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平博士的新著《〈孙子兵法〉新研究：以银雀山竹简本为中心》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孙子兵法》与中国兵学文化研究领域的一大收获，令人振奋，值得庆贺！承蒙他的信任，嘱咐我写个序言，作为他的同行与合作者，我当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故不揣谫陋，借此机会谈点自己学习后的粗浅体会。
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研究总体状况来看，兵学思想与文化的研究属于“冷门”，但是，就兵学研究本身而言，有关《孙子兵法》的研究，却可以说是 “冷门”中的“热点”。千百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异彩纷呈，蔚为大观。这种局面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孙子兵法》一书的性质与价值所决定的。明代学者茅元仪说得好：“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不仅先秦如此，整个中国古代兵学的核心内涵、基本命题、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等，都无法另起炉灶，而只能在孙子建构的理论框架中做些引申阐释、补苴深化的工作。作为中国古代兵学的巅峰，《孙子兵法》是永远无法超越的，所以，魏晋之前，人们引用《孙子兵法》，往往省略“孙子”两字，而直接标明“兵法曰”云云。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兵法》与中国兵学之间几乎可以画上等号，研究《孙子兵法》，对于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兵学，既是入门，又是关键，具有以一驭万，纲举目张，触类旁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
但是，在《孙子兵法》研究热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包括对文本的文献学准确释读、兵学体系及其价值的科学总结、当代启迪意义的理性分析及成书之历史文化渊源的烛隐发微等。研究成果多，固然令人欣喜，因为没有一定的数量，就谈不上保证有一定的质量；但是，没有上乘的质量，再多的数量，也无法真正提升研究的高度与境界。陈陈相因，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永远是学术研究上的大忌。平心而论，这种不足在《孙子兵法》研究上，同样是客观的存在。举个简单的例子，《火攻篇》有云：“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这里的“费留”，准确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恐怕是到今天也无法说得清楚。“易无达占，诗无达诂”，这种遗憾，在《孙子兵法》的释读与研究上也是常态。
导致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首先是《孙子兵法》本身内容博大精深，存在着多种解读的空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由于学殖、立场、方法的差异，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也往往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其次是古今关注重点的转移，导致在孙子思想再认识上出现落差。“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各有合乎自身逻辑的选择性。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观，当然是孙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很难说是其核心宗旨。孙子的中心命题是如何确保“战胜”，而不是怎样实现“全胜”。“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始终是《孙子兵法》的主旋律。但在“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进步主流这个大趋势下，人们往往会选择甚至放大孙子“全胜”观的地位、价值和意义。这不能说不对，但这只是现代意识改造后的当下孙子，而非历史语境中的真实孙子。第三是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导致《孙子兵法》研究缺乏扎实推进的内在张力。《孙子兵法》研究有显著的跨学科属性，需要具备军事学、历史学、文献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法。即使历史学与文献学功底雄厚，但倘若对军事学素无了解，则难以准确诠释相关的兵学范畴；同样，如果纯粹局限于军事学，没有一定的历史学、文献学造诣，那么其论述也不免流于泛泛。这种知识体系结构上的先天性要求，使得突破《孙子兵法》研究的瓶颈出现重重障碍。当然，深化《孙子兵法》研究的最大挑战，来自材料本身的缺失与不足。
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献资料是进行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许多学术争议的平息，千年聚讼的释解，理论共识的建立，关键需要回归文献资料本身，以具体而可信的证据说话。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近年来儒学研究、道家研究之所以能推陈出新，日新月异，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上博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清华简的出土和利用。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兵学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有所深化，也即在学术界真正进入“预流”，同样需要借助于新资料，用王国维的话说，即所谓“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所幸的是，五十年前，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大批极其珍贵的竹简，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是先秦至西汉的兵学文献资料，包括享有“百代谈兵之祖”美誉的《孙子兵法》和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这些珍贵文献资料的出土，为深化《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兵学的研究创造了新的契机，提供了新的动力，开辟了新的局面。意义至为巨大，影响极其深远。自此而后，凡是研究《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兵学者，都不能不重视这些发现，都不能不同这些新材料对话，都不能不以释读和利用这些新资料作为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否则就不免隔靴搔痒，缘木求鱼，难以进入前沿领域。
