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的快意复仇，越王勾践的终极翻盘，这些历史故事，千百年来，早已家喻户晓、脍炙人口，而它们背后的历史真实，则为春秋后期的战争高潮：吴楚竞逐和吴越喋血。这两场生死博弈，是整个春秋时期晋楚争霸背景下的诸侯列国战略格局演变的自然结果，也是古代战争的性质由“争霸”转型为“兼并”的标志性事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任理事黄朴民在《春秋后期霸权兴衰大起底》一书中，对春秋后期这两场重要战争的历史进行了生动风趣的解读。3月29日，黄朴民教授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RUP大家谈”直播间，就新书的写作缘起、春秋后期历史转型与政治文化生态变革展开了问答。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将本次讲座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春秋历史的特征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战争旋律，即战争本身的表现形式；第二个是文化生态，就是战争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里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以说，写作《春秋后期霸权兴衰大起底》也是出于我更好地理解《孙子兵法》的需求，算是一个副产品。
众所周知，关于“春秋五霸”有两种说法，影响更广泛的说法是五霸分别为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晋文公和楚庄王；还有一个说法，我认为更符合历史实际，那就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按照这种说法的话，这本书关注的对象就占了两个。
我认为春秋历史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变革性。历史是在变化的，古希腊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就是变化。但是历史变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大变，比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有的时候是比较平稳的变，比如两宋。春秋战国的变化非常剧烈，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过渡性。春秋的前期，在公元前550年左右，甚至可以更早一点，公元前590年左右，比较接近于西周的政治文化生态。周天子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至少名义上还有地位，像齐桓公都是尊王攘夷，挟天子令诸侯。春秋后期从本质上来说跟战国非常接近，这个时间段是一个过渡时期，前脚已经跨入了新时代，后脚还留在旧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战争跟前期战争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个的特征是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知道孔子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也不行了，就自大夫出；再其次，就像鲁国的阳货，是季氏手下的一个权臣，“陪臣执国命”，这对春秋的大多数国家是成立的，但南方地区跟中原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楚国、越国还是吴国，他们“自诸侯出”没问题，但是“自大夫出”的情况几乎没有。南方地区早就形成了专制的集权，所以楚王要杀伍子胥全家轻而易举。吴王夫差要杀伍子胥，也像碾死只蚂蚁一样容易，越王勾践把他的功臣文种给杀了，也很容易。什么时候范蠡、伍子胥能够掌握国家的政权？没有。春秋后期政治的重心，由黄河的中下游流域向长江、汉水淮河流域转移，所以吴国、越国、楚国的情况是跟中原地区不一样。这是南方地区的普遍特殊性。目前关注的人还相对比较少，这也是我写出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动机。
春秋时期，说白了是一个“大国争霸”的时代，是大家都在“争当老大”的时代。要当老大，就要“拉帮结派”，他们搞的是轴心政治，就像二战时德国和日本搞的轴心国那样抱团取暖。所以会有楚国都城被吴国军队攻陷后，申包胥跑到秦国痛哭7天7夜，最后秦国终于出兵救援的故事。实际上，秦国一定会出兵的，因为他们是“战略同盟关系”，楚国败了，秦国也会受到威胁，唇亡而齿寒。当然，我们都知道政治关系中有句名言，叫“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这个结盟情况也是有变化的，比如秦国跟晋国的“秦晋之好”，国家的政治利益决定了这种战略关系的调整和敌我关系的转换。所以说，当时的政治生态，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对于争霸的情况的演变有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春秋后期战争的新特色
