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自商鞅变法后，国力迅速提升，为了在诸侯争霸尤其是列国兼并战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以秦惠文王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将战略眼光瞄向了蜀，欲以蜀的丰富资源来支撑秦的霸业。秦并蜀后，变古蜀王国为秦的蜀郡，使蜀逐渐融入至中原文化体系，对蜀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综观学界研究动态，有关秦对蜀的治理，学界大多从秦治蜀的举措出发，肯定了秦为蜀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史实的角度来看，秦、蜀在族属与文化方面并不一致，因此蜀王国覆灭后，并非立即实现了社会转型，而是经秦漫长的改造与经营后，才逐步呈现出“染秦化”的特征。学界对此亦有所阐述，郑德坤曾指出，“此段开发西南之历史，实可分为军事、政治及物质建设三时期”，并对这三个时期进行了简述，但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有关秦人治蜀的阶段性划分还可做更深入的探讨；近年来，段渝、于天宇、张韶光等也在其研究中不断强调了“秦分阶段改造蜀说”，但有关秦在不同阶段的治蜀举措及其对蜀阶段性发展的影响，目前学界尚缺乏系统的分析与论证。有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尝试对秦分阶段治理蜀地的历程进行探究，以期为秦人治蜀相关问题研究的拓展有所裨益。
一、郡、侯并行：双轨政治在蜀的确立
吞并蜀地，是秦迈向其霸业和一统天下之路的重要一步。为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秦还需要稳固对蜀的控制，以实现对蜀地资源的直接索取，故改造蜀制成为了秦人治蜀的第一步。
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秦并蜀，取代了开明氏政权对蜀的统治，实现了局部区域的统一。在并蜀之初，秦便设置了蜀郡，以司马错为蜀守，《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但秦与蜀在族属与文化上并不一致，蜀地的主要居民为蜀族居民，其境内及周遭还分布着大量的西南夷部族，《战国策》记载：“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史记·西南夷列传》亦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且开明氏“王蜀十二世”，在蜀深得民心，虽被秦以武力灭亡，但以安阳王为代表的蜀王族残余势力已南迁至交趾，并得到了西南夷部族的支持，史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这为秦对蜀的统治带来了隐患。因此，为降低蜀人对秦的反抗情绪，秦对蜀采取了怀柔手段进行统治，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年，即周赧王元年），秦在蜀推行郡、侯并行制，既保留了蜀守一职，又将蜀侯通国封于蜀，《华阳国志》记载：“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郡、侯并行的双轨政治在蜀地确立了下来。
双轨政治实施后，虽然使秦与蜀人矛盾有所缓和，但也使秦对蜀的统治受到了制约。为稳固对蜀的统治，秦惠文王一方面继续注重与蜀人缓和矛盾，既没有对蜀人赶尽杀绝，也没有对蜀人的思想观念进行强制改造，并以谨慎的态度派遣入蜀官吏；在租赋剥削方面，秦对蜀的租赋征收是比较轻的，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秦并巴蜀后，对巴与蜀的统治皆实施了怀柔手段，轻租赋的政策不仅面向巴人，也覆盖至蜀人，后来秦征服黔中地区，“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张韶光也指出，秦“向巴、蜀君长与民众征收的赋税，包括钱和实物两种形式，且轻于普通郡县，受到一定优待”。
另一方面，为巩固对蜀的统治基础，秦惠文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移秦民入蜀。史载：“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早期的秦移民构成了秦在蜀地的统治基础，秦移民在蜀地的分布比较广泛，除开成都平原外，不少秦移民还被安置在南安地区与川北地区，《夹江县志》记载：“昔秦惠王徙秦人万家于南安。”近年来，在川北青川县郝家坪，也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秦移民墓葬。
秦对蜀的大规模移民，丰富了蜀的劳动力资源，他们执行秦的耕战政策，扩大了蜀的农垦面积；秦移民的迁蜀，让铁器、犁耕等先进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在蜀得到了传播，客观上为蜀的生产带来了技术变革，推动了蜀地区域农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在成都市近郊出土的秦人墓中，便发现了铁斧、铁铧、铁镰等铁制农具；此外，秦移民在蜀的定居，在客观上也为蜀传播了秦的文化。《成都记序》记载：“惠王……置巴蜀郡；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蜀地习俗因之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其中尤以川北地区为盛，对此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武都等蜀地到秦汉时俗颇似秦，更主要的原因当是秦移民在那些地方颇众，并延伸到川北葭萌一带，因而较快地改变了当地民俗，改变了当地的语言风习。“
