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个来自于军事互动的概念，是人类社会不同群体在战争中运用智谋的产物。用钮先钟的说法，“最初的战争只是单纯的斗力，但很快，在斗力之外又加上斗智。到双方都知道斗智时，战略的观念遂开始产生。”以后，随着这个概念的传播，在很多领域都有了对战略的运用，其中就包括涉及国家间互动的国际战略。
国际战略是指国家调动相应的力量与资源以达到既定目标的科学与艺术。在这里，科学是指决策要正确，艺术是指行动要高明。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要使自己的战略既正确又高明，就需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战略研究。可能有不少人以为国际战略研究就是提出对策，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虽然战略研究必须提出对策，但如果不懂得如何评估国家的利益与目标，对国际环境没有适宜的判断，对可以利用的力量与资源没有适宜的配置，那进行对策建议就没有意义。实际上，国际战略研究是有门槛的，在学理上是有若干要素必须搞清楚的。
国家利益与目标
国家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总是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或者说要实现一定的需求。这种需求就是利益。虽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利益有不同的具体表述，但其实质都是国家没有而想要的东西，或是已有而须捍卫的东西。从研究的角度讲，不论是提出己方战略，还是分析他方战略，都需要首先评估国家利益。把利益搞清楚了，才知道自己与相关方要做什么和怎么做。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利益也是判断战略适宜与否的标准。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决策者都不可能长期推行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战略。
对国家利益进行判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虽然国家想要的东西常常会说出来，人们也可以观察，比如领土、经济发展，但“利益”作为概念却不能直接观察。在本质上，国家利益是有关国家需求的一种观念，是一种国民意识。这种意识是指什么，它是怎么来的，不同人很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与解释。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两种视角。
一种视角认为国家利益体现了一个国家要追求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是国家的地缘环境、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作为整体的需求，具有某种宏观和“神圣”的特点。这种利益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治家的阐述与揭示分不开的。
另一种视角则强调国家利益只不过是社会中多元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排斥的群体利益的集中体现。国家作为全体国民的代表，它的利益是整个社会中各种局部利益互动的结果。这种结果取决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也取决于政治力量背后的各种经济力量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影响。这种需求的形成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国家的作用是尽可能使“国家利益”同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相协调。
上述两个过程，从表面上看是对立的，而实际上则是相互交织的。一方面，国家政府要实现政策目标，都必须精心阐述“国家利益”，以便得到国民的认同。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各种集团甚至个人，要满足自己的要求，也都会力求使“国家利益”符合自己的愿望。通过这样一种上下互动而形成的共识，也许最后很难说它到底是自上而下形成的还是自下而上形成的。
作为战略的出发点，利益决定着国家的行动。通常，具有不同重要性的不同层次的利益，会导致国家做出不同性质的反应。例如，生死攸关的利益或核心利益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对这种利益国家是不能妥协的。在这类利益上国家间发生矛盾，往往会形成对抗关系甚至演变成战争。“9·11”之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就是因为“基地”组织危害到了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相反，涉及国家具体需求的非重大利益，诸如关税，则是可以谈判和做出妥协的。
国家基于利益制定战略，在实施中需要制定出具体目标。评估这些目标要看是否与利益相符。一般来说，国家的宏观大目标之下，总要配以比较具体的较小目标。没有这样的具体目标，大目标就变成空谈了。例如，谋求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的一个宏观的外交目标。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把它具体化为一个个的操作性目标，比如涉及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以及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等方面的目标。把这些具体目标一一实现了，国家的外交大目标才能达到。
战略环境与资源
国家实施国际战略，是运作于一定的战略环境。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指国家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这些因素使得某些国家在安全上得天独厚，而某些国家则更容易遭受入侵。此外，地理位置还决定气候的好坏、自然资源的丰裕或稀缺，以及是否有战略回旋余地等。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地理因素的影响似乎在下降，但控制重要的海域、通道和资源产地在战略互动中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条件。
从社会环境来讲，国家实施战略所面对的外部条件主要涉及国际格局、国际制度和国际文化环境。国际格局是指国家作为权力体在互动中所形成的整体结构，具体表现就是以“极”为体现的大国关系。国家在战略互动中与主要大国关系如何，有怎样的实力对比，有怎样的敌友，是要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都是需要评估的因素。国际制度环境是指各种国际条约、决议、章程、协议等因素的整体性影响。这些国际规范能够约束国家的行为，减少误解导致的冲突，并且可以为国家合作提供平台。国际文化环境是指国际社会基于共享价值所形成的舆论和观念氛围。在当代，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诸如对人权的维护，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认可，对和平的向往，以及对贫困和环境问题的关注等，已为各国所接受。虽然这样的共识没有强制约束力，但却具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国家与这样的价值逆向而行，就会“失道寡助”，难有真正的朋友。