战争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理路的变化。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是一个常识。春秋前期的战争跟西周的战争是高度相似的，都比较温和。雷海宗教授《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兵》里面讲到了一些情况，他认为春秋前期战争是贵族战争，原因有这么几条：
第一，春秋时的国家是西周分封延续下来的，大部分诸侯列强之间都是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兄弟之国”，周天子分封的国家诸侯之间是堂兄弟，都在五服之内，即使是出了五服他们也还是同宗；还有一种叫“甥舅之国”，外甥跟舅舅的关系，因为周朝的时候有一条规定，同姓不婚，否则会影响人口的增长。比如鲁国的国君姓姬，他娶王后要到齐国去娶王室之女，齐国王室姓姜，因为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那么王后生出来的孩子称呼齐国的国君要么是舅舅，要么是外公，他们大家都是有血亲关系的，这种血亲关系可以打架，但是不能往死里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春秋前期的战争比较温和，也因为当时的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国人”。当时有一条原则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国人”就是统治民族，住在城市里面，包括城市的郊区、乡都是国的一部分。“野人”就是被征服的民族，住在野外，是要服劳役、交地租、交田赋的。当时的“国人”都受过很好的贵族教育，就是六艺。这个六艺不是孔子以后的诗、书、礼、乐、春秋、周易，而是德智体美全人格的培养，“礼”“乐”当然是要学的，同时还要学“射”和“御”，“御”就是驾车。可能有人会问，驾车有什么好学？这与我们现在驾驶自动挡汽车完全不同，当时的道路坑坑洼洼的，轮子也不是橡胶做的，是木头做的，稍不小心就要翻车，而战车是战场上最主要的作战工具，相当于现代的坦克车，这两项都是军事技能。“书”就是写字，还有数学的“数”，作为贵族要会理财，像我们今天说的要会投资理财。这种六艺培养出来的贵族遵守礼乐文明里面的一条原则：讲诚信、守信用。关于这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宋国有两个贵族打起来了，决斗时有一个人先射了对方一箭，没射中。当他想射第二箭时，对方说你刚才射过箭了，现在应该轮到我了。这个人就同意了，结果人家一箭就把他射死了。现在还会有这么傻的人吗？可当时就是“一次为甚，其可再乎？”要讲信用，要光明正大。因此当时战争的一些礼乐的规定才能够延续下来。
第三，当时战争要“阵后侯战”或“成列而鼓”，并不是说贵族道德一定是这么高尚，而是当时战法决定的，武器的水平决定了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打仗。因为当时战争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打，平原地区战车不排好阵还真不好打，所以要“成列而鼓”。《尚书》里讲到武王牧野之战的前夜举行了誓师大会，誓师大会上宣布了相关的作战纪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走上6步，走上7步，就要停下来了，重新向右看齐，再接着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就是挥舞兵器砍4下、5下最多砍7下就要停下来，否则的话就乱了。有的人已经举起来了，有的人已经砍下去了，不整齐了，也就是当时笨拙的大方阵作战才会这样。“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大方阵要乱的话，很容易被人家打败。到了春秋后期，情况又变了。
第四，武器装备相对来说是比较陈旧的，是普通的弓箭，普通的戈，戈也叫作钩兵，能把人从车上像钓鱼一样钩下来。这些武器相对比较落后，杀伤力也不够大。这些原因决定了当时的战争观念、作战样式、军队编制和体制。《汉书·艺文志》里班固写道：“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说当汤武这样的人，带军队打仗不是为了争财宝或者人口和土地，而是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当然这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还说要“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要讲军礼的。中国最早的兵书不是《孙子兵法》，而是古《司马法》。但古《司马法》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已经散失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兵书是《孙子兵法》。这些军礼的情况在古《司马法》里都有体现。