剑平博士这部新著，特色与优势，就在这个“新”字上。这个“新”，首先表现在宗旨明确，中心突出。正如书稿的副标题所示：以银雀山竹简本为中心。书稿紧紧地扣住了银雀山汉墓竹简这批新资料， 以它为中心，来建构自己有关《孙子兵法》研究的学术论证体系。无论是对孙子生平事迹的钩沉，对《孙子兵法》成书年代的考辨，对先秦两汉兵学基本面貌的揭橥，对《孙子兵法》著录流传的梳理，对兵学理论命题的认识，对文本歧异内容的甄别，均以银雀山汉墓竹简这批新资料为坐标和参照，烛隐发微，勾玄辨析，使竹简本的解读与传世本的诠释、两者之间的互证进入了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理想境界。既充分展示了坚守传统文献研究的固有优势，又突出反映了运用出土文献考察的创新能力，在兵学文化研究领域，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范式落到了实处，树立了一个具体的典范。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曾有深深的感慨：“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可见知行合一之难。王国维倡导的古史研究“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性，人人皆知，普遍认同，但是在学术研究的实践层面真正能加以身体力行，才是真正难能可贵。本书笃实质朴地贯彻了这个理念与方法，从而保证了“新研究”这个定位实至名归，恰如其分！
这个“新”，其次表现在不囿成说，新义纷呈。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属性与价值所在。我始终认为，与其全面地平庸，不如片面地深刻。一部论著是否成功，取决于它的相关学术见解或结论有无别开生面，能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补益。尤其是能在大家习以为常、人云亦云的问题上另辟蹊径，于正常中发现不正常，于合理中找到不合理。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说的就是这种弥足珍贵的学术悟性，有了这样的学术悟性，方能成为研究者。如果缺乏这样的悟性，那就只能是一个普通的二传手。前者是分子，后者仅为分母。从论著的讨论深度和相关见解来看，剑平博士具备了充当“分子”的必要条件，他的独到见解在书中随处可见，“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例如，考证传世本十三篇与《汉志》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 当为两部书，传世本《孙子》十三篇，有可能是《汉书·诸子略》所著录的“道家类”中的“《孙子》十六篇”。这个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也恐怕不是没有道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草蛇灰绳，凿破鸿蒙：《老子》一书，后人中不乏视之为兵书者，故唐代王真曾作《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孙子兵法》被收入华阴《道藏》，无论是老子，还是孙子，都以“水”为最佳事物与状态的喻体，等等。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若隐若现的蛛丝马迹？剑平博士的意见，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要最后完全解开谜底，尚有继续考索的空间。又如，《孙膑兵法》有“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等语，论者多据此而肯定孙膑具有唯物主义精神。多年以来，相袭陈因，几成定论。剑平博士对此并未盲从，而是通过对《孙膑兵法》中《月战》《地葆》诸篇的详尽分析，指出《孙膑兵法》充斥着浓厚的“兵阴阳”色彩，较之于《孙子兵法》，这显然是一种退步。可谓正本清源，言之有据，对于我们更公允地评价两《孙子》，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再如，学术界习以为常称曹操为历史上“注释”《孙子兵法》第一人。剑平博士也不认同这个成说，他借助于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四变》《黄帝伐赤帝》的辨析，认为早在曹操之前，就有不少人对《孙子兵法》做了形式多样、成果可观的注释。曹操头上注释《孙子兵法》第一人这顶“桂冠”似宜摘掉。应该说，这个看法也同样是合乎史实，可以成立的。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剑平他一方面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勇于质疑，积极商榷。我忝为他的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的也是《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兵学研究。但是，对我的学术观点，他同样是有所保留，择善而从。对其他学者，剑平所持的也是一样的原则，“疑义相与析”。像“孙子学派”的定性与兴衰，像司马迁作《孙子》本传时是否见过竹简《见吴王》等材料，等等，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做过考辨，有具体的结论。但是剑平并没有裹足不前，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和立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迷信，不因循，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当仁不让于师”的学术精神和勇气。