第二，蜀地设县与道。秦并蜀之初，为维护其对蜀的政治统治，便在蜀地设县。《华阳国志》记载：“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根据文献记载与学界研究来看，秦惠文王时在蜀地设的县集中在川北地区、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区域，包括成都县、临邛县、郫县、武阳县、葭萌县等。蜀地设县后，秦制与秦法也推行其中，县之下辖有乡、里、亭、邮。此外，秦还在蜀地设置了道，《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有蛮夷曰道。”蜀地本多西南夷部族，其原为蜀王的附庸，故秦以道制治之。罗开玉指出：“道制是郡县制在特定的，即在民族区域的特殊表现形式……秦在巴蜀创立的道……仍利用少数民族原有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假手酋首进行管理。”蜀地设道，表现出了秦的政治智慧，在事实上将郡县统治推行到蜀的西南夷部族中。根据文献记载与学界研究动态可知，秦惠文王并蜀后，在蜀设置的道有严道、僰道。
第三，营建蜀城。秦惠文王占有蜀地后，便以蜀守营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城，以之为据点城市，并在城中设有军事设施，“而置观楼，射兰”，以应对蜀人对秦统治的反抗。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蜀侯势力，《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成都县，本南夷蜀侯之所理也，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城而郡县之。”
同时，蜀城的营建，也为蜀地商业与手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平台。由于秦将其城市管理与工商业管理制度推行于蜀城中，对蜀城进行了规范化管理，将城中的居住区、行政区、手工业作坊区、商业区进行了严格划分，并设置了盐官、铁官、市官、工官等职官，保证了蜀城的经济秩序；此外，秦还将大量秦移民安置在蜀城中，“百工技艺，多在其中，与蜀民同处一城”，并且对官营手工业实施“物勒工名”制，保证了手工业制品的质量。根据考古发现来看，不少蜀地漆器上刻有“成亭”二字，可见秦并蜀后，将成都营造成了一座发达的商业城市。
第四，分置汉中郡。《华阳国志》记载：“（周赧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汉中郡的设置，不仅削弱了原蜀王集团的势力，还方便了秦对入蜀的褒斜道、石牛道的控制，加深了秦对川北地区的控制，故大量秦移民被安置在川北地区，促进了川北地区的经济开发。
第五，维护交通要道。秦并蜀后，对入蜀的褒斜道、石牛道进行了维护，对其设置了亭、邮进行管理，既促进了政令传递与信息往来的畅通，也方便了秦移民的迁蜀，《史记·河渠书》记载：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汉中之谷可致……拟于巴蜀”。
以上举措的实施，加强了秦对蜀的政治、军事控制。郡县制在川北地区与成都平原得到了实施，既为蜀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秦与蜀在区域上的统一，在客观上提升了秦的综合国力，《战国策》记载：“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蓄积饶多……天下之雄国也。’”但蜀地“戎伯尚强”的局面，迫使秦惠文王不得不对其实行双轨政治，其对蜀侯的分封，虽降低了蜀地土著居民对秦的反抗情绪，却也让秦对蜀的统治为蜀侯势力所制约，秦不仅没能有效控制住成都平原以西及以南的大片区域，还面临着蜀王族残余势力以及西南夷部族的威胁与敌视。
二、两废蜀侯：过渡统治时期的蜀
秦惠文王去世后，其子秦武王即位。从秦武王到秦昭襄王时期，为废除蜀侯，统治集团立足于军事优势，在政治上通过设县强化对蜀的政治控制；在经济上则对蜀地的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通过土地制改革，逐步将蜀地大量居民转化为秦的“什伍”，削弱了蜀侯对蜀的控制力量，使蜀地开始了从双轨政治到郡县统治的过渡。
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前311），秦惠文王去世，同年蜀侯通国被蜀相陈壮诛杀，其子秦武王即位后，遂派兵对蜀进行了平定。《华阳国志》记载，蜀侯通国死后，“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史记》记载：“武王元年……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正义》云丹、犁，“二戎号也，臣伏于蜀……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夷。”