国家在一定的战略环境中互动，需要调动相应的力量与资源。没有这样的“本钱”，就不可能通过改变他者行为实现战略目标。按照传统观念，国家拥有战略力量与资源，就是在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等方面占有优势。这些要素通常被看作是硬资源。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在互动中往往还需要运用以说服、诱导为特点的软权力和软资源，需要具有对他者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具有软权力优势，国家的价值观就易于为别国所接受，其行为就会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自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世界大战危险的消除，大多数国家把战略重心转向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且在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中更多地呈现出了软权力互动。这种大势所趋的演变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对国家的力量与资源进行评估，固然需要进行量级的分析，但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国家基于战略发展模式对力量与资源有怎样的配置和运用。一般来讲，进行军力建设以捍卫国家安全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以提高人民的幸福程度，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做的事情。然而，怎样把握这两者的尺度，却存在着不同的战略理念。大国可能更倾向于利用自己的领土、人口和经济规模，以发展硬权力（军力）的方式谋求利益的外向扩展，而处于和平环境的中小国家却可能更倾向于发展适度（够用）的国防力量，而把主要力量用于提高社会发展程度。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大国可以调动举国之力实现硬权力的较快速的增长，但这样做是有限度的，因为超过适当的比例就会走向反面。
战略手段的选择
在评估利益与目标、环境与资源的基础上，国家最终需要作出战略手段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往往被认为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一致的行为体，其决策是合理权衡各种选择的代价与利益的结果。这种谋求好处的决策就是所谓的“理性决策”。不过，被认为是“理性行为体”的国家，有时未必会按理性原则行事，因为任何决策者都不能免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例如，认知心理因素和官僚政治因素就可能扭曲理性决策的过程。
由于决策者的决策需要经由认知心理过程，即在头脑中处理所获取的外界信息，然后经加工后输出政策，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决策者的知识背景、价值偏好、道德信仰、个性特点和实践经验都可能对信息的筛选和判断发生影响。他们可能本能地倾向于接受与自己的想法一致的信息，并有选择地寻找证据，也可能更愿意相信经常被告知的内容，或是遵守集团持有的意见。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在头脑中根据有关国际格局、敌友状态、力量对比等信息构想出来的“意像”，有可能与现实有较大差距甚至完全不符。这时就会形成错误知觉并做出错误决策。
再者，国际战略决策作为一种宏观决策，最高的决策团队通常是由涉及安全、外交、军事、情报、经济以及内政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由于不同部门有着不同的动机、观点和利益，因此决策的形成常常需要经由一个说服、妥协和建立共识的过程。在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不同的组织和官员有可能以各种理由，把国家利益与组织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联系起来，以便能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因此，讨论中所形成的妥协与共识，有可能并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以权力为前提和基础。个人或组织的比较权力越大，就越能在决策中推行自己的主张。以这种方式做出最高决策，其实质乃是官僚政治过程。经过这样的过程所作出的决策，是不能免于各种弊端的。
当然，由于任何一项决策实施后都会有确定的代价与收益，因此无论怎样决策，最后都会受到基于事实的理性评估的检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国际战略的决策过程不能免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最终还是会受到理性框架的约束。决策者在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下超越理性框架的限度，最终都会在付出代价后得到纠正。当然，这个过程也许会很长。
进行决策，国家通常是有多种选择的，可以运用较温和的谈判手段，也可以运用最暴烈的战争手段。通常，一种手段不行，国家就会转而采取其他手段。一开始多数是采取和平手段，诸如外交手段。军事手段往往是最后的选择。全面战争是不多见的。
在国际互动中，战争作为一种最终手段，是一种破坏性最大的选择。任何国家在诉诸战争的时候，都不得不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在当代，按照《联合国宪章》，只有两种使用武力的情况是合法的和没有争议的：一是国家反对外来侵略行使自卫权；二是按照集体安全原则，在联合国授权下使用多国武力。通观1945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可以看到，尽管宪章原则作用有限，时常遭到破坏，但毕竟制约了国家以战争作为合理和谋利的对外政策工具的做法。联合国所倡导的解决冲突与争端的方法，是外交与经济制裁，以及通过国际法庭进行裁决。
由于战争作为维护对外权力与利益的手段受到了国际法和国际舆论越来越多的限制，再加上诉诸战争需付出高昂代价，因此，现代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比战争代价小的政策工具。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较低烈度的对抗，其中包括（国际法意义上的）报复、显示武力、暴力性报复等。以这样一些形式进行对抗，在国家间通常会形成一种互动，即一方采取了一种不友好的行动，受到侵害的一方也会采取相应的举措。例如，驱逐外交人员就常常会表现为一种对等的行为，被驱逐的一方通常会立即作出报复。在贸易战中提高关税也属类似行为。对于互动的国家来说，报复与反报复的最危险的情况，就是对暴力性报复进行反报复，这就是所谓的“以牙还牙”。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双方不能加以控制，最终就可能走向战争。
对于国家来说，战略选择的最理想模式当然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理性说服”。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说服对手，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不但能防止冲突升级为战争，而且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目标。当然，进行外交互动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有谈判空间。如果互动中有一方根本不愿或不能妥协，那谈判也就无从进行了。
以上所谈的几个方面，都是战略研究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虽然进行战略评估所涉及的方面远不止这点东西，但如果连这些方面都缺失，那真的谈不上是国际战略研究。虽然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需要经验，但没有国际战略学的基本知识就迈不过专业的门槛。记得在《二十年危机》中卡尔讲过这样的话：“如果过去20年中每一位有希望的国际问题作家都学习了初级战略的必修课程，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满纸废话的作品问世了。”这样的警示在今天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