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关后至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之前，全国形成了南明、李自成起义军、满清三角对峙之势，天下大局未定，鹿死谁手也很难说，各种势力此时此际皆有取胜之机，关键就在于谁能把握历史的机遇，谁运用政策、策略得当，谁的取天下之策正确。而清朝最终夺得全国统治权，除了确立了“既得中原，势当混一”的明确战略目标外，最为关键的就是制定了“混一天下”的具体策略步骤。这个军事策略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谋士洪承畴的贡献。

洪承畴（1593-1665年），明末清初福建南安人，字亨久，一字彦演。明朝万历年间中进士。崇祯初年曾任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镇压陕西农民起义军。不久，升任兵部尚书，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处军务，曾击败高迎祥、李自成部农民军。崇祯十二年（1639年）改督蓟辽。十四年率八总兵官、步骑十三万驰援锦州，为清兵所败。次年被俘于松山，遂降清，隶汉军镶黄旗。顺治元年（1644年）任秘书院大学士。次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诸省。十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赐“经略大学士”印，主持进攻南明永历政权。十五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十八年致仕，卒于乡里。由此可见，洪承畴可谓身系明清易代的关键性历史人物之一。

史载多尔衮率军从辽河趋山海关，途中得知李自成起义军已攻下北京，遂“以军事谘洪承畴”，承畴立即将夺取全国的想法写成《启》禀报于多尔衮，当时，顺治帝年幼，摄政王多尔衮实际上主持全局，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战略家，全盘接受了洪承畴的献策，认为“既得中原，势当混一，自此事无可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当一些眼光短浅的满族贵族如英王阿济格提出“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时，多尔衮重申皇太极的遗命予以驳斥，“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多尔衮等在错综复杂而急剧多变的形势下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和措施。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后，即宣布以北京为国都，着力从事“混一区宇”统一全国的工作。而洪承畴的这份《取中原启》，则着重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清军主要的对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基本现状、作战特点，并在基础上，制定自己夺取中原的战略目标以及具体的作战指导和相应的政治措施，从而为清军攻取晋、豫等战略要地，进而“混一区宇”指明了具体的方向。稍加分析，我们认为洪承畴策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打出“义师”旗号，将自己打扮成拯救中原百姓于水火的义军，进一步明确了农民起义军是满清的主要敌人，以赢得汉族地主、百姓的拥护，缓和满汉地主间的敌意和民族矛盾。此前，清军曾屡次攻入长城以内，主要是对关内进行掳掠破坏。但明朝灭亡后，夺取天下已为第一要务，不得不将自己打扮为仁义之师，以争取民心，所以洪承畴建议：“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其实，就在吴三桂向多尔衮请援时，洞悉天下大势的范文程已向多尔衮郑重建议：“闯寇猖狂，中外涂炭，近且倾复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多尔衮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军队后，清军旋即入关，令吴三桂、多铎不入北京而是先兼程追击起义军，向诸将发誓“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范文程起草的檄文也说“义兵之来，为尔报君父仇，所诛者唯属贼。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并到处张布榜文晓谕官民“以共享太平之意”，所谓“霸者假借仁义”。除了优礼尚存之明朝宗室外，还厚葬明朝的崇祯帝及其已死之妃嫔，派兵守护。这样就大大淡化了汉族上层及下层民众对清军入关的对立反抗情绪，争取了政治上的积极主动。同时，恩威并用：“抗拒者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诛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下诏优待明朝官吏，废除了明朝末年所有苛捐杂税及各种加派，大军所经之地，免征地税一年，归顺州县，虽未有清军经过，也免税三分之一。全国各关津商税也普免一年。调整后的这种招抚政策和策略，减轻了汉族官吏地主的疑虑，争取到了他们的拥护，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与起义军的阶级矛盾，以便共同对付农民军，在以主力追歼农民军奠定胜局之后，再伺机消灭南明偏安政权，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了统一全国的阻力。可见，洪承畴战略谋划的核心，是明确区分战略攻击的主次，即在农民军和南明政权这两个对手之间，将农民军作为主要的敌人，先以主力进攻农民军，用兵山西、河北，而将南明政权作为次要敌人，待击溃农民军，占领北方后，转而对付南明。总之，是先强后弱，先近后远，廓清中原核心地区后，再多路并进，合攻江南。

其二，指明了此次出征的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即取道蓟州、密云而不走山海关，以争取时间，先声夺人，迅速进军，紧追不舍，连续作战，使农民起义军没有喘息之机，防止起义军有计划有准备地撤退。“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行追剿；倘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清军联合吴三桂在山海关打败起义军后，乃“整兵向京师”，不停地实施追击，甚至在吴三桂进军至北京南郊后，摄政王多尔衮仍拒绝吴三桂入京的请求，命其继续向西，兼程追击农民起义军。在军事部署上，一是派军选取定山东、山西，由近及远渐及于全国。二是派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西讨李自成，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向山东，并进取江南。因而很快扫清了河北、山西等近畿地区，使清朝在华北乃至整个北方站稳了脚跟，为武力统一全国作了准备。三是适时定都北京，使统治中心由关外移到关内，这不仅对明朝残余势力是个沉重打击，而且在北京“居中图治”从而拥有居重驭轻之势，四是在以主力镇压农民军的同时，着手进行消灭南明的准备。清军在占领河北、山东、山西后，初步解决了继续进军江南的粮饷供应问题，于是由山东、河南南下，攻下扬州和南明小朝廷的心脏南京，并派员至广东、江西、福建、湖广、云贵招降，通过招抚与军事打击双管齐下，不仅占领了富庶的江南，获得了充足的物资供应，而且又把河北、山东、河南、江南连成了一片，取得了战略优势。此外，清军南下中，招降了几十万南明军队，更增强了军事实力。遂顺利进占浙江、福建，最后，集中力量用兵西南，去夺取湖广和云贵。

其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借助汉人，以汉制汉，为满清入主中原混一天下创造有利的条件。清军虽勇猛善战，但若仅依靠八旗，毕竟人数寡少，骤然间入主中原，虽能迅速攻占京城北京及整个北方，但对偌大中国，自然难以消化。必“有所假借，以供驱驰”。所以除了以归降之明朝文臣代为招徕外，清朝统治者还将大批降清明军改编为“绿营兵”，并由明朝降将继续率领，任用吴三桂等降将作马前卒，次第平定南方，从而事半功倍，完成了统一。

总之，清军入关后，多尔衮正是采纳了洪承畴等人高明的谋划，在明末多种势力并存，形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有计划地次第用兵，经过二十来年的战争，终于夺取了全国统治权，统一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