但是春秋后期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多方面的原因组成的：
第一，军队的成分改变了，原来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现在战争太多了，没有那么多“国人”能够参加军队，而且他们也打烦了，就像清朝的八旗兵一样去遛鸟钓鱼了，不愿意再“玩”这个了，因此征兵向“野人”开放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精英教育已经被大众教育所取代了，这么多“野人”涌入了军队，他们没有系统的受过所谓的贵族的六艺教育，对贵族那套礼乐文明不感冒，这个东西就延续不下去了。
第二，血缘关系越来越淡薄，比如我跟我的堂兄弟还是有很多往来的，但是我的孩子跟我堂兄弟的孩子就很少往来了，再下一代可能根本不往来。周天子分封这么多年过去了，地域关系完全取代了血缘关系。原来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所以打仗会留一手，现在不留了，就会往死里打。
第三，战争的区域扩大了，原来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现在扩大到淮河、长江，甚至到浙江的钱塘江了。这些地方不像今天这样繁华，当时遍布沼泽地、河流和湖泊，战车在沼泽地里就陷进去了，派不上太大的用场，兵种就要改变了。原来是“坦克兵机械化部队”为主体的，现在要改成步兵了，步兵灵活性就强了，用不着要排好阵再打。
第四，更重要的是武器装备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弓箭，虽然可以有神箭手，但是一支军队里面真正优秀的射手有几个？就像现在的狙击手一样，不能代表所有的军队的人，一般人都射不准。弓箭射程有限，力气大的能射100米，力气小的顶多射50米。这就是为什么战车可以很悠哉悠哉地冲过来，因为你第一箭没有射中我的话，再想射第二箭，没有机会了，我的车已经从你身上碾压过去了。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武器叫做弩机，弩是改良型的弓箭，就像现代战场上的精确制导导弹似的。它有两个最大的优势，第一它有“望山”，就是瞄准器，射得准了；第二，弩可以两个人拉，可以手拉也可以脚踩，射程成倍提高了。所以原来贵族可以悠闲，但是我现在用不着到你50米再射了，200米开外就开始发射了，射不中你的人，还射不中你的马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马射中了车翻掉了，人也甩出去了，脖子或者手臂就断掉了，你这个贵族想高雅也高雅不起来了。
更要命的还有一条，观念也在改变。春秋前期的很多战争，像宋襄公的打得很讲礼貌，讲仁义，人家摆好阵他才去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那就败了，被人家嘲笑。贵族说凭什么我们老是做正人君子，小人玩阴谋诡计，总是得志，君子倒霉，他们也要改变。要改变怎么办？要战胜小人，就把自己变成小人。人要变好是很不容易的，“百年树人”，但是人如果要变坏，一个晚上就够了。一旦变成小人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最喜欢顾炎武先生《日知录》，卷12有一条叫“周末风俗之变”，他说春秋前期跟春秋后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春秋的时候大家都讲外交礼仪，讲究“文质彬彬”，见面还要念念《诗经》，要互派大使，打仗都讲军礼讲规则。而春秋后期就是小人受惠了，人人都有了功利心，讲信用这些东西都成了明日黄花，这是最大的变革。
也因此，我很关注春秋后期的战争。它跟前期的战争中间隔了一条鸿沟，前期是古《司马法》的时代，后期的战争是《孙子兵法》的时代，春秋之前的社会是贵族社会，春秋以后的社会是平民的社会。春秋后期这几场战争，一方面是为春秋画句号的，另外一方面也是为战国开新篇，这个新篇就是从争霸走向兼并。
吴楚战争、吴越战争都是晋楚争霸的“延长赛”
我觉得历史研究要注重两个概念，第一个是空间，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原核心的诸侯国跟中原边缘的国家情况完全不一样，是空间的范围；第二是时间，历史学是时空当中的学问。只单纯地讲吴楚战争或者吴越战争，可以很细节、很生动，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它的来龙去脉，草蛇灰线。