这个“新”，其三表现在把握重点，发挥自己的特长与优势。任何研究者，在自己的学术素养与知识结构中，都有自己的强项与优势，也有自己的短板与软肋。因此，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需要合乎逻辑地扬长避短。用兵法的话说，就是谋定而后战，避实而击虚，所谓“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同打仗一样，学术研究最忌讳的，也是平均用力，因为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俱不到，什么都是重点，就没有了重点。一本专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解决研究对象的所有问题，能在某些方面提出独到见解，有所深化，能够给他人以启迪，为今后的研究创造契机，提供条件，那就非常成功了。剑平博士也是深谙这个道理的。因此，在书稿撰写过程中，既能兼顾全面，更注重突出重点，把握关键，这正是他这部书稿能做到“推陈出新”的原因所在。这方面，剑平博士的努力是认真和投入的，成绩也是蔚为可观的。例如，剑平博士因工作性质的关系，在情报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曾撰写和出版过《中国古代情报史》《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研究》等著作，这个学术背景使得他在研究孙子情报思想之时，能够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他通过“情报分析”“论用间之策”“论反情报”等专门章节，就孙子的情报思想做了深入发掘和阐释，在此基础上，结合近现代西方情报学理论进行了综合比较，从而为系统而科学地总结、评价《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用间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显而易见，在“面”的系统关照前提之下，“点”的深化和拓展，无疑是一部学术专著有存在理由和参考价值的根本保证！
当然，本书的一些学术问题也有继续讨论与商榷的空间。如对“兵阴阳”的否定与批判，似乎有点绝对化。“天人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有的现象并非一般常识可以解释，“兵阴阳”的存在有其一定的时空合理性；又如，将《孙子兵法》佚文《见吴王》《吴问》认定为关于《孙子兵法》的“问答体注解”，似乎也值得再斟酌。先秦诸子学术思想在结集时，往往有学术宗师的传略，冠名为某子者的经典，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该学派的学术作品大全。如《墨子》，就显然是墨家学派的“墨学丛书”，故今本《墨子》中的多篇文字，像《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多记载墨翟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孙诒让据此而撰就墨子的传略，而鲁迅则写成历史小说《非攻》，收入其作品集《故事新编》中。《见吴王》等在性质上与《墨子》这类篇章相似，断言其为《孙子兵法》的“问答体注解”似乎有些武断。再如，称先秦兵书唯有《孙子兵法》“出淤泥而不染”，彻底摒弃“兵阴阳”。这样的说法恐怕也存在着偏颇。且不论《孙子兵法》是否包含有“兵阴阳”的因素，说它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唯一”，也许就不是事实。《尉缭子·天官》说得明明白白：“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诸如此类，我希望剑平博士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所思考，臻于完善。
西汉汲黯曾向汉武帝抱怨：“陛下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在学术研究领域，“后来居上”也是常态。记得我 1988 年博士毕业，入职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之前，当时战略部和历代战略研究室的领导曾对我做过一个面试。时任战略部副部长的谢国良将军，问我是否知道《武经七书》是哪七本兵书，我搜索枯肠，才答出了其中的六本，还是漏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一本。至于这些兵书究竟讲些什么内容，除了《孙子兵法》稍有印象外，其他都是茫然无知，一片空白。剑平的学术起点则要高过当年的我千万倍，他以《〈孙子兵法〉新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顺利完成博士学业，并以此申报成功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这部力作，为推动《孙子兵法》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真是让人备受鼓舞！不胜欣慰！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作为“前浪”的我，虽不会轻易放弃，甘心沉沦于“死在沙滩上”，但是，看到剑平博士有这样的成就，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当然，学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只是给剑平学术探索过程中画下一个阶段性的分号，只是《周易》的“既济”卦。如果从更广邈的时空中考察，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人的奋斗与进步，永远是《周易》中的“未济”卦，人生永远是在过河，始终在路上，只能接近真理，但永远无法穷尽真理。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为取得成绩而应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而是能够虚怀若谷，谦逊恭敬，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一段时间里，我博士学业母校山东大学的校训为“学无止境，气有浩然”。这八个字，实在高明。前四个字，道出了治学的真谛；后四个字，揭示了做人的根本。我对它特别认同，视为我自己人生的座右铭。我愿意借用这八个大字，郑重地赠予剑平，分享共勉，以匡不逮！
是为序。
2021 年 8 月 30 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