秦的平叛兵力主要来自秦地，可见残留于蜀地的蜀王族势力依旧比较强大。但秦武王对蜀地平叛的成功，表明秦仍具有军事优势，使蜀王族残余势力以及附庸于其的西南夷部族无法推翻秦的统治。秦平定叛乱后，为深化对蜀的政治控制，在蜀地增设了南安县，并不断移秦民入蜀，《水经注》记载：“（南安）县……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蒙文通指出：“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三角地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但鉴于蜀侯在蜀民中还有较深的影响力，秦武王没有立即废除蜀侯一职，而是另立公子恽为蜀侯。
同时，为加强秦对蜀地的经济控制，秦武王颁布了《为田律》，对蜀进行土地制改革，根据青川县出土的《为田律》木牍，其内容如下：
（正面）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更脩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脩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图片（澮）。十月为桥，脩陂隄，利津□，鲜草，图片（雖）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相为之□□。
（背面）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一日，□一日，辛一日，壬一日，亥一日，辰一日，戌一日，□一日。
《为田律》调整了蜀地的农业生产关系，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其不仅对阡、陌、封、畛与农田面积作了明确规定，还对农业生产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如果不能按时进行除草、修封埒、修陂堤等工作，将会受到惩处，故《为田律》的颁布也反映出秦耕战政策在蜀的实施。不过秦武王时期的蜀依旧实行双轨政治，结合学界研究来看，其对蜀的土地制改革当主要面向迁蜀的秦移民。
秦昭襄王即位后，为进一步削弱蜀侯势力，加大了对蜀的土地制度改革力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昭襄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根据蒙文通先生的研究，其实质是将商鞅变法的辕田制度推行于蜀。
秦昭襄王的“开巴蜀”政策，在蜀推行辕田制，使广大蜀人拥有了私有土地，对其起到了人身松绑的作用，广大蜀人因此成为了秦的自耕农与赋税人口，从政治上削弱了蜀侯对蜀的控制度，令秦与蜀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了接轨，对蜀的社会转型具有进步意义；秦奉行“奖励耕织”的耕战政策，鼓励蜀人“开阡陌”，“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遂调动了广大蜀人的劳动积极性，起到了“令民归心于农”的作用，既从经济上缓和了秦与蜀人的矛盾，也保证了秦耕战大业在蜀的实施，促进了铁器、犁耕等先进生产技术在蜀民间的传播，在事实上削弱了蜀侯集团的经济势力，提升了秦的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提升了秦的综合国力。有鉴于此，秦昭襄王六年（前301），秦以谋反为理由诛杀蜀侯恽，次年立公子绾为蜀侯。
从秦武王到秦昭襄王前期，秦不断以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同蜀侯势力展开斗争，其本质上则是逐步推广其自商鞅变法以来以郡县取代分封的制度，期间对蜀侯的废而复立，则带有暂且因时、因地制宜，以待机一举废除分封的试探性质。随着两代蜀侯被废以及秦对蜀的军事镇压、土地制改革，让蜀侯势力大不如前，到蜀侯绾时，已难以动摇秦对蜀的统治，故蜀侯已经没有设置的必要了，双轨政治在蜀的历史使命即将宣告结束。
三、张若之绩：郡县制在蜀的稳固与推广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秦诛蜀侯绾，结束了蜀的郡、侯并行制，从此治蜀大权全盘掌握在了蜀守张若手中，这从制度上将蜀融入到秦文化的体系中，并促进了商君之法在蜀的全面推广，蒙文通指出：“昭王时……范雎把秦孝公、商鞅的新法，推行到新开拓的巴蜀广大地区，本是意中之事。”商君之法注重按军功授爵与奖励耕织，不仅在制度上缓和了秦与蜀人的矛盾，为广大蜀人打开了秦的仕途之门；还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为蜀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收获了“乡邑大治”的效果，故郑德坤盛赞：“建郡县，绥抚之，安定之，张若之功也。”
蜀侯被彻底废除后，秦昭襄王遂命蜀守张若“取笮”，实现了秦对邛、笮、冉駹等西南夷部族的统治，《史记》记载“邛、笮、冉、駹……秦时尝通为郡县”。蒙文通在研究中指出：“司马相如说的邛、笮、冉駹……秦时尝通为郡县，应该就是张若取笮及江南地那时的事。”但秦在征服邛、笮、冉駹的同时，仍使用了恩威并施的手段，保留了其邑君侯王，并顺道对僰用兵，加强了对僰道地区的控制。