从战争的历史来看，春秋历史的整条主线或者说明线是晋楚争霸的历史，至少《春秋》《左传》《国语》里面给我们这么一个印象。《国语》里面《晋语》有九卷，《齐语》只有一卷，《越语》有上下，《吴语》也只有一卷，《楚语》有两卷，可以看出《晋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整个春秋历史，郑庄公揭开了春秋“王冠慢慢褪色”的序幕，晋文公他们上场以后，晋楚争霸是整个春秋历史主线。用今天的词汇说，晋楚两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晋楚争霸的标志性事件，我认为是三大战略决战：第一场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我们比较熟悉的“退避三舍”的故事就是这里发生的；第二场是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第三场是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这三仗打下来，晋国作为老大赢了两次，分别是第一次和第三次，楚国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打赢了第二次，总体来说晋国稍占上风，但它的优势不明显，双方处于一种相对僵持的状态。
在《左传》前面100多年里，根本没有吴国的影子，当时的吴国完全是个蛮荒之地。可是到了后期，江南地区开发出来了，吴国出了一个有名的国君叫寿梦，他带领吴国成为新兴崛起的国家，晋国看到机会来了，就派出流亡的楚国大夫申公巫臣代表晋国出使吴国。寿梦受宠若惊，小小的吴国居然让天下第一号老大看上。巫臣表示你们吴国发展，我们非常乐观其成，但是我想问，你们发展当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哪个国家？吴国说肯定是楚国，跟我抢汉水淮水这个地区，我们认为他也是晋国最大的敌人。巫臣说我们强强联手，把他给做了！寿梦当然愿意，然后款待使臣喝酒的时候，趁着酒兴给人家戴高帽子，使臣表示你们吴国很优秀，军队很能打仗，不过在我们看来，吴国的军队这个结构还可以改善，你们主要都是步兵，战车很少，现在是机械化的时代了。寿梦说是，但是我们也不会造战车，驾驶也没什么经验。巫臣说不要紧，我们带来了，赠送给你，你们可以仿制。打仗是要讲阵法的，你们也不要着急，我带来的军事顾问就留下来帮你们。
可以说，吴国是在晋国的一手操弄之下发展起来的。他也知道晋国要他干什么，就是在楚国背后捅刀子，使得楚国陷入一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的状态。正面要跟晋国抗衡，背后还有吴国捣乱。楚国对此很是恼火，想要报仇。楚国打晋国没把握，收拾吴国还是可以的，于是楚国如法炮制，拉拢南边更落后的、更野蛮的小国家越国，让吴国也陷入两面作战。
越王勾践之所以能打败吴王夫差靠谁？两个人，一个是范蠡，一个是文种。这两个人是越国人吗？不是，他们都是楚国人。范蠡是楚国宛城人，就是今天南阳人，文种是楚国的首都郢都人，就是今天江陵人，他们是客卿，是去帮越国去打吴国的。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没有好好厚待范蠡和文种，因为他们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范蠡是比较聪明的，看到苗头不对，带上美女西施做生意去了，三掷千金了。文种却觉得自己功劳大，值得高官厚禄，敬酒不吃吃罚酒，脑袋就被砍掉了。不是光是功高震主的问题，它还有复杂的“国际因素”在背后。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孙子兵法》的主角孙武，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孙武是从齐国跑到吴国的，理由是因为齐国内乱，田、鲍等四族作乱，他害怕祸及自己，所以要提前跑了。但是这个说法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我们知道孙子他最早是应该姓田的，他的爷爷是因为功劳大被齐景公赐姓孙氏，我们知道田氏家族在齐国的政治斗争当中是笑到最后的，是胜利者，他可以在大树底下乘凉，为什么要逃跑？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楚国和秦国是抱团的，齐国和晋国是抱团的，晋国跟齐国说了，我给吴国这么大的帮助，又是送“坦克”，又是送顾问的，你们齐国也不能坐享其成，你们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军事理论家吗？把他派过去。孙武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的，才能够说得通，这是很有意思的。
