力的抵制与反抗，周公、召公、姜太公、卫康叔等周初重臣受封的地点，均处于东方区域，即原先殷商王朝与其同盟者的根据地，以起到就近镇抚和监督的作用。可见，周初大分封过程中的具体布局，是东西势力角逐竞雄的现实形势与战略逻辑条件下的逻辑选择。
在构筑和完善战略防御体系问题上，周初统治者果断地调整周室的军事部署，将战略前沿基地加以东移，将军事防御建立在东西部势力博弈的第一线。经过周公等人的不懈努力，西周王朝最终形成了以丰镐和成周为中心的战略防御体系，两大中心东西相望，互为表里，犄角相维，有效地确立了西部势力在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应该说，这同样是东西势力博弈下的产物。
从总体考察，周初的战略部署是成功的，为“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不乏一定的后遗症。周公等人致力于防范和镇抚东方，这固然消弥了殷商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但是，却严重疏忽了对王畿西部的防范，西周共、懿之后，戎族急剧崛起，周室兼顾东西两线，不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终于陷入战略上的极大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