蜀侯绾的被诛以及蜀守张若对邛、笮、冉駹等部族的征服，不仅大大降低了蜀王族残余势力对秦的威胁，还扩大了蜀郡的统治范围，令秦制在蜀得到了推广，巩固了秦对蜀的郡县统治，为秦的对外战争营造了稳定的后方环境。为保证蜀对秦的战略支撑，秦一方面加大了对蜀的开发力度，继续移秦民入蜀，使蜀地广大区域得到了开发，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与手工业经济。根据成都字库街出土的秦简来看，其中便有“西工师”“公士”以及“革”“軫”等车马类原料及工具名称字样。另一方面，秦在蜀大修栈道，加强了秦对蜀的政治控制与经济联系，《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秦昭襄王时，“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鲜。”秦、蜀交通的改善与蜀地经济的发展，使蜀不断为秦的称霸与统一战争提供布帛、粮食、车马器、兵器、兵员等军需资源，《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四、沃野千里：李冰治水以降的蜀
张若之后，秦昭襄王任命李冰为蜀守。《华阳国志》记载，李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其担任蜀守后，便增设了湔氐道，并鉴于蜀地在夏、秋季节多暴雨与洪灾的状况，遂组织起蜀中人力大兴水利工程，《华阳国志》记载：
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又溉灌三郡，开稻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曰犀牛里。后转为耕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舩，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僰道有故蜀王兵阑，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通汶井江，径临邛。与蒙溪水、白木江会，至武阳天社山下合江。此其渠皆可行舟。又导洛通山洛水，出瀑口，经什邡、雒，别江会新都大渡。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
蜀守李冰通过修建与维护都江堰、穿郫江与检江、开凿羊摩江、治理青衣江、疏通汶井江、导洛水与绵水、拓展僰道水路交通等水利工程，为蜀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李冰的治水活动大大减轻了蜀地的洪水灾害，在客观上保证了蜀地广大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且李冰在治水过程中注重采用柔性手段，其鉴于蜀人拥有“尚五观念”，遂“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令蜀人的文化信仰得到了尊重，故李冰获得了广大蜀人的拥护与支持，史载：“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其治水工作在蜀得到了有效的贯彻，令蜀民“迄今蒙福”。
其次，李冰治水区域范围之广，不仅惠及整个蜀地，特别是岷江、沱江流域，而且为青衣江流域的青衣羌、僰道地区的僰人、羊摩江流域的氐人等解决了水患、灌溉与交通问题，不仅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还在客观上加强了蜀地各区域间的联系。尤其是李冰在僰道治水期间对僰人反抗行动的成功平息，令僰道成为了秦开发西南夷的重要前沿据点，在事实上消除了蜀地割据的危险性，维护了秦的区域统一，并促进了蜀的区域经济发展。
第三，李冰在治水过程中，建立起一整套岁修、水政制度，尤其是通过大力引水灌溉稻田，为蜀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客观保障，为将蜀地成功营造为“天府”奠定了基础。《华阳国志》记载：
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是以蜀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风俗通义》亦记载：
秦昭王听田贵之议，以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造兴田万顷以上。
蜀地的粮食得到了丰收，农田面积得到了扩大，其人口也因之得到了增加，令秦的耕战大业在蜀地得到了有效体现，将蜀地营造成了其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后勤基地，从经济上实现了并蜀的战略目标。
除开大兴水利工程，李冰还在蜀地“穿广都盐井，诸陂池”，并继续对成都进行城市营建，在成都修造七星桥，加强了成都地区的经济联系。
蜀守李冰对蜀的长期经略，为蜀地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就其本质而言，是对秦昭襄王“开巴蜀”政策的继续，其政绩之成就，根本原因在于秦制的优越性，使蜀的一切资源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秦的兼并大业。相对于前任蜀守的刚性统治，李冰注重以柔性手段治蜀，其对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视，客观上提升了广大蜀族居民与西南夷部族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蜀地社会全方位的飞跃。李冰任蜀守期间，促进了广大蜀民对秦的政治认可与文化认可，不仅秦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等在蜀民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其语言、文字为代表的秦文化亦并为广大蜀民所吸纳，有力地推动了史称“染秦化”的进程。历史证明，李冰治蜀期间，蜀地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秦的综合国力，为秦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风俗通义》记载：“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也。”