吴王阖闾跟孙武有一个对话叫《吴问》，就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里面出土的《孙子兵法》的佚文，里面吴王问的是现在晋国有六大家族来把持政权，六大家族互相掐，总是有失败的有胜利的。那么孙武先生，你认为先谁会先出局？孙武这么回答：范氏、中行氏先亡。接下来轮到谁？——接下来轮到智氏，再接下来轮到谁？——韩、魏为次。在孙武当时的猜测里面，最后的胜利者就是一家：赵氏。为什么吴王问晋国的情况？按道理他应该首先问齐国，孙武从齐国来的，齐国他最清楚。也不问楚国或者鲁国、郑国、宋国，偏偏问晋国，这是因为吴国和晋国是战略同盟关系。我作为同盟里面的小伙伴，就要看老大，看最后政治上谁得胜，要是押宝押错了，跟你同盟关系能不能维持？就成问题了，弄得不好他掉过头来打我了。
无论是吴楚战争还是吴越战争，说白了都是晋楚争霸战争中一系列战事的延长赛，这才是我说的好玩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晋楚争霸实际上影响了整个的春秋历史。吴越争霸有新的特色，但是这新的特色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孤零零的一种现象，背后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因素是有蛛丝马迹的。我认为历史的书可以写的通俗，读起来可以读得轻松，但是你的见解是要在研究基础上合乎历史的事实和合乎常识的逻辑需要的。
勾践身上反映出来的是人性的沦丧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九三年》有一句话：“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主角把那些保皇党送上绞刑架或者断头台，但是自己也是以死来报答保皇党，因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50年前我初中的时候读那个书的时候这一幕还是让我很感动的。
越王勾践的故事当然是胜利者的故事，也是我们浙江绍兴的一个骄傲。他的许多的事迹我们都知道，比如十年生计十年教训，比如说后人评价他的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等等，在吴越战争当中他笑到了最后。当然，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对越王勾践应该是肯定的，但是骨子里面我是不太认可勾践的。吴王夫差的悲剧在于什么地方？在于他实际上还是争霸的思维，他觉得应该取代齐国、晋国成为新的霸主，他就要这个名号，他很多的所作所为现在回头看来是不合时宜的。到了新时代了，他的思维还在旧时代。
争霸战争里面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关注、重视、甚至肯定的。比如当时战争有一个规则叫做“不加丧，不因凶”，人家办国丧的时候你不能去打。所以我们看到《左传》里面有记载，晋国军队出动去打齐国，走到半路上传来一条消息，说齐国的国君去世了，晋军的统帅部马上开会，不打了，回去了，他们遵循了军礼的这条传统。“不因凶”就是人家闹灾荒的时候，发生了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灾害的时候也不能打，不但不能打，还要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
所以晋国闹灾荒的时候，秦国还出动船只运粮食送过去，被称作“泛舟之役”。吴王夫差也是遵循传统的，越国闹灾荒的时候，越王勾践来借种子借粮食，他二话没说就借给人家，帮助越国度过了灾荒，这就是传统。但是风水轮流转，过了一年以后，轮到吴国的遭荒，他去问越国借，越王勾践太坏了，他不说不借，但是他借的种子是煮熟的，放到田里面根本不可能发芽。这比不借还要糟糕，不借的话，吴国大可以跟鲁国和齐国借，但是这么一来，吴国的农时完全被耽误了，所以我觉得勾践虽然是赢了，但是他做的事情太下流了，道德的底线全部突破了，游戏的规则全部打破了。悲哀的地方就在这里，这种不讲道德、不讲信义、突破底线的做法，最后赢了。一赢遮百丑，勾践成了歌颂对象，夫差反而成了被讽刺挖苦批判的对象，人心被教坏了，所以为什么我说《狂飙》高启强后面会变坏，是因为他《孙子兵法》读偏了。读孙子的时候要读《论语》，懂得做人的立场和道德，同时要读点《老子》，《老子》告诉你要放下，要豁达，要保持自己纯真，勿以外物所累，勿以物累形。要有点儒家的立场，有道家的境界，然后再学点《孙子兵法》的智慧，这样综合才是对的，但是很多人都是在剑走偏锋，既缺其一，不讲其二，走歪了。
为什么我对越王勾践如此不喜欢？因为他身上反映出来的，是人性的沦丧，这对中国后来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文化精神传承造成了很严重的后遗症。我们在肯定越王勾践那种坚定的意志的同时，也要适当地对他的负面的因素加以批判。当时越国生活的老百姓是很痛苦的，比如他们恋爱不自由，到了年龄必须结婚，不结婚就被分配结婚，而且有法律有规定，年龄大的男人不能娶年轻的姑娘，年龄大的女人不能嫁给年轻的男子。生育也不能自主，不允许把孩子拿掉。规定生男奖励两只狗、两只鸡，生女奖励两头猪、两只鸡等等。所以当时生活在越国的百姓是比较痛苦的，生活在吴国还是比较幸福的，但是幸福的国家最后被痛苦的国家给灭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也很有意思。