五、蜀地华夏化：秦、蜀区域统一的最终结果
数代秦君、蜀守对蜀的经营，最终从制度上保证了秦与蜀在区域上的统一，完成了蜀地的华夏化。
《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这让蜀在战国末期呈现出明显的“染秦化”特征，不仅表现在蜀的制度方面上，还表现在蜀的经济发展与蜀民的政治身份、物质生活方面。常璩赞曰：“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对蜀的统治得到了彻底稳固。同时，蜀的“染秦化”，不仅对秦的统一大业起到了战略支撑作用，也为秦的政权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染秦化”的直接原因是大量秦移民的迁入。自秦举巴蜀开始，秦就有计划地陆续移民蜀地，以改变蜀地的人口构成。移民成分复杂，除了大量秦的编户，也包括一些因罪发配来的人口。到战国末期，秦王政不仅将嫪毐舍人、吕不韦舍人等罪犯迁徙蜀地，还随着其对六国统一战争的推进，将六国的大量迁虏迁居蜀地，《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秦之迁人皆居蜀。”
大量人口的徙蜀，既有秦政策的使然，也有蜀地本身的吸引力。尤其是蜀的经济飞跃，为秦和中原移民提供了合适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得到了中原人士对蜀的认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秦移民以及六国迁虏的不断迁蜀，不仅大大补充了因战乱死亡流失的人口，改善了蜀地的人口结构，促进了蜀的经济繁荣与文化昌盛，而且令蜀地社会面貌与中原地区越来越趋同，《华阳国志》记载：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槨，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
自秦以后，历代政权对蜀不再采取羁縻统治政策，也不再将蜀族居民视为蛮夷，这是秦对蜀的华夏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使蜀最终在制度与经济发展方面同中原地区实现了接轨，并不断对中原文化主动吸纳，成为了统一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蜀地人口结构以蜀族居民为主，令蜀在精神观念上仍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其传统的丧葬观念、巫术文化等并未因秦的直接统治而立即消亡，甚至在秦统一六国后，其“巴蜀符号”依然在蜀民间流行着。由于秦在统治方略上将西南夷部族与蜀族居民区别开来，导致邛、笮等西南夷部族的“染秦化”程度较浅，其族群组织、文化风俗、社会制度在后世得到了长期保存，甚至在秦亡后，僰、笮等西南夷部族还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故司马迁将邛、笮、冉駹等部族写入了《西南夷列传》中。
由此可见，从区域角度而言，蜀的“染秦化”，当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内，这是蜀族居民、秦移民、六国迁虏所集中分布的地区，以至于在西汉王朝成立之初，其对蜀的统治区域主要限于四川盆地之内。
结语
秦并蜀后，实现了区域统一，其对蜀的改造、开发，为秦“并天下”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反映出秦人在战略上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同时，鉴于蜀地“戎伯尚强”的局面，秦对蜀在改造方面注重因地、因时制宜，表现出其在区域治理方面的灵活性。
秦的治蜀举措，集中表现在对蜀的制度改造与经济开发方面，其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使蜀开始了从双轨政治到郡县统治的过渡，最终以郡县制取代了蜀的分封制，以新兴的官僚取代了蜀王（侯）势力，促进了蜀的社会转型；以制度促发展，秦不断将蜀的一切资源调动起来，渐渐实现了对蜀地经济的全面开发，保证了耕战大业在蜀的持续实施；以发展助统一，秦将蜀成功营造为其战略后勤基地，促进了蜀的经济飞跃，赢得了广大蜀民对秦统治的认可，推动了蜀的“染秦化”，令蜀朝着华夏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战国后期天下趋于统一的历史形势下，率先有效地实现了秦与巴蜀在区域上的统一，不仅大大提升了秦的综合国力，还有力地推动了其统一大业的进程。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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